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情”，白先勇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成为了一个作家，并在自己的小说中写尽人间各种“情”。

　　因为爱“美”，白先勇在自己的艺术创造过程中，总是把对“美”的追求作为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美”。

　　钟“情”

　　白先勇的“情”，在生活中体现为亲情、友情、爱情、事业情、慈悲情、艺术情；在创作中体现为在悲悯之情笼罩下的怀旧之情、追悼之情、宽容之情和坚执之情。

　　白先勇“生于忧患”(抗战时期)，七八岁时得的一场肺病，又使他“与世隔绝”，这样的历史、生存环境和“被人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感，导致了白先勇尚在儿童时代，即有不同于同龄人的丰富“情感”，不但“看见院子里的梧桐落叶，竟会兀自悲起秋来”，而且“时常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因病隔离而形成的“向内转”的“情感”指向，使白先勇特别能咀嚼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体察别人的心理波澜，前者使他很早“就产生了一种人生幻灭无常的感觉”，后者则令他能很敏锐地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别人不快乐，连我也会感到不舒服，不好受。”聪颖的天资再加上独特的病中经历，使白先勇的情感形态既早熟又敏感，情感体验既丰富又细腻。

　　在情感上敏感而又早熟的白先勇，在他看取世界和感受人生的时候，自然也就会带有强烈的“情感”印痕。在现实生活中，白先勇对母亲的情感依恋，和对父亲的“英雄崇拜”，都带有强烈的情感因素。他对明姐的那份怜惜，体现的也是浓烈的姐弟之情。在马来西亚的怡保找到15年未遇的堂姐白桂英，他欣喜异常，与堂姐紧紧相拥；回到桂林故乡见到儿时的亲戚兼玩伴，他情难自抑，与亲人促膝长谈。在与朋友相处时，他总是能以他的真情、热情感染人，团结人，让朋友感受到他的感情温暖。朋友(许芥昱)遭遇不幸，他用文字写下他的悲戚，朋友幸福(李欧梵)他在笔底记录下他的欢喜。看到朋友们在创作上收获丰硕，成绩非凡，他总是不吝赞扬，以书写和评说的方式，为朋友们加油、鼓劲，及时送上“内行”的夸奖。他与挚友王国祥几十年的深挚友谊，足以证明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有情人。

　　生活中的白先勇至“情”至“性”，作为作家的白先勇同样是个“至情”之人。对于创作，白先勇的“情”体现为两个方面，一为他对创作本身的“深情”和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一为他在作品中投注和表达的“感情”。对于文学创作，白先勇把它视为宗教一般神圣和重要，以庄严肃穆之心待之——用“情”之深。对于文学的功能，白先勇不止一次地表示文学“就是唤起人类常常处在休眠状态中的恻隐之心”，“就是唤起人的同情，做受苦受难及未得公平待遇者的代言人”——因此，当1986年法国《解放报》向全球100位作家发出“你为何写作”的问卷时，白先勇的回答就是“我写作是因为要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变成文字”，强调“文学就是情感教育和美的教育”，注重“情”在文学中的重要性。

　　在属于文学“外部”世界的文学创作行为和对文学功能的认识领域，白先勇用“情”尚且如此之深，进入到文学的“内部”世界——文学作品，白先勇的“情感”呈现当然只会更加丰富和强烈。从总体上看，悲悯情怀是白先勇文学世界的“情感”核心，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表现人在情感、文化、历史(时间)、命运、道德、政治等力量的宰制面前，所呈现出的无力感、苍白感和无奈感，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白先勇也描写了人的挣扎与反抗，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挣扎与反抗都以“失败”告终的结局，正饱蘸着白先勇对“人”浓厚的悲悯之情——人能掌控自己的地方，实在不多。

　　在悲悯情怀的笼罩下，白先勇在作品中表现了怀旧之情、追悼之情、宽容之情和坚执之情——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其实是悲悯之情的具体载体和呈现形态，也就是说，悲悯之情是白先勇对生存世界中的一切人、事所持的一种总体情感，而怀旧之情、追悼之情、宽容之情和坚执之情，不过是一些具体的情感形态，它们和悲悯之情分属不同的感情层次。悲悯之情是“种”，而怀旧之情、追悼之情、宽容之情和坚执之情则是“类”。

　　在白先勇的文学世界中，怀旧之情大都附着在那些“背井离乡”的内地人身上，对于他们从内地到台湾，有些还从内地经由台湾又到了海外，白先勇赋予了他们浓厚的怀旧之情。追悼之情与怀旧之情虽然侧重有所不同，但两者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都是对“过去”的难以忘怀和追忆。

　　坚执之情是白先勇笔下的小说人物非常突出的一种情感形态，就是为情所困，难以自拔，最后不惜毁人毁己。这些在面对“爱”的时候犹如烈火一般熊熊燃烧狂野异常的人物，他们在“爱”的世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执和激情，足以惊天地，动鬼神——这些人物的魅力也正在此。或许在他们的身上，不无白先勇情感欣赏的趣味，然而，他们在爱情上最终都无一例外地遭遇失败的结局，又透露出白先勇对这种坚执之爱终难成功的悲悯。

　　“情”在白先勇的生活和创作中无处不在，造就了白先勇人生中“情”的一面，而在白先勇的人生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另外一面，就是他时刻不忘、孜孜以求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