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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著:中国封建社会的四份体验报告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10-02-11  发表评论>>

  我首先讲一下为什么关注四大名著?

  我们都知道《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四本书在中国影响极大,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文笔好,人物写得很传神,故事情节很曲折,更多的是因为书里包含着一些文化基因,这些文化基因和我们民族的历史传统有莫大的关系。即使在今天,我们在生活中不经意间也会进入四大名著的一些场景:比如说一个女孩多愁善感,人们就会说她是“林妹妹”;如果哪个小孩调皮,他妈妈就会说:“你这个人像孙猴子一样管不住”。

  四大名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更多的并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去看它们,而是从中看生存、看社会、看恩怨情仇,从四部小说里面找自己的位置。所以,今天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谈这四部小说。

  《红楼梦》讲的是一个家庭,是讲家族的秩序;《三国演义》讲的是庙堂之事,讲政权高层的权谋;《水浒传》讲了对当时社会不满意的一些边缘人物,讲的是江湖,我们知道在古代庙堂和江湖总是对应的;《西游记》讲的是中国人想象的彼岸,就是天堂或者是地狱。

  四大名著,把家庭、家族写了,把庙堂、朝廷写了,把江湖写了,把我们想象的天堂和地狱也写了,这对中国古代社会就有了一个比较全方位的描述。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诗人比历史学家更接近真实。就是说,这几本小说,它的情节可能是虚构的,人物也跟历史上的人物不一样,但小说在写作的时候,它所流露出来的文化的、社会的那些信息却特别真实。

  举个例子:《水浒传》里面的英雄好汉被抓到牢房里,那些老狱友就告诉他们说“你应该给常例钱”,不然会收拾你,害死人还查不出外伤,说得特别详细。这些绝对不是施耐庵编出来的,晚明的许多史料,都记载了“东林党”人被抓到牢房里的遭遇,与我们在《水浒传》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还有,《西游记》讲的神、佛、鬼怪,是我们想象的天堂也好,地狱也罢,一定就是当时社会的翻版——玉皇大帝就是皇帝,下面什么太上老君、托塔李天王,就是文武两班大臣。我们中国人所想象的天堂,一定和但丁《神曲》所想象的天堂不一样,想象源于生活的视野和经验,因为生活就在那里。

  下面,我就具体从这个角度谈谈四大名著。

  《红楼梦》——体验如何在大家族中生存

  社会的细胞是家庭。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是家庭容纳他、培养他,他对社会一切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学会的,然后才可能走向社会。所以我觉得应该先从《红楼梦》讲起。

  《红楼梦》这本书,当然可以用鲁迅的话说是“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密事”等等,就是你怎么看《红楼梦》都有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因此我看《红楼梦》,觉得实际上就是看到人如何在传统社会的大家族中生存。

  中国的宗法社会具有很长的历史。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对一个人最大的保护是自己的家族,一个人如果在家族里容不下身的话,他以后就是逆子或强盗,基本上这一生就完蛋了。我在自己的书里写过“宝遁黛死——浊世不容自由魂”,就是说,四大名著里面,最具有“现代性”的一本书是《红楼梦》。什么叫“现代性”?现代性不仅仅是飞机大炮,我觉得现代性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要有人道主义的关怀,就是要对普通人的命运有大悲悯,要尊重普通人的尊严和自由。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三部书,虽然故事非常好,但是对人是不重视的。人命在这三部小说里好像就是草芥,说杀就杀。而在《红楼梦》里,曹雪芹把所有的人物都当成一个人来写。宝玉和黛玉作为《红楼梦》中的男一号和女一号,我觉得他们的相爱,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个人的人格都是独立的。在他们眼里,人只有可爱不可爱之分,讨厌不讨厌之分,没有有价值没价值、该不该巴结之分。所以你看宝玉,对贾雨村那样的进士、地方官,不喜欢就是不喜欢。黛玉也一样:教香菱学作诗,宝钗觉得香菱只是他哥哥抢来的一个妾,就说:“我没有时间教你作诗。”于是香菱找到了黛玉,黛玉就一首一首替她改。为什么黛玉可爱?就是她真。

  然而,在《红楼梦》描写的那个时代,无论宝黛的内心是多么的独立,精神上是何等的自由,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要么依附官府,要么依附家族。宝玉痛恨八股取士,痛恨官场的龌龊,向往纯洁自在的生活。然而,他优渥的生活却须臾离不开他所痛恨的东西。贾府一旦丧失了宝玉、黛玉他们所不喜欢的权力,俩人就没有生存的土壤。这对宝黛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悖论。

