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漱溟一行返抵洛阳，结束了华北华东战区的巡视。稍事休息，于10月3日飞抵成都。梁漱溟之所以急于赶回四川，主要是准备尽快将自己沿途所见所想向国共两党及“第三方面”谈谈，希望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所谓“第三方面”，主要是指国共两大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至无党无派的人物。梁漱溟自己也属于这个“第三方面”，平素往还最熟的也都在此中，因而梁漱溟回到成都最先与“第三方面”的朋友交换意见。此时在成都的“第三方面”人士有黄炎培、晏阳初、李璜等，于是与他们连续聚会有所商谈。梁漱溟向他们大致报告巡视中所见党派问题的严重情形，认为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非想解决办法不可。“第三方面”于此无所逃责，而零零散散，谁也尽不上力量，故而梁漱溟在谈话中流露出“第三方面”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努力的意思，事实上已有建立新党派以与国共相抗衡、相制约的想法。黄炎培、晏阳初、李璜等人对此都十分赞成，相约到重庆再多找些朋友商量。
“第三方面”许多朋友对于梁漱溟所说的“第三者”的联合，也是心仪已久，早有此意，不待梁漱溟积极发动，“第三方面”已在洽商中。经彼此聚议好多次后，一面确定这一组织的名称为“统一建国同志会”，一面确定由救国会的章乃器、青年党的左舜生等人负责汇集各方面的意见，起草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简章和信约等文件，最后由梁漱溟、沈钧儒等人负责审查和定稿。
1939年11月23日，国社党罗隆基、罗文干、胡石青，青年党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第三党章伯钧、丘哲，职教社黄炎培、江问渔、冷遹，乡村建设派梁漱溟，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以及无党派所属张澜、光升等，在重庆青年会餐厅集会，通过了简章和信约，初步建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组织系统。
统一建国同志会虽然是以个人身份组成的带有俱乐部性质的团体，但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下，这显然有另立山头的嫌疑。为了取得国民党方面的谅解和认可，他们决定将“信约十二条”请王世杰、张群二人代为转呈最高当局，并推定梁漱溟和黄炎培二人代表同人面见蒋介石，陈说一切。
11月29日，梁漱溟如约与蒋介石见面，此时黄炎培因公赴泸州未回，只有王世杰、张群二人陪坐。梁漱溟向蒋介石说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动机，主要是党派冲突问题的刺激，其性质为“第三方面”的组织，其功能将在国共两方外说些公道话，其目的是求大局好转。这样于大局无损，于政府有利，希望蒋介石能够容忍和承认这一组织。
此前，蒋介石听过王世杰、张群的介绍和报告，故而在梁漱溟当面解释后，他对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并没有过分非难，当即表示谅许。
12月间，统一建国同志会准备出版刊物，集资若干，推余家菊为主编，又指定同人撰稿。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并没有出版，但从此后聚会不断，成为国共之外各党派人士名副其实的“第三方面”联合体。
到了1940年4月初国民参政会举行一届五次会议时，统一建国同志会准备作共同提案，将当时他们自己认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分由几个人负责起草，然后由大家讨论，修正完善，再向大会提出。梁漱溟分担起草的是关于当时党派冲突问题的提案，标题为《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
这份建议案原为梁漱溟接受统一建国同志会委托而起草的，然写出后意见互有出入，梁漱溟遂决定作为个人提案，愿联署者联署，只是许多人担心因此而惹是非，不敢签名。最后只有几个与梁漱溟很熟的人如黄炎培、冷遹、江问渔、张君劢等人签名。黄炎培还劝梁漱溟不要贸然将此案提出，而应先请示蒋介石，至少应先向秘书长王世杰加以说明，免生误会。然而梁漱溟并没有听从黄炎培的劝说，加上联署人数凑足二十，大会提案将近截止日期，来不及向蒋介石、王世杰请示说明，就径送大会。
