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提包揭秘 章红杏出墙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当时已愤怒得不顾一切了。不顾我尚在受监督，也不顾我擅自离校会遭红卫兵一顿毒打。我真会跑到外语学院找张某人理论。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妈(指她生母)了。”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十年，女儿也六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来往频繁。当时在外语学院，章张之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当时岳母奚夫人也从章的行为中看出了蛛丝马迹，觉得情况不妙。老人家曾在私底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君彦，要是可能的话，你要多回家。”但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实在是身不由己。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完了。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了她的婚外情争吵，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中有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章含之的背叛婚姻、背叛家庭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夜不成眠，整夜眼睁睁望着天花板。即使每晚服三四片安眠药也无法入睡，白天恍恍惚惚。当时我正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但不论红卫兵如何羞辱打骂并不可怕。因为我自知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自问为人处事一向光明磊落，对红卫兵的欲加之罪，心中很坦然。虽然曾因为忍受不了种种虐待有过自杀的念头，但终于挺过去了。如今与我相恋八年、结婚十年的妻子竟然红杏出墙，这等于在我背后捅了一刀。这等羞辱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一颗心如撕裂般痛。所以对我来说，家变的危机比政治迫害更加惨烈。妻子的不忠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倍。

　　那段时间，每到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识、相恋、相伴的往事就像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映现。我不敢相信，也无法想象章含之会在感情上背叛我。我们相识在1949年，我17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而章只有14岁，是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们的交往从初中女生仰慕、迷恋大学生开始，发展到两情相悦而谱成恋曲。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当时我俩走在一起，人人都说郎才女貌非常匹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我俩从手牵手到结婚，到生女儿，经历这么长时间的感情，怎么能说变就变？难道过去的卿卿我我、山盟海誓都是儿戏？我实在想不通。

　　此时我想起章在上海对我大姐说的话：“毛主席说过今后大学只办理工科，不要办文科了，文科没有用。像君彦学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将来好到顶也只能到农村公社生产队当个会计，算算账什么的。你要劝劝君彦，叫他想开点。”听她用这种口气说我，我大姐伤心之极。其实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我自问颇有进取心，一直是品学兼优的。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研究生未毕业就留校当助教，后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丈夫。她虽然不尽满足，至少是满意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冲击后，她就认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耀，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只能给她带来耻辱。所以她急于摆脱我，急于逃出这段婚姻，另谋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爱的外衣，现在嫌破旧了，要换一件新的了。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尊重已不复见，夫妻的情分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