  在《红楼梦》里面,除了这两个主子以外,还有一些奴才,比如说焦大、袭人、晴雯、鸳鸯等等。其实曹雪芹是以大同情的笔墨写这些人的,他笔下没有一个坏人,包括大家不喜欢的袭人,其实袭人不得不这样生存,下面我分别介绍一下。

  我先讲两个傻奴才的悲哀,一个是对贾府的祖先有救命之恩的焦大,另一个是贾宝玉的奶妈李嬷嬷。

  焦大在贾府中是功劳最大、资格最老的一个奴才,多次跟随主子出去打仗,在死人堆里把主人背出来,自己挨着饿偷东西给主子吃,剩下的半碗水都给主人喝了,自己靠喝马尿解渴。这些功劳连荣国公的子孙都承认,可以说没有焦大就没有贾府的繁荣。然而这个贾府第一号义仆年老以后,成了贾府主子十分讨厌的人,他的结局最惨,连一些大丫鬟也比不上。这个焦大招人讨厌的最大原因就是居功自傲。按理说,救命之恩高于一切,没有焦大救了贾家太爷,就没有贾家的富贵。我们看焦大作为一个奴仆,他盯着老主子挣来的这份家业,却搞不明白,还以为这份家业他也有份,所以他看到子孙败家子在糟践老主人的家业时,就等于在糟蹋自己的,所以他就指责新主子,最后因酒后失言被捆起来灌了一嘴马粪。

  所以我说,作为奴才的焦大虽有救主之功劳,却不明白奴才的本分,不通晓做奴才的奥妙。奴才不管功劳多大,他依然是奴才,什么时候都得兢兢业业不能忘本。奴才得意之时,便是引火烧身之日。焦大总是动不动就想去家庙里对国公爷的牌位痛哭,拿死人压活人,这是新主子最烦的。焦大认为他有资格去哭庙,但是他始终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奴才对主子牺牲再多,出力再大,在主子看来都是应该的,主仆名分是不能改变的。在大局未定,大业未成之时,主子对得力的仆人也许特别好,一旦江山打下了,这份基业有了,当奴才的如果整天像焦大那样,那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在《红楼梦》里,宝玉那个奶妈李嬷嬷也是这样。贾府里头那些人,包括王熙凤都对她客客气气,原因是宝玉小时候吃她的奶,宝玉将来可能会成为这个家族的继承人。宝玉长大以后,奶妈已经没有价值了,可李嬷嬷还以为自己了不起,对宝玉身边那些丫鬟挑三挑四,还想跟那些小丫鬟们争宠,确实是太傻了。

  跟焦大、李嬤嬤相比,赖大家的就很懂得此中的道理。她的孙子后来被保举当了一个知县,但她教训孙子说,虽说你是个官,但你一落娘胎就是主子的奴才,主子恩典现在你当了一个官,不要忘记老祖宗的恩。赖大家的就能看清自己的身份,一直保持低调。在满清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有很多人原来是奴才,后来主子让他出来当官,有的甚至当上总督了。但是,他跟他以前那个主子的主仆关系仍然是延续的。

  另外一个就是贾琏的奶妈赵嬷嬷,她也聪明。因为有盖大观园的工程,她向凤姐给自己的两个儿子求事做。然而她就特别低调,王熙凤要她吃酒,要她在炕上坐,因为她是贾琏的奶妈,但她就是不肯坐,平儿在炕外面设了一个脚踏,她就在那上面坐了。你看她跟宝玉的奶妈完全不一样,她知道现在自己人也老了,是求人办事。最后凤姐觉得这个人真会来事,又给自己的丈夫当过奶妈,就把一部分工程分给了她的两个儿子。

  我们再比较袭人和晴雯,就更典型了。袭人在《红楼梦》的家奴中,无疑是最成功的,不但主子宝玉一天也离不开她,而且得到了贾母、王夫人,还有半个主子的宝钗——三代主子的青睐。袭人成功最大的奥妙是她明白自己的奴才身份,无论办事说话都守本分,这种强烈的角色意识,让她以弱搏强,以下驭上,以贱谋贵,该体贴的时候就体贴,该贤惠的时候就贤惠,该以退为进的时候就以退为进,该豁出去的时候就豁出去。