对国共两党各打五十大板的提案，显然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反感，至少是不快。因此，国民党方面的参政员在见到梁漱溟这个提案后最初反应是要取消此案，继则改提强调军纪军令的提案。最后由王世杰面请蒋介石指示，他认为此为军令军纪问题而非党派问题，军令军纪是不能有讨论余地的，然而参政员若愿意加以研究，也未尝不可，最后政府则自有权衡。
蒋介石的指示由黄炎培向梁漱溟转达，并明确向他暗示，提案可以修正通过，为减少麻烦，希望他不必发言，以免引起争论。黄炎培又向梁漱溟建议，在审查此案时减少手续，照章通过。于是在审查会上，黄炎培任主席，第一省略宣读，第二省略说明。然后主席又说，原提案用意甚好，可否毋庸多讨论？大家表示赞成，举手通过。于是一个大案，不到两分钟便办妥了。事情不算不顺利，而梁漱溟想造成舆论空气的初意则未达到。
统一建国同志会经过这次参政会的考验，看来并不理想，关键是统一建国同志会仅为一松散联盟，没有内在约束力，因此不可能起到团结一致的目的。于是，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后，统一建国同志会渐渐解体，加上稍后持续的大轰炸，重庆不能住，大家纷纷离开重庆，诸同人一度失去联系。
1940年12月23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名单正式公布。这个名单在总额上虽有所扩充，然而对上届在选的非国民党人士或敢言之士如章伯钧、陶行知、沈钧儒等反被排斥在外，所增加的则多是国民党内的人。
梁漱溟仍在这个名单上，但当他在第二天早上看到报纸上发布的这个名单后，他由先前对国民党的略感失望而变得更加失望。他认为，国民参政会只不过是一个战时民意机关，形同虚设，若多罗致几个非国民党人物，在国民政府至少也可装点门面。而执政的国民党偏偏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使大量党内闲人挤进来吃闲饭，真算没出息到了家。这不能不让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的梁漱溟深深失望。
郁闷中梁漱溟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重庆新村四号张君劢的住处，遂进去与张君劢就此事交换看法。稍后，黄炎培、左舜生也先后到来。在对新公布的参政员名单问题上，他们似乎有着共同的感觉与看法。四人相谈，感慨颇深，自晨至暮，讨论整日。
当梁漱溟等人正在会商时，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等人也正向各方建议组织“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于是梁漱溟、张君劢、黄炎培、左舜生第二天上午在张君劢家继续昨日的讨论，有了大致眉目后，遂于午后约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周恩来到章伯钧家继续会商。27日，黄炎培又约冷遹、江问渔一同参加讨论。梁漱溟根据谈话记录，提议将拟建的组织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此次谈话已届年底，他们各人有各人的事情，于是相约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暂不活动，待来年三月他们回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时再说。
在梁漱溟、张君劢等人都离开重庆的那些日子里，皖南事变于1941年初发生，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被害，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
1941年1月31日，梁漱溟从乡下赶回重庆，原本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成立等问题与各方面磋商，然而由于皖南事变发生，遂使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备工作只能与调解国共斗争的活动穿插进行，积极与各党派洽商调解办法。而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预定于3月1日召开，中共希望在会前对皖南事变能够有一个“说法”，而国民党希望将这些问题一并提到会上讨论和解决。国共关于皖南事变善后的斗争，将关系到国民参政会能否举行。
2月15日，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七位参政员致电参政会秘书处，重申中共关于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表示在政府未予采纳，未予裁夺前，他们七位参政员“碍难出席”。形势紧张，梁漱溟等“第三方面”的人士自然无法坐视。
