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北大教书外，梁漱溟也利用自己的人脉到国内各地演讲，传播自己的观点，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后来甚至干脆退出北大，到山东办大学，办中学。然而，梁漱溟毕竟不是办事之才，很快就从山东落荒而逃。

1926年春，梁漱溟和熊十力、卫西琴、张俶知以及那些来自山东的弟子在西郊大有庄赁屋同住，希望共同探讨中国的未来前途。

对于中国的未来前途，此时的梁漱溟显得非常悲观，他对过去自己坚信不疑的西方道路产生了深刻怀疑，以为中国人全盘承受西方近代以来的文明，可能是一条不通的路，从根本上怀疑中国人之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制度可能是两个永远不会相联属的东西。

梁漱溟认为，中国民族精神与西洋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根本障碍，中国如果一味地模仿西方，一味步趋西方道路，到头来恐怕不只是失败，还势必白白地浪费中国人的许多大好光阴，错过许多应该大步发展的时机。因此从这个意义说，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因追慕西方而引发的民族自救运动可能从根本上便错了。

梁漱溟对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批评，就其本意而言，并不是要否认西方近代政治制度与政治信念的合理性与有用性。恰恰相反，他承认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制度与理念确有其合理与巧妙之处，确有足以使中国人不能不迷信的地方。所谓合理是什么呢？在梁漱溟看来，第一层便是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做主的权；第二层便是个人的事，大家都无干涉过问的权。前一项即所谓公民权，后一项即所谓个人的自由权。这种制度，大概都有所谓“宪法”，所以又称立宪制度；在宪法里面唯一重要的事，即关于这两项的规定。如果以这种制度和旧制度去比较，其唯一特殊新异之点即在此。至于这种制度的巧妙之处，梁漱溟认为，这种制度使你为善有余，为恶不足，人才各尽其用，不待人而后治。其结构的巧妙，实在是人类一大发明。如果问这种制度的真正价值，则其远胜过旧制度者也正在此。

梁漱溟的道理不在其分析的结论，而在于其分析的过程，在于他由过程而敏锐地意识到中国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模仿运动”之所以一败再败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不彻底，而是中国人根本不需要学习，是中西社会文化物质与精神各层面都存在着根本性的障碍。

当梁漱溟为中国未来前途困惑不安时，南方的革命运动正在风起云涌，梁漱溟的朋友、弟子中有很多人都介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他们也劝梁漱溟不要躲进小楼成一统，高谈哲学，而应到实践中去感受那清新悦目的时代气息。

然而，梁漱溟此时并没有从思想上想通中国究竟应该走哪一条路，所以他还没有信心与南方的朋友一起干。直至1927年春，随着南方政治局势急剧变化，梁漱溟从容省思，遂使积闷夙痗，不期而一旦开悟消释，扫除了往昔怀疑的云翳，透露出坦荡的自信，于一向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的“西洋把戏”，现在断然地否定了；于一向之所有见而未敢遽然自信的中国固有 “立国之道”，现在也断然地予以相信了。于所舍者断然看破了，于所取者断然抓住了；便有天清地宁，万事得理之观。

疑闷解除后，主意打定了，梁漱溟的精神也为之一振，余下的问题便是如何宣讲与实践他的这些方案。1927年5月，梁漱溟偕弟子南下广州，以期在南中国这块热土寻求机会实现他的理想。

广东此时的掌权人物是梁漱溟的老朋友李济深，因梁漱溟连襟伍观淇的居间介绍，李济深与梁漱溟多年前就是很好的朋友。李济深现在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兼黄埔军校副校长、广东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留守后方，而伍观淇则是李济深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少将参议。

或许是老朋友关系，梁漱溟在李济深的司令部和他一见面就没有客气，直截了当地问：“从你看现在中国顶要紧的事是什么?”

李济深是“厚重少文”的朋友，一向不多说话。于是他持重地回答：最要紧的是统一，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府。从前广东几乎被各种军阀完全分割，人民痛苦不堪，一切事情都无法办成。只是待广东统一起来，军令、军制才统一了；财政、民权也逐渐收归省里，内部才整理出个样子，才有能力出师北伐。所以统一是最要紧的。现在的广东，实际上还有不十分统一处，假使广东的统一更进步些，那么事情可能会更好。一省如是，全国亦复如是。

梁漱溟问：“怎样才能统一呢？”

李济深说：“我是军人。在我们军人而言，其责就要军人都拥护政府。”他更补说一句，“这所谓政府自是党的政府，非个人的。”

梁漱溟却冷然地说：“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是你所希望的都是做不到的!”

李济深听后默然许久，不过神情似不准备听梁漱溟做进一步的分析，梁漱溟也随即知趣结束了他们见面后的第一次谈话。

到1927年底，国内政治局面发生巨大变化，李济深经过一系列事变的刺激，开始回味起梁漱溟当初见面时讲的那些“怪话”，极盼梁漱溟出山协助。而梁漱溟此时也极愿乘机与李济深谈一谈，因而返回广州，住在李济深的司令部。李济深每夜都抽出一定的时间听梁漱溟详谈对中国大局前途的分析和主张。梁漱溟说：中国在最近的来来，实际上将不能不是些分裂的小局面，每个小局面还都是大权集中在个人之手。此其所以然，是在超个人的“法”，或超个人的“党”都无从建造得起来，故尔政治上必然地落到这地步。在每个小局面中握有权力者，下焉者便为祸于地方，上焉者或能作些个建设事业，这都不是我期望于你的。我期望你能替中国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如何去替民族开这条路出来，这就是梁漱溟的所谓“乡治”。

乡治主张并非从梁漱溟始。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中国人千百年来所困惑与所关注的最大事情之一，便是如何加强对基层社会的建设与管理，以乡村的进步来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尤其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入，中国农村社会旧的秩序逐步瓦解，而新的秩序又无从产生，于是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统治阶层，莫不对乡村的建设问题感到忧虑。各地不同形式的试验与理论探索一时间如雨后春笋，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编自《思想奇人——梁漱溟》一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