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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 逼着刘震云莫言PK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10-01-28  发表评论>>

  “《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改革惹争议,文学奖娱乐化?精英文学圈备受考验?本报记者连线《当代》杂志编辑室副主任周昌义还原评奖现场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与莫言的《蛙》最后两者“PK”,场面尴尬。

  主办方“逼”着评委们从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与莫言的《蛙》中“二选一”。

  一年一度的“《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上周在北京揭晓。这个在文学圈内素来以严肃、权威形象出现的文学奖,第一次打破传统文学评奖方式,引入电视选秀机制,在文学日益娱乐化的大潮之下,透露出严肃文学阵营在坚守与融合之间的尝试。

  正因为此,今年“年度最佳小说奖”得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的出炉过程也颇不寻常。当作家、评论家、出版方、读者、媒体五大评委方阵共聚一堂且相互制衡时,文学评奖头一次不再关起门来说事。当“高尚”的“遮羞布”被扯掉,《一句顶一万句》的力拔头筹充满了争议,其中的每一个斡旋、坚持乃至弃权,都折射出传统精英文学界正在面对的新课题。

  昨日,记者联系到《当代》杂志编辑室副主任、资深编辑周昌义,以主办方及亲历者的身份,为读者还原评奖现场。

  文学评奖首次放下身段

  “出于避嫌,过去的文学评奖还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作家、评论家、出版机构、媒体、读者共处一室,每人都是评委,每人都有投票权。”周昌义告诉记者,本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一个最大的变化,是投票话语权的变化。

  据了解,前五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的最终决选,一直是7位专家评委实名投票。“五年下来,发现专家奖确实都有片面之处。”周昌义说,今年主办方决定取消“专家奖”和“读者奖”,只评选“年度最佳”,而评委团则扩展为作家、评论家、出版方、读者、媒体五大方阵。“评论家11位,作家及责编8位,业内知名出版机构和文学杂志代表10位,读书栏目媒体50家,豆瓣网读者若干。每一方阵单独看来都有些片面,加起来却实现了一种平衡和制约。”在他看来,所有文学奖都不可能做到绝对公正、不偏不倚,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也备受指责,因此,本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希望通过各方力量的制衡,达到“均衡”的初衷。

  这种评奖方式,即使在现场,也受到一些比较严谨的评论家的质疑。被誉为“布老虎之父”的出版人安波舜就毫不客气地指出,“让作家或出版社拥有投票权,确实有利益攸关的问题”,他希望文学的梦想不要被轻易地世俗化。

  但主办方坚持要将这个大杂烩的“游戏”继续下去。在网络直播的评选现场视频上,记者看到,评选现场异常热闹,网络读者苏茉、《金山》责任编辑、作家孔二狗和莫言纷纷发言“拉票”。最后的投票环节,主办方甚至准备了五根玻璃柱,代表进入“五强”的五部小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莫言的《蛙》、阿来的《萨格尔王》、苏童的《河岸》和张翎的《金山》,每位评委一一走上台前,往玻璃柱里扔小圆球——整个评奖过程,俨然一个娱乐化的派对。

  “过去,大家总觉得文学跟娱乐没法比,自己把自己看得很神圣,稍有不尊重便觉得是亵渎。”周昌义说,本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意在开一个先河,让严肃文学放下身段,主动娱乐化。“更何况,甭管形式上怎么娱乐,它内在的核心精神——透明、公平、民主是严肃的。从这个角度说,它比所有貌似严肃的文学奖要严肃得多。”他表示。

  “逼”着评委“二选一”

  这种评奖方式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或许是考验当代文学界评奖的公平性,考验评论家的勇气。

  “评论家和作家都是头一次面临这种尴尬的评奖场面。大家都在文坛混,作家的心眼也不一定都宽广。摆在桌面上,让评论家来二选一,一定是比较难堪的事情。”周昌义告诉记者,在评选现场,《蛙》和《一句顶一万句》之间“二选一”的细节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来自中国作家协会的著名评论家雷达坚持要“一票两投”,将票同时投给《蛙》和《一句顶一万句》,最终他实在抹不开面子,只好选择弃权。

  主办方为什么一定要“逼”着评委们“二选一”呢?周昌义解释说,只有“逼”到这个份上,才能真正“逼”出他们心中的“孰轻孰重”。他告诉记者,中国当代文坛有个很不好的风气,尤其是评论界,一出席座谈会,从来都是唱赞歌,不好意思说缺点。在他看来,缺乏批评的当代文学生态并不健康,“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变文坛风气。慢慢大家就会习惯,作家没必要比明星还要脆弱吧。”

  事实上,被主办方这么一“逼”,评论家们还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倾心于《一句顶一万句》、《蛙》和《河岸》三部作品,他声称“如果有并列就好了”,但最终也表明:“如果实在让我选,我今年选《一句顶一万句》,明年选《蛙》。假如说《一句顶一万句》99分,《蛙》就是97分。”类似的还有文学评论家白烨,尽管他在申诉理由时强调“如果不能投两票的话,我就把我的票分成两个半票”,但最终投票时仍将宝贵一票投给了《一句顶一万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福民和北京大学中文系邵燕君,则从个人文学鉴赏的角度,选出了《一句顶一万句》。

  “只有在这种时候,明知要得罪一个人,你也咬着牙得罪了,才能看出评论家们心之所向。”周昌义说,主办方设置规则的初衷,就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实现公平,“如果说这次评奖是一个考验,中国评论家和作家都通过了”。

  种萝卜如今也得卖萝卜

  通过“《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的评选改革,《当代》杂志希望能对文坛风气有所触动,对备受娱乐化浪潮冲击的精英文学圈做出一个探索性的示范。

  “文学方式在变革,大家会慢慢适应并习惯的。”周昌义举例说,最初主办方请《福布斯咒语》的作者王刚来,王刚担心自己评不上会很难堪,有些犹豫,“我们逼着他来了。到了现场一看,连莫言也被PK下来了,心理就放松下来。”他指出,作家也得慢慢习惯,不一定在任何场合都非要成为中心。就像刘震云说的那样:“时代确实是变了,种萝卜的现在都得肩负着卖萝卜的职责,要到市上卖。我一开始不好意思,但我发现身边的朋友都在卖,余华在卖,最近莫言也在卖。”当市场体制已经彻底改变了文学的创作、传播方式时,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成为当代文坛每个人正在面临的挑战。

  由此,此次《当代》杂志、人民文学出版社来操持这样一次娱乐化的文学评奖,放在大环境下来观察其实更有意味。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的娱乐化与严肃文学的坚守阵地形成两军对垒的态势,纯文学的边缘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些年,双方阵营似乎又渐趋融合之势,像郭敬明入作协,像此次《当代》文学奖的娱乐化。在周昌义看来,双方的互融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有幸的是,在感受到最初的尴尬之后,许多当代作家已经开始反思,并及时调整。在获奖现场,刘震云就感慨说:“这个场面让我感到文学的尴尬。文学在这些年,首先要经过娱乐的洗礼。每个作者坐在这里,你投票也不是,不投票也不是,不上不下、不尴不尬,这就叫娱乐。”

文章来源: 深圳商报 责任编辑: 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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