连日奔走，各方面提出了不少建议，但根本不见成效。2月22日，梁漱溟和张君劢、罗隆基、左舜生等集会商谈，期望再以“第三者”立场进行劝说，推定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三人负责起草意见，作为向双方说话的依据。当晚，他们三人交换意见，并委托梁漱溟执笔。23日晚，梁漱溟起草四条意见。
梁漱溟写好后，通知各位于翌日下午三时集会，大家看了觉得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便以年齿为序签名。
25日，梁漱溟等约与周恩来、董必武面谈，开诚布公交换意见。周恩来谈话要点可分两层：第一层表示极欢迎“第三者”出来说话，中共愿与“第三者”共同推进民主，可以将自己的事加倍让步；第二层表示“第三方面”提出的四条主张甚好，若得当局接受，则中共出席参政会，亦即不成问题。
27日上午，蒋介石指定与黄炎培、张君劢、张澜、诸辅成、沈钧儒、左舜生见面相谈，诸位除了向蒋介石面呈梁漱溟手书的那四条外，又加了口头说明。
蒋介石表示接受梁漱溟等“第三方面”的建议。至于中共参政员出席问题，则嘱梁漱溟等人去劝说。
从蒋介石官邸退出后，梁漱溟等人将蒋介石的谈话大意即刻转告周恩来、董必武，请他们撤回不肯出席的通知书。周恩来、董必武允致电延安请示。
第二天，梁漱溟等人再见蒋介石，即以昨晚周恩来已致电延安为告。蒋介石表示：明天中共代表出席，即当按每个党派都有一人参加主席团的原则，推选周恩来为主席团成员；如其不出席，则是他们不惜以国内裂痕暴露于外，唯有根本决裂。蒋介石请梁漱溟等将此意尽快转告周恩来。
蒋介石的态度对“第三方面”震动很大，那时只剩半天工夫，时间非常仓促，梁漱溟同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诸人顾不得吃饭，立即前往曾家岩五十号，向周恩来等人转达蒋介石的话，并表达“第三方面”的期望和要求。周恩来说必须得到延安的指示方能确定，据他估计，延安的答复最迟在当天夜里。
是日夜，梁漱溟等人聚集在张君劢家，静候周恩来的消息。不料坐候一夜，屡次用电话询问，到底不得复音。
3月1日晨，周恩来、董必武二位匆匆赶来，向梁漱溟、黄炎培等人解释因电台发生障碍，收不到延安电报，仍不便出席将要开幕的参政会。
开会时间将到，蒋介石用电话通知黄炎培，嘱代表他再次敦劝董必武、邓颖超两参政员迅即出席。有了蒋介石的通知，梁漱溟、黄炎培只得再跑去劝说。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称没有中共中央命令，个人不便自主。
梁漱溟、黄炎培等人赶到浮屠关国民大会堂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会场，将此信回复蒋介石，并代为解释，说他们只因电令未到，不好出席，非有他意。蒋介石闻言当即表示可以等待他们一天，改在第二天举行。
翌日黎明，梁漱溟、黄炎培又用电话询问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他们，延安的电报来了，但并不是单纯的出席，而是提出新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
一、在全国范围立即停止向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进攻；
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迫害，承认中共及各党派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各地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
三、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的一切迫害；
四、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
五、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
六、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
七、于十八集团军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辖有六个军；
八、释放叶挺，回任军职；
九、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
十、退还皖南所有被获枪支；
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
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
董必武、邓颖超随“十二条”致函参政会，表示此十二条如蒙采纳，他们届时必可报到出席。
中共新十二条无疑是个难题，3月2日中午，梁漱溟与一些朋友商决他们今后将如何协调行动。梁漱溟表示对中共新“十二条”实在不愿讨论，逐条磋商必致延过参政会期，要当局一口答应，也断无可能。梁漱溟建议“第三方面”向中共提出“三原则”：
