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国外媒体蓄谋已久的“狂轰滥炸”。对于中国来说，这次奥运会是一次赌博，赌上了整个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也给经济和思想都在大步前进的中国带来了一次在国际大舞台上展示自己实力的机会。而中国人民是非常希望国际社会能够认识中国的发展和在过去30年中做出的牺牲，对于他们来说，能够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和建设成果也是很振奋人心的大事。在文化发展的浪潮下，中国朝着全新的方向前进，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保障人民的生活，继而达到目前的小康社会水平，同时还对世界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非常渴望国际社会对她有一个客观、真实的认识，而不是依然被深深地烙上苏联和美国冷战时期“政治集团”的印记，更确切地说这个烙印是由不同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背景所造成的，这一理论由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演说“文明冲突”提出。因为西方世界还不能用理智而客观的态度接受“中国崛起”，而这一现实也给欧洲和美洲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威胁。

于是，西方的媒体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就开始惴惴不安，他们展开了攻势，不断重复污蔑中国的阴险恐怖言论。而许多目睹中国实情的人（中国人民占了很大一部分），亲眼看到某些西方、政治及情报机构躲在黑暗的角落里，使用各种阴谋诡计来诬蔑中国，妄图达到减缓乃至阻止中国崛起的目的。西方一直利用“政治上正确”来干涉别国的很多领域，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而打击中国也演变成西方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记者关注的焦点。

“政治上正确”的思想能够一直占统治地位也是一种因循守旧的表现，人们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的发展，仍然对中国保持陈旧的看法。如今在伊斯兰教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这些国家既让西方国家得到好处又让他们担心。当然也有一些外国人想深入了解中国，对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但是他们通常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只有开放的媒体、杂志或多媒体课件，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增加电视台或媒体的收视率，媒体的负责人仅仅把一些能得到好处的信息放在了首位，例如火车晚点之类的消息成了他们津津乐道的“焦点”。而报章杂志为了“生存”，也只是报道那些消极的、负面的新闻以及政府的失误和个别人的错误。由于这些唯利是图的媒体，污染了西方国家民众的思想，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误会，这些西方媒体也没有很好地解析中国的发展和政治体制。如果有人挑剔中国还没有做到自由的民主政治，我要申辩的是，这仅仅是因为她特殊的历史背景。与之相反，苏联倒是彻底学习了“自由民主”，但是给他带来的只有快速解体。中国则抛弃了这些“政治集团”的条条框框，也不照搬接受西方社会的体制，她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和历史背景及传统相关的体制，这种体制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是激励中国发展的催化剂。而西方媒体则制造出这样一种假象：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西方不同，因此她对西方的发展也没有任何的积极作用。另外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体制改革将会带给中国人幸福。这两种观点从未达成共识，而且也越来越呈现一种对立状态。

基于这种背景，北京奥运会开始前媒体已经对中国发动进攻，并且在整个奥运期间也一直持续，为了快速达到“效果”，甚至还出现没有教养的不雅动作和言论。在2008年七八月间，有专业媒体评论：完全可以总结出从2007年还没有对中国进行攻击的媒体，这也充分揭露了西方一些媒体对中国的诬蔑诽谤。很多欧洲的日报也登出这样的标题：《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开始之前，就注定了她会失败》，而这一过分言论也被女演员米娅•法罗推到了顶点，她为了能在媒体中出名，不惜以一首《屠杀的奥林匹克》来哗众取宠。这一行为也大受那些西方政客的欢迎，更可恶的是居然将北京奥运会和1936年纳粹统治时期的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

面对那些对中国极尽毁谤的无赖媒体，也有反对的声音站出来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2008年1月7日，法国国家日报《世界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没有中国我们能生产什么？》的文章，作者首次发表“中国是福”的理论，并且提醒大家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肯定了中国政府在促进农村发展所做出的巨大的努力，同时指出“对抗极端不稳定中国”的言论是毫无根据的。但是这类文章并没有提高欧洲报章杂志的素质，他们还是大量刊登不利于中国的言论。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起，一些体育评论员也在公开散布一些尖酸刻薄的反华言论，攻击对象包括中国的领袖、经济体制和体育运动。“散布”这个词非常准确地暴露出这种恶意攻击，除了这些文章和一些名人的不良言论之外，还有一些无聊的市井词句也在繁殖蔓延。

在欧洲应当有一些能缓和这种诽谤中国体制言论的声音。事实上，欧洲国家和中国并不是敌对的，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媒体和议会都没有这么强烈的反对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都为中国古老而悠远的文化所深深吸引，也非常钦佩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通过无限的活力和勤奋刻苦所取得的经济飞跃。曾经提出过“古老的欧洲”一说的美国国务卿和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也对中国特有的古老文化怀有深深的敬意。欧洲人经常会有一些自发的运动，如“抵制美国”，这反映了欧洲人对自己原有传统文化及对基督教文化的喜爱和眷恋，这也是世界千百年来发展的印记。欧洲人讥讽美国人的文化通常会说：他们能称霸因为年轻。中国则不同，她和欧洲一样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二者之间，一定能够找到彼此政治和经济的融合点。欧洲的政治观点是比较分散的，通常还需要媒体来维护；而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政治体制给人一种很完美的感觉，她建立了一个新型的、非常有益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在2008年秋季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极力挽回金融家的利益，同时使国际社会折服于她28年来所树立的威信。我们也能看到，目前欧洲几乎每天都在“问询中国”，希望了解中国的发展和特色如何用于欧洲的发展和增长。

