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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小说60年:艺术和历史如何掰手腕?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09-21  发表评论>>

宗璞的《红豆》讲述了北平解放前夕一对青年学生江玫和齐虹的爱情悲剧故事。说是“爱情悲剧”,其实也并不准确。因为按照宗璞的本意,这篇小说的主旨或曰“核心价值”并非写爱情,而是要突出彰显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对“小资情调”的压倒性优势。两个相爱的青年,最终因为政治立场的差异而分道扬镳,正确的一方江玫受到教育并成长,错误的反动的一方齐虹被唾弃。这样的小说结构及其结局,是相当吻合大的历史规约和意识形态需求的。作者本人未必希望通过这篇小说赢得什么嘉奖,她不过是被自己这个故事所感动,那根小说艺术的神经被刺激得兴奋起来,难免会有些如泣如诉。但最后遭遇灭顶之灾仍然令她出乎意料。

究其根由,小说主旨虽然已经被设计和安排得妥帖了,但小说的艺术描写和叙事的美学格调却不听招呼。宗璞可以让江玫最终看清并选择政治立场,但她无法改变江玫身上那些符合“小说”的致命因素。比如江玫是细腻有教养的,她喜欢那些美好而感伤的事物,她懂外语,身边的饰物和一举一动总会有“资产阶级”的影子。而且,江玫对爱情的夭折与毁灭之未能忘情,作为“没落”的阶级属性之必然流露,完全不能见容于斩钉截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

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在写“夫妇之间”关系时,可以说是全盘接受了肖也牧的教训。正面一方的妻子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政治进步、清秀可人、知书达理的完美型人物,从而避免了“丑化”无产阶级之虞,而“我”则是一个险些堕落变质的不坚定分子。在一场心猿意马的“三角”冲突中,“我”暴露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品性。最后,“在悬崖上”幡然梦醒,回到革命的正确的轨道上来了。这个结局与《红豆》如出一辙,显示了历史规约强大的扭曲力量。而邓友梅之最终罹祸,原因也与《红豆》相似,不管主观上怎样努力,还是无法将那些不合当时革命意识形态逻辑的微量信息彻底删除乃至格式化。

上述小说以及“重放的鲜花”一族,在那个时代中适时绽放,都具有真实的“小说”品质。他们所描写的人物,通常不是那类阶级标签鲜明、性格完全被“时代精神”吞噬的“新人”,他们所处理的题材,不是那种风口浪尖性命相搏的英雄事迹,他们的手法,也不再是“一条道跑到黑”的直线式抒情或铁面无情。而是一些有着各种毛病的凡俗小人物,以合乎事理和正常人类情感的方式,讲述着那些曲曲折折、卑之无甚高论的愤怒、疑惑、伤感和痛苦。在时代 “大说”君临之下,凡此这般的“小说”,在根本上便是无可宽宥的“原罪”。小说的“小”与“大”,在争执搏斗中两败俱伤。

新时期及其后:

艺术弃绝历史的后果

“ 新时期”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在一个可以理解的角度上说,正是这种由“大说”向“小说”回归的结果。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张弦的《记忆》和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这类作品,无论有着怎样与生俱来的艺术缺陷,但是在表达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方面,在揭示和刻画人的内心创痛的真实与用力方面,都堪称与“大说”告别的开路先锋。今天,对这样一种小说与历史互相换位的场景应该如何看待,对于双方强烈吁求着的权利如何估价,表面上看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都提示着这场角逐远未结束,而且永无宁日。

小说与强力的政治意识形态自觉疏离,归向真实生动的生活场景以及各种复杂隐秘的小而又小的艺术元素,显然是一个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行为。但此一疏离、弃绝行动的边界何在,或者问一下是否有此边界,却远非不证自明。一种假大空的政治历史观固然可鄙,却不能因此弃绝所有的政治历史观念。当艺术从“政治恐惧症”中远祸出走,自以为可以永葆无虞时,却完全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政治与历史并非人们所理解那种被妖魔化的怪物,而是始终支配和环绕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由是观之,当新时期、后新时期乃至新世纪的小说写作以空前高涨的热情踏进历史长河中时,溺水的可能性通常都表现为以艺术虚构掩饰最基本的历史无知。这一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先锋小说”和“后先锋小说”涉足历史题材如此众多,但鲜有令人满意之艺术成就的原因。在此一时期,涌现了莫言、贾平凹、残雪、马原、余华、苏童、格非、王朔等风采各异的作家,他们对历史和人性的观照各具风格。

新世纪的小说写作,一直沿着这两条线路并行不悖。一方面是空前繁盛的改编、续写和消费历史的写作大潮,另一方面,大众文化语境下各种穿越、架空的随心所欲的虚构写作,往往也假历史之名“借尸还魂”。而深陷其中的小说艺术的“小”与“大”的权利欲求,几乎微弱得听不见声音。到目前为止,只有“底层写作”在这个向度上试图有所作为,但它那背负着过往时代历史重担不肯稍事调整的坚固姿态,使得它们经常凭恃“忧愤深广”而就事论事,往往妨碍了它们应有的历史纵深感。

也许,如福山所说,历史终结了,艺术将不必再承受那生活重量的折磨;也许,历史哪一天会突然杀一个回马枪,重新将艺术置于自己的规划之下。但最大的可能是,艺术与历史之间的这种纠结将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而小说,将不断被置于这天平两端左摇右摆。它的生命力以及表现能力,也将不可避免地经受着双重考验。

文章来源: 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 雨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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