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苏州大学中文系和江苏省作家协会联合召开了陆文夫作品研讨会。高晓声出席了这次会议，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仔细端详，只见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有草根相。说话时，喉咙似乎有痰。他是常州人，和我也可算是同乡，尤其是那口道地的常州话，好亲切。他小说中的一些方言，如“香狸猫的卵子”之类的词语，是我们家乡常用的口头语。我也是从田埂上走出来的草根，在“文革”中又历尽苦难，他笔下的李顺大、陈奂生就生活在我们村庄中。因此对这位为底层草根农民鼓与呼的饱经沧桑的作家，我内心充满好感。

　　之后，华东师大中文系一位曾经一起编过教材的老师来电，要我帮助他们请高晓声去学校演讲。当天我就和高晓声通话，他满口应允。我正巧要去沪办事，为了郑重，决定去常州，陪同他前往华东师大。

　　高晓声把我安排在常州的一个国宾馆里，并对我说，晚上陪我，他也住在宾馆。我喜出望外。晚上，我请他吃饭，他好酒善饮，我提出喝茅台，他阻止我，说喝古井贡酒，并大讲特讲古井贡酒如何如何好，似乎他是古井贡酒的托儿，为他们拉生意似的。我看他特真诚，不像是客气，就依了他。酒过三巡，话就多起来了，谈的都是酒。他说，如果对喝酒者评职称，应该分三级，喜酒者为酒徒，嗜酒者为酒鬼，嗜酒又善饮者可封为酒仙——在当今作家中，汪曾祺是当之无愧的酒仙。说到汪曾祺，他说，有一件事没有帮他办好，他的《受戒》写好后，先交给我，我推荐给《雨花》，结果《雨花》不用，后来他给《北京文学》发表了。他又郑重告诫我，千万不要和女酒鬼拼酒，女人喝酒，必有妖法。说得我喷饭。这句话，后来写到我的一篇名为《醉酒》的散文里了。我把这篇散文投寄给《美文》，《美文》发表前让我校对，看到校对稿上他们把这句话改成了“女人喝酒，必有妙法”，据说还是贾平凹改的，我又把它郑重改了过来，并声明是高晓声之语，应该是“妖法”。后碰到高晓声，谈起此事，他大笑之，说：“是妖法，是妖法。”

　　晚上，我们就海阔天空地谈古论今。我突然想起，我们几位教师有一次谈论《陈奂生上城》时，大家争论不休，争的是这篇小说倒底是想反映一个什么问题。我赶紧利用现在的机会问他，他非常感兴趣，反问我说：你们争论中有哪些观点？我说有的认为是反映的干部关心农民的方法不对头，有的认为是描写城乡差别……他听了直摇头，态度顿时严肃起来，说：统统不对，我要反映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要告诉人们，现在农民还不如一张床，一个农民做天做地，到头来，所得的抵不上宾馆一个房间的一张床的一天费用。这是多么辛酸的事！讲到这里,他特激动。他说这篇小说实际是以他的一次真实的经历写的。当时他和陆文夫等到重庆去参观，接待单位安排了一个很高级的宾馆。住下后，向服务员问了宾馆的价格，一了解很贵，当时就和陆文夫说，不知我们带的钱够不够。由此触发，创作了这篇小说。他还向我详细介绍了构思的经过。他说，小说的主体情节是陈奂生在宾馆里的表现。陈奂生是个普通农民，怎么能住宾馆呢？为了要让陈奂生进宾馆，想来想去，就只能让他生病。但是生什么病要讲究，因为生病应该是进医院啊，因此这病要来得快，来得猛，但又不能是大病，对生命要没有威胁。于是我就让他患重感冒，来得快又猛，但又不必进医院。不进医院，可又怎么让他进宾馆呢？于是我又捏了一个人，引出了在陈奂生的生产队里插过队的县委书记……听到这里，我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对他的陈奂生系列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

　　次日，我们乘车离开宾馆去车站时,突然高晓声提出要回家一趟。我不知何故，又不好问，只得陪他回家。一到家,他郑重地要太太为他熨烫裤子。我大惑不解，真是应了我们家乡的一句俗语，新娘临上花轿却要撒尿了。时间这么紧，他却要熨烫裤子，此刻他大女儿似乎要解答我的问题，说了一句：我爸现在要好看了！我和高晓声都禁不住笑起来。

　　当我们来到车站，刚放下行李，高晓声突然说：不好了，我把存折忘在宾馆了!

　　我大吃一惊。不禁毛发倒竖，冷汗直冒，问高：你是否在搞幽默？

　　“真的忘在宾馆了!”

　　看他火烧火燎的样子，不像开玩笑。我急得直跺脚。该死的高晓声，你干吗把存折随身带？也不知存折有多少钱，万一遗失了，我怎么担待得起？

　　当时还没有手机，火车又马上要到了，如果不去熨烫那条该死的裤子，说不定还可去宾馆找存折。这时，我真的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还是高晓声冷静，他说，别急，我和宾馆经理熟悉，让我和他通个电话，请他去查找。随即他在车站找到了电话，拨通了，和经理说了。

　　我们登上了火车，相对无语。我几次想问：你为什么把存折带在身上？这存折里有多少钱？但这些都是隐私，不大好开口，只能憋着。一路上，各自怀着不安的心，惦记着那宝贝存折。

　　下了火车,见到公用电话，高晓声立刻和常州宾馆经理通话。对方说：存折在。

　　万岁，可爱的存折在！我和高晓声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回到苏州，我和陆文夫谈起这事。我说，高晓声有毛病，怎么把存折随身带。陆说，他就是这样，存折随身带，上次我们到福建开会，一模一样，也是到机场了，他却把存折忘在宾馆里了。真把大家急死了。

　　听陆文夫这么一说，我心里泛起阵阵苦涩。呜呼，一个人把存折整天放在口袋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一个为我们塑造了李顺大、陈奂生这样的农民形象的大作家，却把存折整天揣着，天天为它的安危担忧。大概许多研究中国当代作家的学者们，都不会想到这样的事吧？不管这故事能演绎出多少猜想，也不管高晓声的名气怎么大到了天，我在当时和现在，都直觉地感到，这是我们常州乡下的故事，这是我们村庄里的事。

　　高晓声逝世后，我不时听到一些人在议论他的身后事，似乎较多的又是和那存折有关。存折，存折，这劳什子的存折，虽然比不上当今有影响的“艳照门”那样轰动，却也够吊人的胃口的。但我不禁悲从中来，我真想大喊：让那个鬼存折见鬼去吧，我们心中牢牢记着的，是李顺大、陈奂生！（范培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