  袭人显然是一个“投资”高手,她博得了王夫人的欢心。母亲对儿子娶妻纳妾是有决定作用的,所以她第一个要博得王夫人的欢心,让王夫人觉得她可靠,儿子和她不可能变坏。第二个,她要想办法让宝钗理解并欣赏。因为她知道自己肯定是当姨娘的,那么谁当大太太,对于这个姨娘来说太重要了。所以,她就一直跟宝钗做工作。因为妻妾相处是非常困难的。黛玉压根儿就瞧不起袭人的奴性和媚性,袭人也知道如果黛玉成了宝玉太太,第一姨娘的位置肯定是紫鹃的,宝玉对紫鹃都说了,引用《西厢记》的一句戏文“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所以袭人只能把宝押在宝钗身上。袭人除了心细,有“风险意识”,还不断地关注“投资对象”的变化,以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最精彩的一幕,就是说她回家了,然后说她哥哥要来给她赎身了。这个时候黛玉跟宝玉的感情正好,她作为一个丫鬟来说也很担心,所以弄得宝玉傻乎乎地回去劝她;劝她以后,她就给宝玉三个条件,并说,你若依了,便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来,这是假意要赎身,真心试探,目的是控制宝玉。这是奴才控制主人的一个经典。

  和袭人相比,和她一起服侍宝玉的晴雯就很失败。曹雪芹对晴雯的判词是:“心比天高,生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风流灵巧不是毛病,晴雯的毛病就是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位置,和其她的丫鬟比,晴雯是奴性少了一点,或者说几乎没有。她心中也暗恋着宝玉,但是她对宝玉的爱,基本上是一种男女平等的爱,而宝玉对她的爱基本上也是这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从古到今,丫鬟和少主子平等的爱都是悲剧。我们看第三十一回晴雯撕扇子,她是真的。宝玉让她撕她就撕了,撕完以后说:我也乏了,明儿再撕吧。宝玉看晴雯很可爱,因为宝玉确实也很喜欢她,对她的情谊也是率真的。这一幕把一个丫鬟和一个主子之间那点超越等级的情意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这种情意、这种爱情,在贾府那种等级森严的家族里,只是昙花一现,而且马上就种下了悲剧的种子。后来王夫人驱赶晴雯,理由是魅惑宝玉。其实大家都知道,要说魅惑肯定是袭人了,晴雯跟宝玉没有发生那种关系,可袭人跟宝玉发生了。但是为什么王夫人对袭人那么好,而容不下晴雯呢?就是对一个少主子来说,有多少妻妾不重要,关键是要有规矩,大老婆像大老婆,小老婆像小老婆,丫鬟像丫鬟,主子像主子。王夫人觉得晴雯不守规矩,不像一个奴才,所以一定要把她赶出去。

  下面我分析一下鸳鸯。鸳鸯是贾府最高领导人的“私人秘书”,贾母所有的私人事务都是鸳鸯打理,包括贾母私人财产的钥匙都在她那儿。可见鸳鸯在整个丫鬟群中,地位是很高的,连王熙凤都要巴结她。但即使这样,她也躲不过政治斗争的漩涡:荣府的大老爷贾赦要娶她当姨娘,赦老爷好色,但我认为他要娶鸳鸯贪图的不是美色,而是借以控制贾母、控制贾母的钥匙。这个时候鸳鸯很难受,不要说她本人不喜欢贾赦,即使她心甘情愿地给贾赦做姨娘,日子照样不会好过。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她会得罪贾母,甚至会失去贾母的信任。第二,她会得罪王夫人和王熙凤。这样,你说她在贾府还能呆吗?贾母知道她自己的儿子打鸳鸯的主意,于是大怒地说:“我统共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你们还要来算计。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来盘算我。”贾母一点也不糊涂,她就知道大儿子要鸳鸯的真实意图。

  这个时候,鸳鸯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她绝对不能嫁给贾赦,但是不嫁的隐患又很大。因为她的主子贾母春秋已高,没几年活头了。所以,鸳鸯在贾母死后只好自杀殉葬。她要不死,反正贾赦会治她的,她这样死了也成全了自己的名声,然后变成了好像是一个什么孙女,给她一个名分。你看,作为贾母的“私人秘书”这么得宠的一个丫鬟,她也是很悲哀的。

  其实在《红楼梦》里面,真正的主子从来就没有出现过,那就是那个皇帝。你看贾府那么厉害,当宫中有太监传旨的时候,一家人坐卧不安,后来得知是喜事,是娘娘要回来省亲了,一家人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大家想一想,其实贾府对皇帝的心态,就像袭人、鸳鸯这些丫鬟对他们的心态一样。所以我看《红楼梦》,就是这样的悲哀。

