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戴高乐的葬礼

奇怪的是，卡蒂埃－布勒松从未能靠近过那个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法国人。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尝试，而是因为他们的道路从未交汇。我们只能想象他会给戴高乐将军拍出怎样的肖像照，因为对于《王后》杂志的编辑而言，如果真有一个人能称得上具有伟大的质地的话，那就是戴高乐。卡蒂埃－布勒松曾经靠近过他，但还不够近。1958年4月，将军因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危机重回最高政权的时候，卡蒂埃－布勒松写信去请求安排一次私人会面。他得到的回复如下:

你的来信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我思考了这一要求将会引发的后果，我仍然对此有兴趣。然而，至少就目前来看，我认为我还是必须遵守我给自己定的规则，不接受任何摄影报道。

卡蒂埃－布勒松很不走运，时机不对，因为戴高乐刚刚结束穿越沙漠的旅行。但是他没有放弃。1961年9月，当这位共和国总统准备第十二次去法国各省考察时，卡蒂埃－布勒松再次提出拍摄的请求。在他得到的回信中，将军表示，他愿意展示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形象，但不愿以私人的状态拍照，因为他不想打破自己定下的规则。卡蒂埃－布勒松于是追随着这位法国英雄的旅程，在阿韦龙、洛泽尔和阿尔代什。但摄影师并不满足这些，发誓他不会被打败。1963年夏天，他给戴高乐寄去了一本他的《匆忙间的影像》，希望能打动他。8月22日，卡蒂埃－布勒松收到一封手写的回信，没有丝毫的官方口吻:

说真的，我很欣赏你书中的作品，还有许多其他你创作的摄影作品。另外，我也以极大的兴趣读了你写的前言，其中你解释了你的想法。你“看见”是因为你“相信”。所以，你不但是个伟大的艺术家，还是个快乐的人。

但除此之外，事情没有进一步的进展。那次私人会面始终没有发生；没有肖像照，这成了他永远的遗憾，但这罕见的失败并没有妨碍卡蒂埃－布勒松在1970年报道戴高乐将军的葬礼。

在1965年1月丘吉尔的葬礼上，他像是拿着新玩具的十几岁孩子，在送葬队伍到达之前就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台阶上跳上跳下，就为了得到一个更好的视角。“这是在和时间跳舞，同时也是在和时间搏斗。”他说。

拍摄丘吉尔的葬礼就如他在30年前拍摄乔治六世加冕典礼一样，亨利较少关注官方仪式的盛大和环境，而是把焦点更多地对准了街道上普通民众的反应:车站里一个读报的女人，她手里的报纸封面正是这头去世的“老狮子”的肖像；一个在卖《泰晤士报》的小贩；街上那些普通人的悲伤表情。他最喜欢站在边缘的边缘。他的观察从来不会被遗漏，因为即使没有在他的照片里记录下来，也一定会出现在他写的图片说明里。有多少摄影师会注意到11点整，第一个进入丘吉尔遗体所停放的威斯敏斯特大厅的人是一个前一晚就睡在门外的新西兰流浪汉？

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但他总是乐于一丝不苟地关注眼睛看不到的一切，从中得到淘气的快感。他喜欢聚焦在预料之外，在常规的情景里带入不期而遇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