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和20世纪的历史使中国人意识到他们几千年来政治体制的陈旧、技术上的落后、过时的观念，总之迫切需要冷静下来重新思考。各种尝试在两种极端间徘徊，一是伴随着义和团起义彻底地用暴力拒绝外国的一切事物，另一个是彻底地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推翻封建王朝，譬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那些受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支持的革命家们，要求结束这些可悲的恶习并重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这是19世纪中期以来第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

毛泽东形容美国及其盟国为“纸老虎”，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想。在分析了德国纳粹、俄国沙皇和日本幕府灭亡的例子后，他预言美帝国主义也必将走向衰落，尽管美国拥有核霸权毛泽东1958年12月在武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做出这种分析的根据是“全世界人民”的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力量”在与“帝国主义力量”的较量中取得的胜利。但是除了抗美援朝以外，他并没有在中美之间掀起直接的无法回避的对抗。

事实上，抗美援朝是中美军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正面交锋，中国军队自称为“志愿军”，目的是避免中美冲突达到顶峰。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是希望和平的，但同时也严正宣告：“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决心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实际上北京当时认为美国直接威胁到了新生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利益，因为美国的庞大军事力量持久地驻扎在朝鲜半岛上，并把他们的军队部署到中国边境上。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考虑使100万士兵复员，这些军人帮助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而维持这样一支军队将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但是，由于此时中国卷入了战争，这一进程被明显推迟了。与美国的直接对抗使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长期处于决裂状态，这是北京极力想避免的玛丽•克莱尔•贝尔日尔，阿尔芒•格兰著：《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巴黎，1987年版，第16页。。尽管中国一直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但直到1973年，中国的武装力量再也没有与美军发生直接的冲突。由于地理上的邻近，中国和苏联的不和带来的威胁更加直接，中国的领导人寻求与华盛顿达成谅解。这种努力最终促成了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北京历史性的访问，以及随后在1979年1月1日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

由于意识到了她在军事、经济及战略上的弱小，在19491979年之间，中国不失时机地努力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首先是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联合，旨在对抗美国。美国在技术和军事上的优势直接威胁到了中国在亚洲的根本利益。随后，中国又与美国结盟以便对抗苏联，苏联20世纪60年代末奉行的包围战略、越南与苏联的关系日益亲密，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忧虑。在10年的时间里，在与莫斯科决裂和与美国结成紧密关系之时，由于缺少可靠的盟友，中国被置于了一个十分微妙的境地。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加速了核武器的研制，并在1964年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中国选择了保持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力量，来回应她在国际上的孤立，并抵御可能遭到的威胁。

随着1978年经济改革的实施，国际力量的对比和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地位已经大不一样了。经济发展超越了意识形态，邓小平希望通过改革实现富国强兵。这一理想使中国的很多作家想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的屈辱历史。

在“四人帮”倒台后紧接着上任的中国领导人意识到，30年来中国和她的伙伴及对手之间积累了巨大差距。1977年的中国，不再是激进的意识形态统治一切，数百万男人和女人开始把全部的人生都投入到了对理想的追求中。当时人们正在清算旧账，党内正在进行路线斗争。数百万知识青年曾被下放到农村，他们把大部分的精力贡献在那里，他们是在党的要求下到农村去学习生产技能。中国应该重新站起来，开始工作并忘记“猫的颜色”，中国人民从50年代以来所遭受的痛苦在19661976年之间达到了顶峰。现在这些痛苦结束了，经济发展上升为国家长期的工作重点。邓小平著名的口号“发家致富”给中国注入了强大动力，使她摆脱了过去那些意识形态上的束缚，并走上了一条发展的道路，这可以使人民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达到韩国或葡萄牙的生活水平。尽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大幅超过了这两个国家很长时间（2004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0060亿美元，葡萄牙1683亿美元，韩国6797亿美元）。但由于人口众多，中国距离这个目标仍然还很遥远（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不多是这两个国家的十分之一）。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全国范围内的分配，还停留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应该在微观经济上的层面上实现再分配。

摘自《中国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