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编者注：一译穆勒)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她的祖国罗马尼亚激起了十分矛盾的反响。当人们在米勒的笔下更多地看到罗马尼亚的黑暗过去时，现居美国的罗马尼亚作家诺尔曼·马尼亚及罗马尼亚小说家米尔恰·卡塔雷斯库谈起了他们对于这个德国籍女作家的看法。

　　诺尔曼·马尼亚

　　哪怕国家荒芜，恐惧弥漫

　　现居美国的罗马尼亚著名作家诺尔曼·马尼亚(Norman Manea，一译诺曼·马内阿)接受了《纽约书评》编辑休·伊金的简短采访，当后者提及米勒有许多书皆涉及齐奥塞斯库的晚期统治时，马尼亚说：“我要说她的全部作品(写的都是这个)。她对此着魔——这几乎是唯一让她着魔的东西。”

　　他谈到米勒的处女作——短篇集《最低点》(Niederungen)：“它非常现实主义，非常锐利与残忍地描写了罗马尼亚乡村地区的生活，那里是全然朽烂、隔绝与野蛮的。”

　　我刚刚读完此书的英译本，深有同感。书中“我”的父亲、母亲、祖父、祖母，都视残忍为生活的必要部分。父亲杀人，强暴，祖父母乱伦，各自通奸，以至家族中很少有人能够确证自己的血缘。老人对孩子只有愚蠢的教育，杀生成为幼儿的日常游戏，不断出现的屠宰场和腐败的牲口肉尸则成为另一个含意明确的象征。在其中的一个不到两页的极短篇《斯瓦比亚人的沐浴》中，米勒用相同的句式不断反复，描写一个令人厌恶的场景：一家三代在同一缸水中洗澡，女儿洗完母亲洗，父亲、祖母和祖父再依次进入浴缸。最后，祖父从身上搓下的泥垢与祖母、父亲、母亲和女儿的泥垢混合在一起，将浴缸中热热的清水变成冰冷的黑浆。

　　米勒的《最低点》经历了重重审查，于1982年在布加勒斯特出版。马尼亚的《黑信封》则出版于1986年，他后来回忆说，此书在出版前经历了“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其波折从《论小丑》所收《审查者报告》中可见一斑：他们不断“提出可笑的新要求，整整半年我每天都在为某些章节、某些句子，或是某个单词和他们争执”。

　　那想必是罗马尼亚作家最困难的时期。1986年和1987年，马尼亚和米勒先后离开了祖国。去年在接受我的书面采访时，马尼亚说：“我不想离开罗马尼亚。这倒不是因为我在那儿过得幸福，或是有什么特权，而是由于那是我的土地，而我必须要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文化里生活，哪怕国家荒芜，恐惧弥漫。的确，内心的流亡早在我离开前很多年就开始了。我离开，是因为情况已变得无法忍受，文化状况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我与当权者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去——就像家里着了火，你跑出房子一样，那时不会去想下一步，睡在哪儿，吃什么。”去年，马尼亚的三本著作——随笔集《论小丑：独裁者与艺术家》、回忆录《流氓的归来》和小说《黑信封》同时在中国出版。

　　米尔恰·卡塔雷斯库

　　罗马尼亚是她的一部分

　　马尼亚从未停止以批判性的目光回望过去，但赫塔·米勒的言语力度远甚于他。1989年之后，米勒对罗马尼亚(不仅是对过去那个时代)的批评变得“极端激烈”，言辞公开而强硬，未免让昔日的同胞难以接受。不少罗马尼亚人因此对她的获奖表现出相对冷淡的态度。但该国著名小说家米尔恰·卡塔雷斯库(Mircea Cartarescu)为此欢欣鼓舞。10月12日，他在《法兰克福评论报》刊文道贺。当世界几乎集体只看到罗马尼亚的黑暗过去时，他要为米勒寻根。“赫塔像我一样讲罗马尼亚语，她浸透着罗马尼亚的语言、文化和文学，她一直着迷于罗马尼亚日常语言中的诗意表达，并在其众多的小说中加以运用和发展。”卡塔雷斯库写道，“她笔下的每件事都发生在罗马尼亚，一个她既爱又恨的国家，哪怕这个国家伤害了她，也是她活生生记忆的一部分，至少这个国家和德国有着相同的分量。”

　　卡塔雷斯库指出，在米勒小说卡夫卡式的梦魇之外，也有弗丽达·卡洛式的诗意、超现实主义色彩的笔触。“我们只能猜度的是，如果罗马尼亚曾经是一片自由的天地，她的作品会是何种样貌。”他说，“我可以肯定，她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可那样一来，她也就不是赫塔·米勒了。”

　　米勒的获奖就像一场梦，令人欢欣鼓舞。卡塔雷斯库说：“那个我了解的赫塔，那个娇小的、激烈的女人总是一袭黑衣，却在我们每次见面时那样的友善与温和，而我总是心虚和害羞。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德国女人，竟如此罗马尼亚化，而她实际上从未这样表露。”

赫塔·米勒获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