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年中国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是一个名叫小岗的农村——因为它“包干到户”发明地的身份。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东部，隶属小溪河镇，距京沪铁路5公里，距省道307线7公里，距明光、临淮两个淮河航运码头均20公里。但这些看似方便的交通网络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在1978年之前此地一直为饥饿和贫穷困扰。 它当时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这年年底发生在小岗的自发的生产责任制改革，让小岗领风气之先。在此后每当提及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变化，小岗都会被提起。
有些故事注定要被描述无数次，但即便如此，人们也不会觉得厌烦。1978年12月发生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农村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其中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这个冬天，农闲，缺粮，心慌，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人家（又有一种说法是20户人家），聚集到一间草屋中，开始密谋一件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同时无意中传遍整个中国的事。
草屋的主人是严俊昌。他是这个拥有571亩地和10头牛的生产队的最高领导者。在历次的社会运动中，这样的民间领袖总是不断地冒出来。他们是旧时代的家族领袖，是新时代的生产队队长或者村长，或者任何时代和统治者加给他们的名称。他们负责组织生产，调停邻里矛盾，处置家庭纠纷，或者集体出面做一项重大的工程建设和投资决策。
严峻昌和他的弟弟就是一个例子。他的名叫严宏昌的弟弟是这18户人家中唯一读过中学的人。按照农村尊重读书人的传统——在过去的时代中，乡村领袖基本上都是基层的知识分子——这个大耳大嘴，高颧高鼻的年轻人和他的兄长一样，成为这些村民中的领袖。按照作家凌志军的说法，他的相貌“与他的那位同乡，即600多年前横扫天下开创了大明王朝的明太祖朱元璋很有相似之处”。后来有人评论说，凤阳出了两件影响中国的事，一个是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另一个则是严峻昌和严宏昌兄弟参与的“包产到户”。
严氏兄弟面临的是这个阶层的另一次生存危机。
凤阳花鼓传遍天下，“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羊，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它描述的是这一地区长达600年的生存困境，仅仅为了博取自己生存的权利，凤阳的农民们要背井离乡，四处乞讨。
这种困境被立志要为人民谋福利的共产党改变。当共产党的军队解放了一个地方之后，他们的策略首先是进行土地改革。他们深知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和生存的艰辛，实践着“耕者有其田”的口号。1949年1月，凤阳解放之后，当地的农民们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到1955年，凤阳全县32万人的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99 00多万斤上升到26亿斤。这样的数字可以让他们衣食无忧，歌颂新政权的英明，庆幸自己得到新的生活。
但是这种丰衣足食并没有延续太长时间。“此后，由‘公社化’而为‘大跃进’，由‘学大寨’而为‘大批判’，小村风风火火，凄凄惨惨，尤以‘大跃进’以后那三年的惨淡刻骨铭心。全村数月无粮，父老百姓食尽糠麩、树皮、草根、棉籽，最后竟是无可果腹。175条人命，十死其三，侥幸活着的大都四下逃生，只剩满村残垣断壁，蒿棘丛生，39个人和1头牛。”凌志军如此写道。《凤阳花鼓》中的情形在短暂中断之后重新出现，没有人再会庆幸自己赶上好时候，人们只是扶老携幼，外出乞讨而已。安徽省省委，每年春节之后，都要接到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山东、河北等省的政府机构打来的电话，要他们前去领回来自凤阳的乞讨盲流。上级的中央机构也会要求安徽省省委作好相关工作，解决人口外流的问题，甚至处罚到外地乞讨的党员，但这也无济于事。
18户聚集在严峻昌、严宏昌家中开会的农民，他们想要解决的就是一个问题：自己的生存困境。
《农民日报》的前总编辑张广友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那天夜里，他们一直在吵架。此前，小岗生产队采用的正是已经有所革新的“大包干”，先是生产队划分为4个包干组，后来又分成8个组，但是矛盾仍然在不断爆发，人们不断地在为各种微小的利益纠葛争吵不休，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微小的利益可能决定着自己家人的生死。
会一直开到天亮，严峻昌和严宏昌仍然未能解决这些矛盾。这时开始有人提议，干脆包干到户，这样再也没得吵。副队长严宏昌回答说：“如果大家能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同意包干到户。第一，夏秋两季打的头茬粮食，要先把国家的公粮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能装孬种；第二，我们是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对上级和队外任何人讲，谁讲谁就是与全村人为敌。”
但是必须解决两位领导者的后顾之忧。有位年长的村民提议：“如果队长因为让我们包干到户而犯法坐班房，他家的农活由我们全队包下来，小孩由全队抚养到18岁。”
众人都表示同意，赌咒发誓按照这三条规矩来，顾不上休息，像1949年土地改革时那样，重新分田地、牲畜和农具。
这些胆大包天的村民们应该庆幸的是，安徽和凤阳的领导者们，即使不是公开，也在私下里支持他们的这种做法。
