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开始建设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工业长子。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也就是原来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中国东北部吉林省长春市西南。选址在中国东北的长春，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有一定的重工业基础，另一个原因是靠近“老大哥”苏联，方便接受技术和人员援助；而另一座汽车城湖北十堰的选址则处在交通不便的深山中。这种选址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温度衡量标准，一汽是“交好”，十堰则是心生戒心。一汽工业园作为60年的一个地标出现，是因为它反映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工业上的巨大渴求。这座1953年动工兴建的工厂，3年之后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卡车，1958年又试制出我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和“红旗”牌高级轿车。

即使在今天，具有55年历史的长春一汽的厂区面积和人口数量都能达到它所在的绿园区的一半。在长春，它是个真正的庞然大物，曾经同样声名赫赫的长春市柴油机厂和长春市拖拉机厂都已经辉煌不再，而成为一汽的员工，仍然值得骄傲。

对于25岁的于吉利来说，能够在1999年成为一汽大众的员工，他感觉自己实在是幸运。小时一起玩耍的同伴，很多人都没能得到这个机会。于吉利的父母都是一汽员工，姨夫一家、姐夫一家也都是一汽员工。他的邻居一家三代都是一汽的员工，从最开始建厂为新中国造汽车，到后来跟德国人合资，接受德国人严格的质量检查。

他是在工厂中长大的，一汽的孩子最自豪的就是能够坐到爸爸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卡车上。“当时街上的车都很少，而我们这些一汽的孩子们则能够坐在新生产出来的、还未出厂的东风车上”。

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一汽就已经拥有自己的电视台。“我们那时候看的刘德华版的《神雕侠侣》和《萍踪侠影》，都是长春市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上完中学后，于吉利没有选择考高中，进而读大学，而是考了一汽的一个中专。这个中专几乎成为一汽的后备队。学生都是一汽子弟，毕业后也顺理成章进入一汽。但是到了于吉利那一届，情况变得特殊。在即将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整个东北老工业区都变得步履蹒跚，甚至连一汽也不能吸纳自己全部的工人子弟了。

“我都准备好了要到外地去打工了，这时候我们校长打电话给我，说，因为我的成绩优秀，我有资格参加进入一汽大众的考试。我们学校，参加考试的只有8个人。”于吉利说。他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这几个数字，那一年一汽所有学校的毕业生有2 000多人，有资格参加考试的有589个人，一汽大众会录取100人，而他的考试名次是第23名。

在准备考试的两周内，爸爸说，儿子一辈子也没有这么用功过。发榜那天，全家人都兴奋极了。

于吉利的工作是“CP8整车终检验收”，从焊装到油漆到整装，都归他检验。最近由于新型宝来的生产和验收，他格外繁忙。因为别的车子验收完之后，直接送到厂里做露天试验，而新车型验收完之后，则要送到德国让德国技术人员再来检查。“整车下了生产线就很晚了，我还要检查验收，每天下班都特别晚，而且还要想着不能给鬼子漏洞。”

他退休在家的父亲正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否则，他也会像一汽旁边的公园中的退休老工人一样，手里提着一个小马扎，四处转悠，碰到熟人就坐下来天南海北地闲聊。看到我坐在他们旁边，惊讶了一下又继续讲述自己的经历，议论粮价、食品安全、一汽的发动机和刚刚被抓住的贪官。

相对于生活在老工业区的很多同龄人而言，于吉利是幸运的。他正在和女朋友商量，他们的孩子，将来是要继续到一汽工作，还是要上大学干点别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个庞大的汽车工业园区四处都是冠以一汽名字的学校、公园、医院、商店。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人们在街上行走，他们穿行在规划整齐的街道之间，这些街道中的一条名字是“奔驰路”，还有一条叫“飞跃路”。