一、原提第十二条，已成过去，不必再议；
二、原提第十一条，似相当于“第三方面”所主张的那个各党派联合的委员会，请按照“第三方面”所提的四条继续进行商量；
三、自第一至第十各条都暂不讨论，待那个委员会成立时，交委员会裁决。
梁漱溟自认为他的“三原则”在国共两党异中求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即集中到一个委员会问题。至于委员会如何组织，梁漱溟建议请周恩来和张群直接见面商谈，再加上张君劢、左舜生共四人商洽起草。得出草案，即请蒋介石核定，一经核准，即可一面成立委员会，一面让中共方面出席。
“第三方面”对梁漱溟的新建议都很消极，不愿采纳。结论是梁漱溟可以个人单独进行，不与大家相关。
3月4日，梁漱溟与张群相谈甚畅，但提请他与周恩来直接商谈委员会时，张群却说且待请示蒋介石后再说。
翌日晨，梁漱溟往访张君劢，恰与张群相遇。张群告诉梁漱溟说，今晚蒋介石在嘉陵宾馆招待全体参政员，他也被邀陪坐，届时定可答复。而在张群走了后，张君劢竭力劝说梁漱溟不必等张群的消息，尽可先访周恩来。梁漱溟也认为与周恩来谈谈并无碍，于是就去拜访周恩来，只是未谈眼前具体的事情，而从根本大端有所讨论，如军队统一于国家等。晚上，嘉陵宾馆散席后，张群把梁漱溟叫到一旁，问梁漱溟曾否进行，若未进行，过了明天再说。梁漱溟转问何故。张群答道：蒋介石将于明天代表国民政府向参政会宣布关于共产党的事，并希望参政会对此问题有所表示。
梁漱溟闻言，急忙找张君劢商量办法。梁漱溟说，不知蒋介石明天将做何种宣布，又不知要参政会做何种表示。假如双方洽商好，而以领袖宣布，参政会表示，做一转圜文章，最妙。否则，多一次宣布，即加重一层痕迹，更难转圜。基于这样的担忧，梁漱溟表示愿尽今夜再做一次努力，并请张君劢约张群明早等候他的消息，希望在蒋介石明天下午出席参政大会前，能够洽商一个结果。
张君劢答应了梁漱溟的请求，梁漱溟即刻往访周恩来倾谈，当夜宿于那里。
梁漱溟诚恳爽直地向周恩来说出这样两层紧要意思：
一、当局决定明日做一宣布；
二、最好集中到一个委员会问题来商量。
听了梁漱溟的介绍，周恩来予以答复。
周恩来的答复有理有据，梁漱溟也不便再说什么，他只得照周恩来的话，第二天据实转告张群，张群表示且待过了下午再商议。
这天下午，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对参政会宣布“共产党事件”，词义严重，谴责中共自抗战以来屡次破坏军令政令。
蒋介石的宣布使国共两党的关系陷入抗战以来所未有的低谷，彼此一往一复文章愈多，彼此间的距离愈远，问题愈扯愈多。梁漱溟适有自己的事待办，也就离开重庆回到四川璧山来凤驿乡间。
3月10日，梁漱溟从乡下赶回重庆，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已经结束，但问题丝毫没有解决。梁漱溟与张澜于是日夜又找到张群，仍提出成立委员会的事。梁漱溟对张群说：我梁漱溟为国民党打算，认为那个委员会应当赶快成立才好。
3月14日，周恩来应邀同蒋介石谈话。周恩来提出新四军事件等问题，并要求蒋介石能够按照中共十二条要求处理相关问题。
周恩来与蒋介石见面对梁漱溟等是很大鼓舞，因为很久以来，周恩来屡次求见蒋介石皆不可得。梁漱溟等人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消息，因为见面总比不见面好，谈谈总比不谈好，国共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此开始出现缓和迹象。
国共关系的缓和给梁漱溟等中间派人士很大的鼓舞，使他们觉得更应该利用关系缓和的契机将先前提出的那个委员会组织起来，因为从比较长远的观点看，大局问题的解决，仍有待于那个委员会。
20日中午，蒋介石设宴招待参政会全体驻会委员二十五人。饭罢，蒋介石留梁漱溟、黄炎培、褚辅成、张君劢、左舜生五人细谈。梁漱溟等人仍向蒋介石请求组织特别委员会。蒋介石又问梁漱溟等人若未曾与中共方面谈过，可即前往商谈，听听他们的意见，争取能够将这个委员会组织起来。
22日，黄炎培等先至曾家岩五十号拜晤周恩来、董必武，并同至张君劢家，与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一起商量组织委员会事。
谈话中，周恩来着重强调的只有一点，就是反对以此委员会隶属参政会，坚决主张委员会须在参政会之外。讨论结果是请周恩来致电延安请示意见后再做讨论。
27日，周恩来、董必武与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会面商谈，周恩来转达了中共中央对组织各党派委员会的主张共有七点，其中大问题有二：
一、反对此委员会隶属参政会；
二、主张此委员会定名为各党派联合委员会。
梁漱溟等人听后均有难色，认为周恩来提出的建议根本无需向蒋介石提出，蒋介石决不同意。此事殆无成功之望，只好结束。近四十日的奔走，至此宣告停顿。
29日一大早，梁漱溟即离开重庆，去桂林了。
