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早慧，幼小年纪已知道保姆的勾心斗角，从而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长大后，出身显赫的姐姐由于缺少学费辍学，因与后母口角而遭到父亲的拳打脚踢，为生活所困走上写作之路……优雅、知性、特立独行的张爱玲，在弟弟的眼里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平凡“家姐”。

　　很早想到男女平等，决心“务必要胜过弟弟”

　　我从有记忆时开始，母亲已和姑姑出洋去了。姐姐和我，成天就由保姆带着，在院子里玩。有时也上公园走走，或到亲戚家玩玩。我从小就常发烧感冒，有时保姆带着姐姐出门去，我只能留在家里。小小年纪，我就觉得姐姐比我幸运，也比我活泼伶俐，讨人喜欢。

　　母亲和姑姑走后，我父亲的生活更为堕落了。原来养在外面的姨太太，也干脆住进家里来。成天出出进进的，都是那姨奶奶的姐妹淘，莺声燕语，好不喧闹。家里来了那些客人，姐姐的保姆“何干”和我的保姆“张干”就把我们带到院子里玩。

　　姐姐很爱荡秋千，因为她比我勇敢。我在一旁看着，很羡慕，但不敢坐上去。姐姐还会缠着保姆说故事，唱她们皖北农村的童谣，但我一句也没学会。姐姐后来在《私语》里说，带我的保姆“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因此她说：“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我姐姐早慧，观察敏锐，那么幼小的年纪，已经知道保姆的勾心斗角，从而“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虽只比她小一岁，对这些事一直是懵懂无知的，觉得保姆都差不多：无非是照顾我们起居生活，吃饱穿暖，陪我们玩耍，不让我们去打扰大人的生活。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

　　顾及父亲颜面,未写出搬离天津真相

　　我们在天津的童年，前后六年。一九二八年，我们又搬回上海来了。那一年姐姐八岁，我七岁。关于我们搬回上海的原因，姐姐在她的散文里从未写出真相。即使在她晚年写的最后一本书《对照记》里，也只有几句简单的描写。

　　虽然姐姐后来与我父亲决裂，曾在文章里把我父亲写得十分不堪，但到底还顾到他的基本尊严，没把他搬离天津的原因写出来。她在《私语》里也仅说是父亲的姨太太“把我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父亲“官位”不保。他在津浦铁路局那个英文秘书的职位虽然是个闲差，总算也是在我堂房伯父管辖下的单位，他不去上班也就罢了，还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弄得在外声名狼藉，影响我堂房伯父的官誉。

　　一九二七年一月，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我父亲失了靠山，只好离职。他丢了这个平生唯一的小小官差，心里当然深受刺激，这才痛下决心，写信求我母亲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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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我的姐姐张爱玲》 张子静 季季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