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记述的是一组有关国家创建者的故事。

　　他们，为中国完成了晚清以来的首次经济统一，其艰难与风险，丝毫不亚于疆土的天下归一；他们，运用经济金融策略，在解放区与国统区的较量中不断扩大战果，从农村到城市，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为国家当家理财；他们，甚至还曾“潜伏”在国民政府的金融核心，让国民党的经济大溃败并一发不可收拾。

　　陈云：“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1949年8月3日，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59天。

　　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的B24机群，只用了3个多小时就飞抵上海上空，向江南造船厂投弹30多枚。

　　不过，空袭警报和爆炸，并没有打断百老汇大厦一些住客的工作：包括陈云在内的158名中共高级经济干部，仍在讨论如何解决比空袭更为严重的问题——过去由各解放区供给的野战军离开了各自的根据地，这五六百万人的给养如何解决。

　　进入新解放区的野战军，无法像过去那样得到根据地的直接物资补给，中央只好用发行货币来支撑部队。但在新解放区，商人和群众都不信任人民币，加之生产一时难以恢复，军队就拿着人民币到后方的大城市采购。愿意使用人民币的商人也到老解放区购买物资。投机资本乘机作祟。

　　陈云后来说这是“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1949年5月10日，“小个子”陈云带着周太和出现在北平，筹备一个全国性的财经领导机构：中央财经经济委员会。

　　据周太和回忆，陈云曾在东北工作时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统一全东北财经，在他的筹划下，百万东北野战军依靠充足的给养，不仅打赢了辽沈战役，还入关完成了平津战役。毛泽东随后与周恩来商定，调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一统天下钱物。

　　1949年夏天，邓小平从上海回京。他向中央汇报说，上海“煤粮两荒，情况严重。提出厂校及人员疏散，向各解放区求援”。

　　陈云随后致电东北财经委副主任李富春，除了向上海运输粮食，还要准备接收一部分上海工厂学校。不久，中央正式开始准备疏散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

　　7月下旬，陈云到达上海进行实际调查。当时上海遭遇30年一遇的台风，黄浦江水漫上南京路，竟然可以行船。陈云带着周太和，涉水到各类物品交易所了解情况。

　　就在陈云达到上海前一个月，投机商操纵上海银元价格暴涨，带动物价上行。上海市政府筹集了10万块银元抛出，竟然毫无起色。

　　最后，由曾任第9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带一营解放军查处上海证券交易所，当场抓捕200多名投机骨干，银元之战才以胜利告终。

　　投机资本随后转向大米、棉纱等物资领域，导致上海7月物价比6月上涨1倍，并波及北平、天津，致使两地物价一个月内上涨3倍以上。

　　7月27日，由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五大解放区财经负责人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财经工作会议，这也是所有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第一次坐在一起商讨财经对策。

　　10月，上海又爆发“棉纱风波”：投机分子集中攻击纱布，导致上海的纱布价格在一个月内上涨3.8倍，棉布上涨3.5倍。棉纱上涨带动了其他物资价格，并波及华中、西北。

　　中财委按照既有计划调拨物资，一战而胜。

　　1950年春节，上海的投机势力开始囤积粮食。但此时中共从四川征集的4亿斤大米已进入上海，华中、东北的粮食也源源不断地运到。再战再胜，这就是“米粮之战”。新中国的经济终于走上了正轨。

　　薛暮桥：红色货币战争

　　1947年10月的冀中平原，寒风凛冽。一辆摇摇晃晃的敞篷大卡车载来了十几名只带短枪的军人。紧张筹备战事的朱德闻讯，亲自接见了其中的领队——当时已在红色根据地大有名气的经济学家薛暮桥。

　　一队人继续西行，他们的目的地是距西柏坡三四里的一个叫夹峪村的村子——刚刚成立的华北财经办事处驻地。

　　薛暮桥由此从一个地方解放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开始影响整个中国的经济。

　　1943年初，中央点名要薛暮桥带一些新四军的知识分子前往延安，后被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暂时留下。结果这一留就是4年。

　　薛暮桥到山东后即提出，要稳定物价只有驱逐法币，建立自主的货币市场。他有自己的一套新理论：货币不一定同金银联系，也可以同其他商品联系，只要根据地适当控制货币发行量，并掌握充分物资，就能够在必要时用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

　　当时，山东根据地最强势的物资就是海盐。开始时，海盐由盐商收购后转手倒卖。根据地政府于是专卖海盐，然后降低盐税，增加产量。等到海盐运到接近敌占区的地方，就以高于市价50%的高价出售。这样对敌占区贸易处于出超地位，法币、伪币供过于求，根据地政府在兑换比率上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然而，薛暮桥却十分清醒。在他看来，在根据地货币与法币这两种货币类似外汇关系的斗争中，强势货币不会这么容易被压制。

　　他希望努力扩大根据地货币的流动范围，压缩法币的阵地，并利用贸易掌握法币比价。这样，法币的流通范围越小，通货膨胀便越剧烈，跌落就越严重。

　　根据地货币就此对法币形成压制。在根据地边境的兑换所，根据地政府完全主导了兑换比率。根据地货币与法币之间的结算关系就像一道屏障，防止了国统区日益崩溃的经济危机蔓延到根据地。

　　薛暮桥则以山东根据地的经验证明，货币的价值是由购买力决定，可以完全摆脱金银、外汇。更为关键的是，一旦关联，根据地经济将受到敌人的影响。

　　1948年底，在总结过去各根据地货币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中共开始发行统一货币人民币。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并申明与金银脱离关系，汇率主要依据货币实际购买力而定。

　　当时中共在金银储备方面仍是劣势。如果与金银联系，收购金银要增加货币发行，物价就会上涨。于是，中共在人民币发行的同时，采取了低价冻结政策，金银定价远低于物价上涨速度，也低于国际金银价格，只对土改退押农民所得的金银定价收购。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国家金银管制政策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