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3岁的荣毅仁肩负起管理家族在大陆余下产业的责任。这位原本在荣家二代中并不突出的二房四子，成为荣氏家族百年历史上最富传奇的人物。

进入上海之际，擅长统战的中共政府尤为注意团结工商业界。考虑到荣家的地位和国内外的影响力，中共中央对留在大陆的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尤为关切，对年轻的荣毅仁尤其刮目相看，希望他在工商界起到榜样作用。那时，荣毅仁每遇资金困难，总能从上海人民银行副行长孙更舵那里得到帮助，孙后被戏称为荣的“财神爷”。

1951年3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一年后，一把针对工商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物、反偷工减料”的熊熊大火烧到黄浦江畔。这是中共建国以来对中国工商业资本家的第一次重大运动。

随着运动升级扩大，从未见识过“革命威力”的工商业界很快陷入巨大的恐慌。在互评互助会上，资本家们争先恐后“坦白罪行”。最初，荣毅仁交待违法获利280亿，随后追加到300多亿，最后竟报出2096亿这样的天文数字。

经过这场运动，资本家再也看不到私营企业的发展前途了。在压倒一切的人民专政面前，交出企业是惟一的出路。1956年1月20日，身为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的荣毅仁和盛丕华一起，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向当时的曹荻秋副市长提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

这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不少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地把自家产业送去“公私合营”，晚上躲在家里抱头痛哭。荣毅仁内心也很挣扎，在薄一波的回忆中，周恩来谈到荣毅仁时曾说过：“他是全国第一号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一个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的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

之后，中共中央有步骤地把一批有名望的资本家吸纳进政府，给予较高的政治地位。荣毅仁的上升更是一路绿灯。在种种力量的助推下，荣毅仁逐渐化身为红色中国的一个特殊政治符号。

1957年当选上海市副市长后，荣毅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要改变过去不问政治的态度，还引用了陈云的一句话：“从一个资本家转变到国家的公务员，是一个很好的、惟一的道路”。

在后来越发复杂的政治环境里，荣毅仁变得日益谨慎，从不轻易吐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他对经济规律有很清楚的认识和把握，眼光和心态相当开放。而对国家经济生活中种种扭曲的怪现状，他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相比其他资本家，荣毅仁一家是相当幸运的。历次运动中虽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从“三反五反”、“荣盛小集团”，到后来的“文革”，都被中共高层列为重点保护对象，或“保护过关”，或“从轻发落”。“文革”期间，周恩来特别找到纺织部党组书记，反复叮嘱要力保荣毅仁：“荣毅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内外都有影响，你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