1977年12月，也就是小岗农民秘密订约之前的一年，陈庭元才任凤阳县县委书记。这位凤阳县第14任县委书记出身农民，曾经被打成右派。在重新成为基层一个县的最高领导者时，陈庭元放出豪言：“这次出任凤阳县县委书记，我已经是‘官到顶点，名利无争’，只想在有生之年，为农民做点好事。只要凤阳农民早日丢掉讨饭碗，过上好日子，哪怕我再丢一次乌纱帽，甚至为此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而1977年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省军区政委的万里，在中共的大员中，则是出了名的务实派。他在不到40岁就成为北京市的副市长，但是此后却随着邓小平的命运，在政坛上沉浮。邓起则他起，邓落则他落。此次邓小平重新出山，万里又受到重用。凌志军说他“不了解乡下，正好没有人民公社的重负；没有学过大寨，自然不会为大寨所累”。万里曾经直言不讳：“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的样板。我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
上任之后，他到各地巡视，发表言论，对自己胆大包天的下属们表示支持，甚至还会鼓励和煽动他们进一步的行动。当万里巡视到陈庭元治下的凤阳时，面对自己忐忑不安的下属，万里说：“让他搞。就怕你不增产，只要增产了，什么都好办……现在不怕别的，就怕群众的积极性起不来。我们自己不要有倾向性，什么办法能调动群众积极性都可以干。你们说群众愿意‘大包干’，三年就能富裕，就让他搞三年。哪怕他搞一万年也可以。我只反对两种倾向，平均主义和单干。其实，单干也没什么了不起。南斯拉夫单干，还不是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现在有粮食就是最大的政治。”万里还表示会为自己的下属们承担决策的责任：“你干吧，搞了再说。我不提倡，可是错了我负责，有问题我检讨。”
其实此时小岗已经开始单干。而且，按照万里“有粮食就是最大的政治”的说法，小岗显然没有让他失望。
1979年年底，小岗全队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3万斤，是1978年的4倍。另外，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 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最好的户总收入可以达到5 000多元。
后来，一个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想学小岗包干到户是不是可以，万里爽快地回答：“可以，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学哪个都行！”
随后几年内，“要吃粮，找万里”的顺口溜开始传开。比这句口号流传更为广泛的刚是小岗的包干到户。
如果说小岗是改革年代中国在农村的先驱，那么1979年的蛇口就是中国在城市的试验。蛇口（现蛇口工业区）在深圳南头半岛东南部，东临深圳湾，西依珠江口，与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这片占地面积1085平方公里的地方是中国最早的希望之地，是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但是蛇口的试验又没有仅仅停止在商业上，它在各个方面都震撼了当时的中国，蛇口的价值观、人才观、时间观、金钱观都迥异于此前的中国。它的劳动用工制、干部聘用制、薪酬分配制、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工程招标制及企业股份制，在现在来看也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举措。它是一个实验室，是此后涌现的众多特区的雏形。
1978年12月26日上午，袁庚到蛇口实地考察。
此时他已经是一个61岁的老人，但从他在当时留下的照片来看，袁庚丝毫不显老相。他总是身着西服，西服内的衬衣纽扣一直扣到最上面一颗，衬衣的下摆扎到西裤内。头发仍然漆黑浓密，整齐地向脑后梳去，露出宽阔的前额。他的身高是176米，这在当时的中国人中已经是高个子。在一张1981年10月拍摄的照片中，袁庚站在李嘉诚和霍英东之间，要比两位香港大亨都高出半头左右。李嘉诚和霍英东都系着领带，友善而自信。相比之下，袁庚和他的同事们的衣着显得并不正式。那时他们希望这些香港的大亨们能够在新生的蛇口工业区投资。袁庚双手交叉在背后，脸上露出的笑容表明自己同样骄傲——后来他很豁达地对自己的下属说，超级富豪团不是扶贫团，他的同事们当时已经难以掩饰对这些香港大亨没有来蛇口投资的失望。
193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袁庚拥有傲人的履历，但这份傲人的履历并没带给袁庚多大便利。他1938年开始参与抗战工作，1939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南游击队东江纵队工作（从事情报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第三野战军，后来在第四野战军工作，解放后加入中央调查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袁庚被捕入狱，罪名是特务和汉奸。他和他东江纵队的同事们被诬蔑为敌方的情报人员。康生1968年3月28日在调查部业务领导小组的报告上批示说袁庚“此人问题极为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审讯”。曾生即是袁庚在东江纵队的上司，后来出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
直到1973年的9月30日，由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袁庚才从被关押了5年半时间的秦城监狱释放。2008年作家涂俏所著的《袁庚传：改革现场》中写道：“袁庚心里清楚，如果不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说不定他会被关押到地老天荒。他不想回到原单位中央调查部工作，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帮助下，他找到交通部部长叶飞，被安排到交通部任职，先是外事局负责人，不久被正式任命为外事局副局长。他珍惜新职位，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中英海事协定、中巴海事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的11个海事协定，都是袁庚组织签署的。他多次陪同叶飞或者单独出国考察，善于在比较中进行鉴别，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端有所认识，对当时中国经济秩序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1976年到交通部工作的孙绍先不仅认为他思想开放，思路开阔，还认为他开明而有胆识。”
