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选择摒弃理论高于实践的过时教条，将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这一战略决策让中国开始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并且长期期望进入强国俱乐部。在经济领域，面对现实状况，诸多禁忌都被消除。而且1979年以来实施的改革，具有实用主义特色，粉碎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体系，不效仿特定的模式，而是来源于其他国家的经验以及中国自身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改革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革命激进主义时期，中国遭到孤立。但为制衡苏联的威胁，促使华盛顿和东京与中国建立了亲近关系。中国外交政策的急剧转变极大地影响了中美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战略背景突然改变，美国成为主要威胁。然而，美国的经济实力促使中国对美国采取缓和的实用主义政策，以保证改革的继续。90年代美国的注意力集中在俄罗斯身上，克林顿政府采取为双方所乐见的政策，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暂时缓和的机遇。地区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为改革的深入提供了条件，白宫的执政集团支持经济干预政策，并暂时放缓了对中国人权状况和言论自由的批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才正式获得了美国战略合作伙伴的地位，并且重创美国反华集团，从最惠国条款中获利。因此，2000年乔治•布什上台时，中国是美国不可回避的经济伙伴。由于美国新政府对中国的敌视态度，中美关系进入到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更大威胁的新时期。北京方面迫切需要保持20年来8%10%的年经济增长率，并为未来几十年确立了很高的目标。这不仅事关经济崛起，也关系到共产党的未来及其作为领导国家的单一政党的合法性。这种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之上。

正是在这样与美国相互不信任的背景之下，北京方面必须采取新的战略。新战略建立在与国际社会主要国家建立战略联盟以及经济扩张的基础之上。中国经济扩张的特点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和对国际经济领域越来越多的介入（收购外国公司，购买美国国库券，创立自由贸易区等等），以期从全球化中获益，并发展紧密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一经济战略的成功，有可能深刻动摇西方国家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甚至颠覆自由主义经济的基础。自由主义经济是建立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基础上，这对美国战略家而言是来之不易的。如今，中国的经济战略能够抑制国内的政治压力，以及竞争对手发起的旨在破坏中国稳定的种种行动。

西方阵营中，中国寄望的另一个主要经济实体自然是欧盟，不仅是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是希望欧盟的参与能够重新平衡已经被单极化的世界。由此，中国将有可能在国际决策机构中获得一个重量级盟友，从而催生建立在对话与合作基础上的“国际新秩序”。同时，欧洲摆脱美国赢得更大的独立自主，削弱了美国阵营，从而稳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法国对美国和英国出兵伊拉克的坚决反对，以及其对部分欧洲国家的影响力，隐约体现出欧盟在政治上与美国保持距离的能力。中国以一己之力不足以在联合国内部抗衡美国，但正如我们屡次看到的那样，尤其是在对伊拉克实施制裁的时期，中国能够联合俄罗斯与法国在安理会中封杀中国不赞成的美国提案。巴格达陷落美英军队之手后的几个月，法国表现出和解的态度，投票通过在伊拉克采取干涉行动的决议，这项决议赋予美国和英国在伊拉克过渡时期的管辖权，3年后，又延长了这一管辖权的期限。法国在美国主导的单极国际秩序中，享有代表缓和与理性力量的声誉。在伊拉克问题上，混乱困扰着欧盟内部，而缺乏共同外交政策以及在对美关系上的分歧，又导致了欧盟的力不从心。决定欧洲未来的全民公决在法国与荷兰遭遇的惨败，佐证了欧盟的急剧衰弱，这促使北京在美国面前放低了姿态。