长达四十天的调停终于被迫结束，梁漱溟愈加感到“第三方面”赤手空拳去劝说实在太难了，他们先前谋划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计划再次提上日程，期望建立一个能与国共两党鼎立的政党，以此加强他们调解国共冲突、解决国内政治危机的筹码。
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想法产生于1940年12月24日，其背景是国民政府公布第二届参政员名单不太合乎“第三方面”的要求，使他们觉得有必要改变先前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松散状态，将“第三方面”的力量整合成一个政党，加强他们在国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后因皖南事变的突然发生，国共冲突加剧，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备工作，只能与他们调解国共争执的活动穿插进行。
1941年2月25日，梁漱溟、左舜生、黄炎培、李璜、江问渔、罗隆基、罗文干、张澜、冷遹等在张君劢住所举行第一次集会，商谈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具体办法。稍后，他们因集中精力调解国共冲突，暂时中断了同盟筹备工作。
3月12日，梁漱溟、黄炎培等人又在张君劢住所讨论一次，定执行委员十三人，常务委员五人，并推黄炎培为主席。13日，梁漱溟等人继续讨论相关问题，通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十二条》。
参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早讨论的人员并不多，而且相互约定在最初阶段秘密进行。
18日，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同人继续讨论，黄炎培提议在民主政团同盟各项工作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可先发表同人对时局的主张。于是大家又就梁漱溟起草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言》加以修改补充。
第二天，即1941年3月19日下午，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梁漱溟等十三人到会，会议通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及对时局的主张，并成立中央领导机构，推举张澜、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梁漱溟、李璜、章伯钧、罗隆基、江问渔、冷遹、杨赓陶、丘哲、林可玑等十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商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梁漱溟、章伯钧五人为民盟中央常委，黄炎培为常委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
救国会的沈钧儒本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最早创议人之一，但因部分发起人认为沈钧儒及救国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太密切，建议沈钧儒暂时不要加入，以免引起国民党的激烈反对。
次日，举行一次常委会议，至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算是正式成立。
同盟的筹备及成立一直极为机密，但在成立的第二天即为国民党当局所察觉。3月21日，蒋介石在餐桌上当众责问张群，张群立即用电话询问张君劢，张君劢矢口否认。次日，张群亲访张君劢，适张君劢外出，张群便对张君劢之弟张嘉璈称，政府已探得《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言》全文，又知有“纲领十二条”而未得其文，且指出每次聚议地点在何处。
张君劢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向黄炎培、梁漱溟等人通报，他们一致认为，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事暂时仍不能公开。经过一番自圆其说的解释，国民党方面也暂时停止了追问。
政府虽然不再迫问，但在同盟内部由于各系势力的利益关系，在同盟的指导思想、办盟原则等方面却发生很大分歧，并对后来的工作产生相当大影响。