这是第一次，中国在自由经济体制出现失误的时候，开始以一种“最高救援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西方的领袖们（包括美国，他们不正是被中国的30年发展而折服吗？）也致电中国政府，希望他们伸出援手尽最大努力来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此时，西方的媒体又在叫嚣：中国的外汇储备根本不足。媒体散布这种流言意图减缓中国经济增长，然而却会直接导致西方经济的大灾难。简言之，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她不是简单的、像她在这两三年中自称的“世界工厂”，很可能在2013年，中国会超越经济已经呈现衰退状态的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一前景是很明显的，因为现在美国在制订未来计划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把形容和中国的关系与“交锋”这个字眼联系在一起。很自然的，这个预计中国未来实力的报告也引起了美国一些战略家的警觉，他们认为中国和美国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呈现一种对立和竞争的关系。为了支持他们的理论，他们对中国实施最大程度的“地缘政治”围堵，围绕中国采取不平等“战争”的策略，但是这种观念对今日的美国来说无异于自杀。两个国家在经济和金融上完全独立，美国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中国也备受冲击，毕竟在这两个超级经济大国之间一直存在着潜在竞争关系。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开始改变，他们之间已经在协商如何为对方提供一些特权或优惠政策，以期达到保持双方实力平衡的目标。如果中国有一个国际关系互动的意识，这对华盛顿来说是一个新情况，也必然会引起美国当局的注意，并制定与之相关的新的国际关系策略。目前，美国政府已经把中国放在一个协商者的位置上，并且附加了一个补充性的研究，同时也和欧盟达成了联盟，甚至和俄罗斯也有一些合作。过去只有民主或共和单极理念的美国正在逐渐向多极和多边方向发展。

新一届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在思想上更开放，也更有意识去缔造一个以欧洲国家为合作伙伴的平衡关系，以期达到控制管理国际上大的危机事件的目标。在目前这种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这是有利于中国的开放政策，但是也有人认为在奥巴马当选后，美国会更加动荡。当然，美国的对外政策也不会随政府的变革而改变，所谓的变化只是执行和公关的方式不同罢了。如果布什总统已经跨入美国历史上最可怜总统的行列，那么他的一些错误正逐渐被纠正：例如伊拉克战争和美国军事困境。当然他也有一些正确的领导路线，如用战争对抗恐怖主义、控制人口激增等。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奥巴马也是理想的美国总统候选人，毫无疑问他将成为稳定国际大局的好伙伴。中国将会在这一牢固联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像2008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危机，中国通过其外交地位帮助斡旋。而这次全球的动荡，世界已经逐渐在向多极化发展。对美国人和欧洲人来说，俄罗斯的普京已经有成为 “黑牲口”（喻指难以驾驭）的倾向，随之而来的则是“俄罗斯威胁论”，就像当初的“中国威胁论”。事实上，对于欧洲来说，俄罗斯是一个具有很高天然气储备且很有实力的近邻，欧盟国家或多或少地依赖她的能源，甚至她已经掌握了某些国家的能源命脉。从美国的角度看来，俄罗斯是一个战略上的竞争对手，有两个原因：一是她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二是她从苏联继承的军事实力。因为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实力也大大削弱，华盛顿很喜欢这一结果，并预测俄罗斯和美国之间会转化为从属关系，也意味着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俄罗斯）的战略经济合作，但是普京的发展方针是希望俄罗斯和美国能发展到接近“冷战”时期的关系。当然，这需要莫斯科恢复以前的实力且下定决心对抗美国的“同盟军”（这里是指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目前已经有很多的美国部队驻扎在黑海地区，这些部队主要是用来对付中亚地区恐怖势力的）。现在无论是对于美国还是欧洲，从平衡制约俄罗斯的角度，中国都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就像多米诺骨牌中最关键的那张牌，稍稍一动就会立即改变局面。

在2008年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北京夏季奥运会、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世界金融危机等，而中国在各种谣言诽谤如暴风雨袭来的时候，仍然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些事，拥有极其不凡的魅力，其国际地位也日益提高。中国改革开放30年里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从今以后，世界需要中国”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世界需要中国》，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0月21日。的共识。当然也有一些敌对势力在不停地诋毁中国，“揭发”中国的所谓缺点、社会矛盾及失误，但是中国也只是很谦卑的“一笑而过”。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并且取得如此高的国际地位，与其不断完善社会体制和扩大改革发展的范围是密不可分的。外界目光盯紧了中国的发展，不断地搜索、剖析和研究“中国的成功和困境”，想阻止中国发展。还有一些激进且令人不悦的诽谤，常常出自一些错误的宗教信仰，以及不了解中国情况的群体或个人、别有用心的机构所操控的媒体以及一些学术研究中心。不过中国也不会因为西方一成不变的偏见而感到沮丧，毕竟西方国家在14世纪就已经诞生了发展的思想，而中国发展的速度却是西方国家不能比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国家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他们制订的方针倒是对美国的发展很有利，而且基督教的文化底蕴也制约了欧洲发展的速度。宗教的愚昧使欧洲在14世纪后的500年里发展缓慢，欧洲的发展思想也备受排挤打击。现代的欧洲虽然基本认同美国霸权主义，但是责任感和良知使欧洲人逐渐放弃了支持美国的霸权主义。面对这些，中国表现得既宽容又张弛有度：她尽力维护国家利益，却没有很极端激进的民族主义；她很坦然地面对过去所遭受的苦难历程（尤其是19世纪所经历的）；她制定执行的是“和平崛起”政策，尽最大努力促进多国和平会谈、国际的和睦，同时也不干涉他国内政等。中国利于国际社会的发展的特质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的重要“决策者”。

 摘自《中国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