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上海市运动会，苏秀和陈述、郑礼华（从左至右）担任司仪

　　我从小生活在东北哈尔滨，从6岁到19岁都生活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却是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我们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要说是满洲国人），学校每周的朝会，都要向日本天皇鞠躬，受尽了民族的屈辱。因此，我打小就懂得什么是国土沦丧，李后主那些抒发国恨家仇的词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特别能引起我的共鸣。我也特别喜爱陆游那种至死心系故国的诗篇：“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一直盼望着祖国的独立、富强。

　　可是，终于盼到抗战胜利的时候，盼来的却是国民党的“五子登科”，也就是从重庆回来的接收大员，借口没收汉奸财产，抢金子、抢银子、抢房子、抢车子、抢票子。那时我已住到上海，市面上一只大饼要卖到三千法币，每个月凭户口本可以买到一份极端劣质的大米，就这还你争我夺，被称作“轧户口米”。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整个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蓬勃开展，民心思变。上海百姓是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来迎接解放的。

　　1949年5月27日，上海的天空，一下子明朗起来！

　　十里洋场的上海，从此往后，没有了地痞、流氓，没有了大烟鬼，没有了赌场、妓院，也没有了洋人的耀武扬威。空气一片澄明。

　　所有我喜爱的文学家、艺术家——巴金、曹禺、冰心、白杨、赵丹、梅兰芳都参加了新中国召开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漂泊在海外的学者、科学家钱三强、钱学森，歌唱家张权等纷纷来归。那时的祖国，一片繁荣景象。

　　我们再不是列强口中争吃的那块肥肉了，我们中国人挺起了脊梁！

　　1950年，我身穿列宁装（蓝布列宁装是当时职业妇女的标志），走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我成了新中国第一代配音演员。

　　在中学时代，我就看过刘琼、陈燕燕主演的电影，也看过赵丹、周璇的《马路天使》，赵丹、白杨的《十字街头》。但我从没想过，有朝一日，我会进入电影界，会成为他们的同事！所以，当我有机会和刘琼一块儿配戏时，我非常想告诉他，我们那些中学小女生是多么喜欢他所扮演的角色——爱情专一，至死不渝。可又一想，我现在是他的同事了，他来配音，我还要帮他对口型，怎么能去说这么小儿科的事？现在想想，我这样的想法才是真正的小儿科。

　　我非常非常喜爱我的工作。它不但能让我接触到世界各国的电影——那是一个何等五彩缤纷的世界！而且，能让我有机会扮演各种各样的人物——从小偷之妻到罗马女王，从纯朴的农妇到圣洁的修女，一会是法国的贵族小姐，一会是沙俄时代的革命家……这简直就是一个形形色色的万花筒啊。如果说，每扮演一个角色就是经历了一次人生，那么天底下，还有谁能像我们配音演员，经历过那么多各不相同的人生？

　　我从小兴趣广泛。尽管工作繁忙，又有家务和孩子，可我还是把业余时间安排得满满的。那时，我们翻译片组和美术片组都在梵皇渡路618号大院，所以我们共同组建了一个合唱队。那可不是一个唱唱流行歌曲的组合，我们是一支正规的四部混声合唱队。美影的作曲是我们的指挥，每周我们都有固定的排练时间。我热爱合唱，时时盼望着练歌的那一天。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女儿回沪探亲时，我们还常常在临睡前，倚在床上，一起唱女声二重唱。

　　我还是上海电影局乒乓球代表队的成员。平时要练球，有时还要去打比赛。那时早上八点上班，我经常七点钟到厂，练三刻钟球。中午休息时，我倒不去和大家抢着打。所以程引（他在《警察与小偷》中配警察）不知道我会打球，可我却知道他的水平不怎么样。有一次，没什么工作，也没多少人在厂里。他说想打球，可没人跟他打。我说我跟你打。他不屑地说：“你？”我说：“怎么？看不起我？说不定我还赢你呢。”他说你要赢了我，我请你吃国际饭店。那时的国际饭店可不是我们这种工薪阶层能随便去的地方。所以他一直到死都没能还上这笔债。1971年我们配《罗马之战》时，他配哥特老王，戏中老王死了；配完这部影片，他也得心脏病去世了。我很怀念过去的同事们，他们中，有很多已不在了。

　　1954年，上海市开运动会，需要几名司仪，也许正因为我是个水平还不错的运动员吧，局里推荐了陈述和我。记得当时除了打球、唱歌，我还响应陈叙一厂长“大家都要学一点外语”的号召，正跟着广播学习俄语呢。现在，从我们在大会主席台上工作的照片里，还能依稀看到我面前摊开的俄文书呢。■苏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