立在街两侧的是四层和六层的居民楼，整齐而干净。这些厂区的住宅发展速度很快。在于吉利记事的时候，他能记得自己家所在的楼是413栋，一汽住宅区的最后一栋楼，当他在一汽九小读到五年级时，厂区住宅有了800多栋。而当他上中学时候，一汽住宅区放弃了用栋作为单位，改用街区为单位。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出访苏联。不像他的一些同僚，比如周恩来和邓小平，毛泽东从没有在他国访问或者生活的经历。此刻他以一个大国的最高领袖的身份到访苏联，目的是希望苏联“老大哥”对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施以援手，帮助中国建设一些重工业项目。

苏联人安排了毛泽东参观斯大林汽车厂。从没有目睹过汽车生产制造的过程，仍然乘坐着苏联提供的轿车的毛泽东，看着流水线上一辆一辆下线的汽车，对身边的陪同者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汽车厂。”

没有什么比汽车工业更能激发人的欲望，并且满足一个领导者的勃勃雄心了。亨利•福特可以不耐烦地打断年轻人的发言，后者试图告诉他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老亨利不屑一顾地说：“年轻人，时代是我创造的！”年轻的总统肯尼迪对时任福特公司总经理的麦克纳马拉说，他可以为他提供两份工作供“神童”麦克纳马拉挑选，一份是美国商业部部长，另一份是美国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不假思索地说：“如果想要影响美国商业，那我还是留在福特做总经理好了。”

也没有什么比制造汽车更能显示出一个国家重工业制造的实力。那些奔驰在马路上的钢铁怪物几乎催生了整个现代的公路网、零售业和郊外的房地产市场，扩大了人的活动范围。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不休，为什么偌大的中国难以制造出一辆整车。而且，在战争时期，整个汽车工业可以毫不费力地转换成军事工业。瞧瞧福特和通用汽车在战争时期都为美国干了些什么！对于有着强大中国的抱负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而言，钢铁、汽车和粮食，都是衡量这种强大的标准。

1953年7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一年前，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写得一手好字的毛泽东还为这个汽车工厂题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大字。

来自全中国的技术人才都被调集到长春，他们面对的是一片片空旷的黑土地。当抽调到长春的技术专业人员付金岭问接待他的人，我们的工厂在哪里时，接待者指着前方空旷的土地说，那就是。他接着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建设？”接待者看着他：“我们已经开始了！”

一汽所占据的土地面积几乎是整个长春市的一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聚集于此。一汽的厂长饶斌因而被长春人戏称为“饶半天”。

饶半天的第一个任务是，在苏联技术专家的帮助下，生产中国自己的汽车。3年之后，1956年7月13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第一批汽车试制成功。它被毛泽东命名为“解放”。这是一批载重量为4吨的通用型载重汽车，装备90匹马力六缸汽油发动机，最大时速为65公里／小时，满载时经济时速为33~35公里／小时。在一汽的鼎盛时期，在中国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中，每两辆就有一辆是“解放”。

接下来，在1958年，一汽生产出中国第一辆小轿车，按照毛泽东在论断国际形势时的著名话语“东风压倒西风”，这辆小轿车被命名为“东风”。

5月22日，当这辆流线型车身，上部银灰色、下部紫红色的6座轿车被送往北京后，毛泽东坐着这辆车在后花园转了两圈，他开玩笑说，自己还从来没有坐过这么高速的轿车——第一辆东风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28公里。

第二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来看这辆车。周恩来让司机打开发动机盖，看了一眼，见多识广的周恩来说，这是抄奔驰的。周恩来说，抄是可以的，但应该抄得有技巧，关键技术抄，非关键技术要改得让人看不出来。

尽管如此，这辆车在北京依然受到英雄般的待遇，汽车开过之处，围观者掌声雷动。三个月之后，一汽又仿照克莱斯勒，造出了著名的“红旗”轿车。

共和国工业长子的命运和它代表的计划经济模式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盛转衰，继而重新找到自己新的增长点。著名的“解放”和“红旗”都一度停产。真正让一汽再度成为中国汽车业佼佼者的，是一汽和德国大众、日本丰田成立的合资公司。合资公司生产的奥迪、一汽丰田、马自达和一汽原先的车型解放、红旗一样，奔驰在中国大陆各个城市与乡村的公路上。

摘自《共和国记忆60年·成长地标》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