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入睡时，“笨驴”才现身。他表现得极度兴奋，语无伦次。我把犯人交给他处理，然后回住处去检查战绩。我发现，我们几乎没得到任何东西。日本人可以轻易地再派人代替他。他落网一事，即使没有人通知汉口，当他到6点还没发报时，汉口也能自己猜到。

我在办公室跟吴翻译、曾福、还有抓到间谍的卫兵正喝第二轮白兰地时，突然想到一个主意。我不禁骂自己蠢，没早点想到。

“吴，”我说，“晚上6点时，我们要冒充他向汉口发报。”

“再喝一杯吧。”吴安慰我说。

“不，我是认真的。假如我们像那个间谍一样，每天发天气报告，通报云层很低，那么日本轰炸机就不会来了。如果不发，汉口一定知道出事了，还会再空投一个间谍来继续发报。”“他销毁了他的密码本。”“我不需要。我们已经推算出足够的密码，可以发气象报告了。”

“不太可行吧，”吴说，“昨天你还告诉学员们，有经验的操作员可以通过信号辨认出发报人，就像辨别字迹一样。”

“确实如此，”我说，“所以，我们要让那个间谍本人来发。大家抓紧了，我们要在他醒之前到他那儿。”

当我们到医生那里时，被告知“笨驴”在一小时前已经把犯人带走了。

我上了车，对吴说:“告诉司机，加速。”

到监狱后，吴和曾福与看门的士兵争执起来，又耽误了好久。最终，他们被放行，进入监狱。

进了监狱后，那个军官到处找“笨驴”找不着，就直接带我们去那个犯人的囚室。囚室是空的。

“这位军官说，他们大概正在处决犯人。”

“上帝啊！”我大叫，“让他阻止这事。”

那个军官也不知如何是好，慢吞吞地领着我们在几个走廊绕来绕去，最后来到一个石板地的宽敞院子。在院子的一头，我看见“笨驴”正和另外三个军官站在一起。那日本间谍则靠墙跪着，背对着我们。他身后站着行刑手，拿步枪顶着他脑袋，并没有用大刀。

我朝“驴笨”大喊，但是我的声音被一声枪响盖过了。犯人瘫在地上，他的半边脑袋给轰掉了。

天气已经非常暖和了，太阳偶尔从迷蒙的雾中现身，但每次都很短暂。尽管日本俘虏已被处决，我们还是冒充他每天三次向汉口发送天气报告，总说天气很差。早上6点时，重庆的能见度确实低，所以，汉口不至因为重庆的天气在这个时段差而感到诧异。但是，要他们相信云层和能见度在其他时段都如此低，我觉得很难。我亲自发报，因为对死掉间谍的发报手法相当熟悉，所以尽量模仿。我未必就完全蒙住了汉口，但他们也难以肯定到底出了什么事。死掉的间谍没有接收器，所以汉口没法向他提问。碰到没有月亮的日子，我时不时会在晚上6点的电报中报告高云层。汉口距离重庆有五百多英里，日本飞机如果晚上6点离开汉口，到达重庆时就已是深夜了，很难在一片漆黑中实施轰炸。因此，在晚上6点的电报里报出适宜轰炸的天气条件，我冒的险不高。毫无疑问，现在还是浑水摸鱼的好时候。

全面破解“独臂匪”的密电

如果知道破译的钥匙，“独臂匪”的密码逻辑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将月份和日期的数字相加，再加上10就可以了。所以解密4月1日报文的密码钥匙就在第15页:4＋1＋10。所有的数字密码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系统得来的。

在我搞明白这些的同时，林翻译抄写了不少份报文分发给其他人，这样我们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吴翻译和朱学员回来的时候，带来了所需的中文电码书，够学员们人手一本了。在吴确认每个学员都有一本电码书展开破译工作时，朱在一旁帮助遇到困难的学员。将近一百份的报文破译工作进展得非常快。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破译工作的推进，报文的内容真相大白。我听到十几种方言发出的惊叹声。尽管我很想尽快完成破译的工作，但是我还是停下手中的工作探个究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结果是我们的发现远远地超过了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独臂匪”是汪精卫在重庆的耳目，每天通过在上海的联络人向汪汇报工作。

突然，吴翻译惊叫道:“这个肮脏的两面派！我在柏林的时候就认识他了。”

“又出什么事了？”我问。

“我说的是德国防空顾问威纳先生。这里有份报文指示日本的轰炸机必须在一万两千英尺的高度飞行。中国的防空炮弹定下的爆炸高度，至少比日机飞行高度低了一千英尺。”

“是吗，”我和颜悦色道，“这下不觉得意外了吧？中国的高射炮从来没打下过任何东西。”

“‘刀斧手’会收拾威纳先生的。”吴愤恨地说道。

对此我很怀疑。我指出，他是一个德国官员，而希特勒的威慑力是无远弗届的，即使是在中国这么遥远的地方。吴听了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