按照同盟筹备之初既定计划，他们将在香港创办一份同盟机关报，内定由宣传部长罗隆基主持。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在同盟成立后，罗隆基并未能及时去香港，而委托梁漱溟以中央常委的身份去香港创办报纸，主持言论，宣传民盟主张，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并同时决定黄炎培、张君劢、罗隆基等人尽快赴香港协助梁漱溟。
离开重庆前，梁漱溟于1941年3月18日专程到曾家岩五十号，通报将去香港的计划，希望得到中共谅解和帮助。周恩来对梁漱溟香港之行深表关切，叮嘱他到港后即找中共在那里的负责人廖承志，有什么困难可就近请廖承志帮助解决。
5月20日，梁漱溟只身乘飞机离开桂林前往香港，随行没带一个人，李济深的长子李沛文驾车到机场迎接，并安排先暂住于李家。后迁往香港大学教授许地山家中，许地山历任北大、清华、燕大教授，也是研究印度哲学专家，很早就与梁漱溟相识。然而不幸的是，由于积劳成疾，许地山于1941年8月4日心脏病复发逝世。梁漱溟不得不另觅栖身之处。几经迁移，梁漱溟租到一座楼房中的一个小房间，以此作为报社社址和宿舍，室内只能摆一张办公桌和一张折叠床。
梁漱溟去香港没有带人，所有的办报班子都是到港后筹组的。8月，梁漱溟接到重庆的民盟同人的信，决定由他任报社社长，经理则由梁漱溟推荐萨空了担任。其余编辑人员等，多靠金仲华等人介绍，总编辑是俞颂华，负责新闻版的是羊枣，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报人。
经过三个多月紧张筹备，民盟的报纸《光明报》终于在“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日出版。
国民党对梁漱溟的行踪及《光明报》的创办早有察觉，他们不能容忍“第三方面”以独立姿态出现，曾派立法院副院长刘维炽赶到香港，企图阻止梁漱溟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名义办报。无奈刘维炽还是晚了一步，待他赶到香港时，梁漱溟已办完所有注册手续，并交纳押金，请好了律师，已算是合法报刊，便不能由港英当局任意取缔了。
刘维炽当然不愿就此罢休，他利用各种关系四处活动，唆使港英当局新闻检查机关对《光明报》多方刁难。为了避免或减少麻烦，梁漱溟在报纸创办前听从朋友们的劝告，破天荒地购买一些礼品，十分勉强地去拜访新闻检查机关的负责人。
东西送了，话也说了，然而等到报纸出版的那一天，这位新闻检查机关的负责人仍然给《光明报》第一天的报纸开了“天窗”，而且是在发刊词上。梁漱溟前去交涉，这位负责人解释道，这是奉命行事，因为上面有交代。
对外斗争还好说，而同盟内部的纷争最可恨，也更令人心寒和心烦。梁漱溟在香港办报的这段时间，是一生中精神上感受烦恼痛苦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
梁漱溟在艰难困苦中总算把《光明报》创办起来并维持着，在一个时期内使《光明报》成为海内外注目的有影响的报纸。
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12月7日晨，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损失惨重，促使美国举国一致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梁漱溟只好冒着极大危险偷渡回到内地，结束了他在香港主持民盟言论的工作。
抗战胜利，国共和谈，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梁漱溟也觉得自己几年来奔走国事的努力可以告一段落，于是决定离开现实政治稍远一步，而潜心于中国文化研究，以期在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方面有所贡献。无奈，政协会议后不久，国共冲突再起，梁漱溟不得不再次介入现实政治，接任民盟秘书长，为国内和平做了大量有益工作，然而也为其后半生的遭遇埋下一个重要伏笔。
国共双方凭借武力是边谈边打，而第三方面费尽心机调解其实是没有用处。到了1946年10月，中共和谈代表周恩来不再相信与蒋介石谈判还有什么用处，而梁漱溟等第三方面人物也几近彻底失望。在这种情势下，梁漱溟等为了宽慰中共方面，于10月26日向周恩来表示：第三方面今后将和中共加强合作，如有什么重要主张和行动，必先和中共协商，并征得同意，以防止蒋介石利用“第三方面”的名义，欺骗人民。
鉴于当时的情况，梁漱溟等人觉得为和平奔走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急于寻一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然而梁漱溟们太自信了，太自负了，他们竟然以为自己是“第三方面”大公无私，客观公正，因而将国共双方已有的方案都抛弃，都不算数，由他们第三方面另提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一是把国民党所作所为尽量纳入政协轨道，一是要国共双方在利害所关的问题上互相让步。于是，在交通银行会议室里，梁漱溟向“第三方面”同仁大肆发挥这个原则，同仁大致能够理解他的心情。然而，当梁漱溟提出国共双方已有方案都不算数时，这些同仁还是感到担心，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幻想。
