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鸾与崔伯萍——夫唱妇随，其乐融融

　　1926年正月初十，著名报人张友鸾与崔伯萍结婚时，周作人送了一副喜联：“一个是文章魁首，一个是仕女班头。”引用了《西厢记》的唱词，吸引了很多宾客的注目。其实，朋友们早就以“张郎”和“崔娘”戏称这对恋人，因为他们的姓氏恰巧与《西厢记》中的张生和崔莺莺暗合；而且张友鸾在办报之余，喜爱古典文学研究与考证，他的第一部研究著作就是《<西厢记>批评与考证》，难怪朋友们拿他们开心了。

　　张友鸾比崔伯萍年幼一岁，可巧的是他们是在同月同日出生的。他们都在安庆城里长大，也都在安庆城里读中学，只是没有机会相识。1922年夏天，他们都考进北平平民大学，成了安徽来的同窗，很快就相识了。1925年大学毕业后，张友鸾受聘到《世界日报》当编辑，而崔伯萍则回家乡教中学。他们分别后比同窗读书时更为思念，经常书信往还，互赠诗文，寄托情思。终于在1926年，两人结为秦晋之好，从此成为生活和事业上的伴侣。

　　1929年张友鸾在南京创办《新民报》时，一度经费拮据，四川军阀刘湘闻讯派人表示可以出资支持，但张友鸾不乐意仰人鼻息地办报，予以拒绝。夫人崔伯萍为了支持他的事业，变卖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帮助他渡过难关。在南京，仅仅26岁的崔伯萍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全力承担起家务。无论张友鸾早出或是晚归，夫人都为他安排好菜饭。正是因为崔伯萍的细心照顾，才使得张友鸾在繁忙的办报之余，有精力涉猎他喜欢的古典文学研究。因此在他的《汤显祖及其<牡丹亭>》出版时，他特意题写了“送给妻萍”，留给妻子作为纪念。

　　崔伯萍也是很有才华的。张友鸾的一些报界朋友经常聚在一起玩“诗牌”，每牌一个字，拼凑成诗。这种打诗牌，没有诗词的功底是不敢介入的。有一次人手不够，崔伯萍被邀请入席。当一位牌友出得诗句“高楼堪小住，旧梦忆炉青”时，下面就轮到崔伯萍了。她略微沉吟了一下得出诗句是“纤手临春水，影惊池底鱼”。她的诗句，惊动四座，大家拍手称赞。这恐怕与他们夫妇都喜欢古典诗词有关，闲暇时友鸾吹箫，伯萍吟唱，妇唱夫随，其乐融融。

　　反右期间，张友鸾被打入“另册”。对此，夫妻二人从不怨天尤人，也不悲观，而是处变不惊，顺其自然，仍然相濡以沫地面对命运的变故。闲暇时老夫妻还经常逛逛琉璃厂旧书市或天桥市场。“文革”之初，他们被安置到西四胡同的两间西厢房栖身。当时张友鸾疾病在身，还与妻子开玩笑说：“我们这是回到了‘西厢’呀!”这对恩爱的夫妻，在人生逆境中相依为命，休戚与共，互相成为生存的依赖，直到年近90时才相继辞别人世。

　　梁宗岱与沉樱——“又爱又恨”的“怨偶”

　　梁宗岱是一位著名翻译家，现代诗人，1903年生于广东新会。1925年留学法国。28岁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后转入广州外国语学院，直到1983年病逝。

　　梁宗岱与沉樱结识之前，他们都有过一段婚姻。梁宗岱早年由父母包办，在老家娶了何氏为妻。夫妻之间没有感情，梁宗岱在北大教书时，根本不回老家。不料，1934年他的元配夫人何氏却来北大找到文学院院长胡适，称自己是梁宗岱的合法妻子。梁宗岱不承认这种包办的婚姻，因而被何氏上告到法庭。作为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很讨厌这种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他对梁宗岱的行为不满，并出庭为何氏辩护，致使梁宗岱败诉，赔了很多钱财，梁宗岱愤而辞职离开北大。

　　沉樱在与梁宗岱结婚前也有过一段婚姻。1927年沉樱到复旦大学读书时，参加了复旦剧社。她与同学马彦祥合演了意大利哥尔多尼的喜剧《女店主》，由此产生恋情，于1929年结婚。第二年沉樱毕业后，专事创作，与马彦祥感情出现危机，终止了维持一年半的婚姻。后来她离开上海到北京发展。在北京经朋友介绍，她认识了刚从法国归来，在北大担任教授的梁宗岱。在交往中，他们感到彼此志趣相投，特别是梁宗岱的渊博知识，翻译作品时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使沉樱十分仰慕。而梁宗岱也很欣赏沉樱的创作才华，在交往中日久生情，恋恋不舍。

　　1934年梁宗岱离婚后，遂与沉樱东渡扶桑，同居于叶山。第二年回国，梁宗岱受聘于天津南开大学。沉樱与梁宗岱正式结婚。婚后，沉樱闲居家中，偶有所作，于193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一个女作家》。

　　梁宗岱与沉樱，本来是很匹配的一对，他们是彼此倾慕对方的才华而结合的。一个诗人，一个作家，两人又都从事翻译，有着志趣相通的文艺天地，有共同的工作和生活语言。可是，自从1939年梁宗岱夫妇跟随复旦大学撤退到重庆北碚之后，颠沛流离的生活与沉樱追求创作的欲望出现了矛盾，夫妻二人经常发生口角，感情出现裂痕。

　　1944年梁宗岱回广西处理家务时，偶尔看了一场粤剧《午夜盗香妃》，对主演甘少苏非常欣赏，托人搭桥，互相认识了。他们二人一见钟情，不久同居。沉樱得知这个消息，愤然带着两个女儿离开重庆。当时，赵清阁劝她冷静处理这件事，沉樱却说：“和他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沉樱依靠教书和写作维持生活，终将三个儿女抚养成人。

　　沉樱和梁宗岱并没有履行离婚手续，在名义上仍是夫妻。沉樱的大女儿思薇说她母亲“对父亲一直是又爱又恨”。他们俩其实并没有化解不开的心结，彼此欣赏，相互关爱，但是，他们的个性都太强，脾气都很倔犟，互不相让，这就难免造成感情的裂痕。在他们分居后，彼此惦念之情并没有熄灭。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便恢复了通信联系。1972年沉樱写给梁宗岱的信中写道：“在这老友无多的晚年，我们总可称为故人的。我常对孩子们说，在夫妻关系上，我们是怨偶，而在文学方面，你却是影响我最深的老师。至今在读和写两方面的趣味还是不脱你当年的藩篱。”这种“怨偶”的关系，正好是这对“又爱又恨”的夫妻的生动写照。

　　摘自《文化人的人情脉络》赵朕、王一心著 团结出版社2009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