现在，中国将欧盟视为重要但相对受限的经济伙伴。事实上，相较于大部分欧盟传统核心国家十分低迷的经济形势，中国市场及其发展潜力令人觊觎。2004年，欧盟已成为贸易额接近美国的中国贸易伙伴（中美贸易额为1477.3亿欧元，中欧贸易额为1461.2亿欧元）。欧盟越来越受困于这种关系。中国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4年享有788亿欧元的年贸易顺差，而这一数字在2000年不过是486亿欧元。2003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上升到226亿欧元。根据国际机构统计，中国和印度是最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地，而美国和欧盟则会强化他们的投资政策。因此，在中国的总体战略中，欧盟由“潜在的外交与战略盟友”的位置，过渡到“特殊经济伙伴”的地位。

为保障经济的持久发展，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为国际关系的稳定和平息危机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不断重申对于稳定的重视，其他强国毫无疑问都应该将中国外交政策中传达出的这一事实纳入到各自的战略中。具体来讲，尽可能透明地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将保障这种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增长。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对外开放使中国能够吸引外资并且大规模出口产品。这得益于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更加有利的经济环境。今后，其他经济体，尤其是西方国家，应该接受向中国资本敞开大门，而迈向这一新阶段则是颇为微妙的问题。诚然，这一进程刚刚起步不过几年时间，但取得了巨大飞跃。在这一方面，我们尤其观察到针对中国投资的强硬抵制行为，譬如，2005年中国一家国有集团（中海油）企图收购美国能源巨头优尼科(Unocal)而遭失败，或是近期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科技放弃收购美国网络设备厂商3Com的计划。总体来看，保护主义又被西方政治人物旧话重提，而中国恰恰成为保护主义的受害者。乔治•布什设置了旨在保护美国钢铁工业的关税壁垒，并且大幅提高农业补贴，2005年法国在处理达能集团被收购案件时的惯常做法，这些措施无疑在昭示，未来几年中保护主义倾向会不断加强，并且与一个更为高尚体面的潮流遥相呼应，即民族主义的强势回归以及民族认同运动的兴起。如果西方政府因为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实力，而认为有必要在经贸领域谨慎对待中国的话，那么只会周而复始地屈从于保护主义的政治倾向，尤其是在选举之前，企图为自己找到有说服力的替罪羊。

中国企图将外国公司置于其监管之下，特别是要监控“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领域，如能源和信息部门。这种做法与欧美保护主义的碰撞越来越激烈，并在威胁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事实上，西方人创立的自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活力照亮了西方世界——这一资本主义的中心，并向周边地区——发展中国家扩散，但却没有预见到形势逆转，发展中国家采取独立于西方利益的自主政策，投资西方市场和股市。然而，像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在过去几十年崛起的国家，无论是经济援助还是军事保护，都处于某种形式的美国的控制之下。在这一点上，中国向西方领导人提出了真正的挑战。他们将面对一个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其经济吸引力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中国能够摆脱美国的霸权并且越来越有可能扭转某些游戏规则。事实上，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卷入了一场改变游戏规则的真正的革命。中国崛起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堪与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海军的胜利相比，当时日本的这一胜利吹响了亚洲民族主义对抗殖民势力的号角。

如果中国志在推行新的国际秩序，目前并不具备相关手段，只能利用其经济和政治实力首先在地区范围内实现对于国际关系的构想。因此，中国的目标将是，通过防止危机来促进地区经济活力，并用构建地区性安全机制（包括东南亚、中亚及东北亚地区）的手段来吸引和取信于邻邦，从而逐渐摆脱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影响。中国这一战略首先建立在对邻邦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承诺，因为这一周边地区能够对中国的稳定造成主要威胁。苏联解体后，美国一直寻求巩固在亚洲的霸权地位并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并指使它的盟国在亚洲事务中阻挠中国的行动。在这一背景下，《与台湾关系法》具有尤为特殊的战略重要性，并且如同中日关系一样，被中美双方利用，成为争论的主题。由于对石油储量终将会枯竭的担忧，能源领域是国家间战略争夺的中心。如果华盛顿与北京方面处于敌对的轴心，两大强国之间的冲突是否就不可避免？这仍然是个问题。

摘自《中国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