同仁的反对使梁漱溟很烦躁，他马上反问道：那怎样办，你们说怎样办？当然谁也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梁漱溟继续坚决地说：到了现在，我们只有用“第三方面”的力量来压服不肯接受折中方案的任何一方。我们“第三方面”的作用就在这里。要不然，我们就只好撒手不干。他说这些话时，的确有急躁情绪，并且以掌拍桌，态度十分坚决。大家既然拿不出主意，只好请他拟出方案，再来讨论。
根据国共双方已有方案不算数的原则，梁漱溟另起炉灶，很快拟出了一个新方案，共三条：
一、国共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驻地一律停战，由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的办法。双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统编方案办理，其驻地分配问题亦由三人小组议定；
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的规定解决。其有争议的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
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关于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草修正案。
梁漱溟解释说，第一条、第二条实际上是折中国共两方，关内关外一律停战，关内关外一律看待。他认为，这个方案“大公至正”，一定会为国共双方乐于接受。于是，同仁匆忙讨论后即清缮三份，由“第三方面”的主要人物签名后分送国共两方及马歇尔。
殊不知梁漱溟这一所谓“大公至正”的方案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国民党刚从一连串的攻势中抢占了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就地停战等于承认这些既成事实，显然这个方案只对国民党有利。
给国民党的一份由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三人送交孙科，孙科、王世杰、陈诚等人立即对这个方案进行了研究。给中共的一份由梁漱溟、莫德惠、李璜三人到梅园新村面交周恩来，并由梁漱溟分条解释。梁漱溟首先声明，这是最后的折中方案，言下之意，国共双方必须接受。不料当他刚讲到“就现驻地一律停战”这一条时，周恩来脸色骤变，以手势制止梁漱溟不用再往下讲了。
周恩来取出25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上记录有中共与民盟相约，在以后有新的打算时要互相通知关照的话。周恩来追问为什么不事先关照一下。
梁漱溟想起前约，自知理短，简直是茫然不知所措，幸而李璜、莫德惠二人连忙建议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来。李璜并向梁漱溟表示，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梁漱溟连忙乘车把黄炎培、章伯钧和罗隆基三位找到梅园新村商量，大家一致决定将已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并立刻分头赶去。
经过一些波折，送出的文件全部取回了，一场虚惊至此结束。他们四人转眼间一起直奔梅园，将取回的文件原件统统送给周恩来过目，并声明作废。
此后，罗隆基等人又立即离开梅园，乘车跑到马歇尔的寓所。当他们赶到时，马歇尔因事外出未回，文件还未拆阅，他们便从秘书那里比较容易地将尚未拆封的文件原件拿回来。梁漱溟如释重负，感谢李璜不已。因为青年党此时已偏附国民党，如果他执意不肯收回原件，弄成僵局，那么梁漱溟等人就更不知如何是好了。
经过这一幕戏剧性险情，事情虽没有闹大，但“第三方面”调解人的资格与作用却完全失掉了。蒋介石27日由台湾飞回上海，翌日回南京，29日上午9时约莫德惠、缪云台、黄炎培等“第三方面”人士谈话，表示自己也不能接受这个折中方案。
梁漱溟原以为“大公至正”的最后方案，不仅不能为国共双方所接受，而且险些弄成大错。不过他后来再三声明，就方案本身，他并非有恶意于中共。但是经过这一痛心历程，梁漱溟真切认识到自己的不行，惭愧自己不配“担当国家大事”，几天后毅然决然向各方朋友告辞，离开南京，回到他所向往的学术研究工作上去了。
编自《思想奇人——梁漱溟》一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