1978年，61岁的袁庚已经开始认真思考退休养老问题。他和他的朋友们想必都会认为，袁庚已经度过的60年生涯丰富而缤纷：他经历过战争，在战争时期从事的又是最富冒险精神和传奇色彩的情报工作；他和他的同志们成功缔造了一个国家的新的政权，他们都可以被称为“建国兄弟”，这带给他们荣耀与权力；但随后他又经历了起起落落，经历了几近无望的冤屈和监禁；接下来又是一轮新的抗争和崛起，他重新得到权势人物的信任，在国内和国外重新为一个羽翼初生的国家奔波。
没有人能够想到，他已经经历的一切可能仅仅不过是一场预演。就好像没有人能够想到英格兰的雄狮丘吉尔将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里迎来怎样的辉煌。人们，甚至可能包括他们自己，也都认为他们的故事已经讲述完毕，他们的余生将以旁观者的角色度过。
但其中的一部分人却发现自己面临着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仅是针对他们个人，而且是整个国家和整个时代所面临的新挑战中的一部分。他们必须开拓新的边疆。当61岁的袁庚被交通部部长叶飞问及，他是否愿意到香港招商局“打开局面”时，他所面临的就是这种情景。涂俏在她的书中写道，“‘打开局面’四个字让袁庚怦然心动。”雄狮的心脏仍然没有衰老。
袁庚到招商局“打开局面”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招商局自己发展工业区。最初袁庚考虑在香港购地，后来终因地价高昂而放弃。反而是同香港一水之隔的蛇口吸引了他的注意。这也正是袁庚到蛇口考察的目的。
涂俏描述蛇口说：“蛇口公社所在地是蛇口镇，坐落在荒寂的海湾边。不远处有一片晒鱼场，海风一路泄露着晒鱼场上难以遮掩的秘密，老街上两排曲折、破败的红砖瓦房也挡不住阵阵腥臭。绿头苍蝇嗡嗡作响，在人们头顶盘旋、骚扰。1978年之前的蛇口是农民、渔民和蚝民共居的小镇，全镇人口不足千人。镇上只有十多家杂货小商店和几家为流动渔民服务的简陋场所，有一间渔民小学。小学操场上堆放着一箱箱从香港北角电厂拆下来后运过来的机器，原本是买下来兴建发电厂的，终因迟迟没有动工，机器日晒雨淋，变成一堆废铁。街上不见人，偶或看到三三两两老弱妇孺，瑟缩在门前或墙角，脸上的表情木木的。”
它同东方的明珠香港迥然不同，尽管两者的物理距离很短，但在时间上却相差很远——当时没有人计算过蛇口要经过多长时间的发展才能达到香港的水准，或者，达到袁庚自己内心的期望——“东方夏威夷”。
有太多人想要穿越很短的物理距离和很长的时间距离。因此，“每年夏秋时节，都会迎来内地客偷渡香港的高潮。有时一天要埋好几具尸体。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晚上睡觉，镇上人得把门关得死死的，经常有从蛇口下水的偷渡者，昏头昏脑地游了好几个小时，看到有灯光，便跑过来敲门，以为已经偷渡成功了。村民隔着门缝喊：这里是大陆，你们还没有游过去呢！”
这并不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些偷渡客的悲剧。它是整个国家的悲剧，经历了漫长的内部消耗、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斗争、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农村的饥荒和城市的萧条，这场悲剧终于行将结束。在农村，它表现为萌动的土地改革，农民们自发地要求承包土地，要求劳动的权利和享有劳动果实的权利；在城市，或者说在南方的边疆城市，则表现为袁庚在蛇口的突围，以及随后特区的扩大。
因为他丰富的经历，袁庚能争取到几乎所有当时和后来最重要的政治家的支持（在涂俏的《袁庚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李先念慷慨地满足袁庚将蛇口设为特区的要求：“我就给你这个半岛吧！”；后来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帮助蛇口解决了电话和通信的难题；胡耀邦则直接询问袁庚，为了蛇口的改革，他需要多大权力；谷牧在了解到深圳市和蛇口特区的冲突时，对袁庚说，有问题，可以到北京找国务院解决；万里则鼓励这位改革家说，你大胆去闯吧；当邓小平到蛇口视察时，这位中国当时最重要的权威人物则肯定了袁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那是1984年年初，邓小平到深圳视察，在蛇口，袁庚决意要从这位领袖口中获取对自己努力的认可。他在向邓小平汇报时回忆蛇口的往昔：“1979年，蛇口一片荒滩，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都没有。如今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林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已粗具规模。党中央的对外开放政策在蛇口工业区1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建设这样一个工业区，却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小平同志，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知这提法对不对？”终于，邓小平的一个“对”字让袁庚和蛇口长出一口气。
蛇口的先行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这种经济基因直到今天仍然被人津津乐道，一个例子是平安保险、中集集团、招商银行、万科地产这些国内赫赫有名的公司都同蛇口相关。袁庚和蛇口在新闻出版与媒体自由、人才的引进和改革、蛇口的政治治理结构上都是先行者。只是在经济上的先行更容易被人记住和宣扬，而在其他方面的先行却像荒无人迹的沙漠上的一串足印，无人跟随，也前途不明。
摘自《共和国记忆60年·成长地标》一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