  《水浒传》——人在江湖的生存规则

  接下来讲《水浒传》,看他们如何在江湖上生存。

  我在几年前曾经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对梁山说声再见”。因为我当时觉得,中国几千年的权力更替也好,或者是朝廷解决争议也好,总是李逵的板斧原则——看谁的拳头硬。我说我们应该告别这种原则,否则即使像宋江成功了,到了东京,当了皇帝,你说他会比宋徽宗强吗?不过就是换了一个王朝。

  最开始的时候,江湖是一个比较浑沌的状态,就是次序还没有排,就跟我们看电影《古惑仔》一样,刚开始初出江湖的时候,大家都在街上打,争地盘。到一定的时候,这个江湖秩序就会逐渐稳定了。所以在《水浒传》的前期,基本上属于这种比较浑沌的状态,还没有排座次,将来谁是老大都不知道,晁盖也好,宋江也好,到了最后基本上就定了。定了以后,就能看出梁山这个山里面分了很多帮派。

  我们看梁山排座次以后,宋江整天想招安。然后武松说:“今日也招安,明日也招安。冷了兄弟们的心。”鲁智深也说:“至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还说:“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李逵也跟着喊:“招安、招安,招一个鸟安。”这三个人都对既定政策有看法。这个时候谁受处罚?宋江只抓住李逵,说要把他杀掉。然后大伙儿就求情,然后就放了李逵。实际上我们能看出来,这三个人里面,真正的亲信肯定是李逵。李逵是家奴,是宋江从江州脱险带出来的亲信,反对自己的招安大计,他很伤心。而且对家奴怎么呵斥也不为过,还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给其他反对招安的人看。宋江也知道兄弟们会替李逵求情,无非就是给大家看看。那么对其他的人,像武松、鲁达,这是二龙山的头领,宋江就不能像对待李逵那样了。

  梁山的权力构架,基本上是“一大加四小”:

  “一大”就是原来的梁山人马;“四小”指的是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少华山四路人马。在这个“一大”里头还可以细分:一拨,是生辰纲派,就是晁盖智取生辰纲的时候带着的那些人,像赤发鬼刘唐、吴用等等。这些人在晁盖死后马上就成了宋江的人。但其中刘唐、阮氏兄弟却没有得到重用。另一拨,是宋江从江州带来的人马,那才是他真正的人马,全部重用。其中最好的:一个保镖兼杀手——李逵;另外一个是他的特务头子戴宗,经常给他搜集情报;还有一个是他的公关先生燕青;再有是他自己的弟弟宋青,管酒席——实际上管财政。这些人是宋江的嫡系。另外还有一拨,就是原来的寨主王伦手下的那些人,宋万、杜迁、朱贵,基本被边缘化了。梁山基本的权力构架就是这样。

  后来梁山好汉排座次,宋江的嫡系基本上都进了三十六天罡,当然其中也包括卢俊义、花荣、林冲这些确实有本事的人。而其他那些别的山寨来的人,除非武松、鲁智深这样在江湖上特别有影响的,都排在了七十二地煞中。这说明,江湖上的规制和朝廷也是一样的。

  下面我再讲“几人是干净的,几人是安全的。”

  《水浒传》里的强盗干的是杀人放火的营生,一个人生没有污点的人是不能加入强盗一伙的。所以林冲雪夜上梁山,王伦就要他杀一个人来做“投名状”。林冲在入梁山之前也杀了陆虞侯、富安,但这是报仇,对他来说在道德上、人格上还是干净的。后来林冲去杀人,碰到杨志没杀成,所以他依旧是干净的。我们看梁山上这些人,只有两个人最终是干净的,一个是林冲,一个是鲁达,他们杀了很多人,但没有无辜者。这两个人也是两个孤独者,在梁山上也没有什么帮派。可见,干净的人在江湖上是何等的凤毛麟角。江湖上的人是这样,官府的人呢?也一样。

  在封建时代的官府里,几乎是没有什么官员是干净的。比如说一个地方上的官员,有一个人不想要钱,那你就是另类,你就是大家的敌人。大家全都拿钱,没有人是干净的,就意味着没人是安全的。那么在官场上,你就必须把你所有的安全,寄托在对上司的效忠,寄托在跟对主子上。如果你跟对了主子,你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就没有人追究。如果没有跟对,你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就会在政治斗争中被查处。所以没有人是干净的,没有人是安全的,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悲哀。

  下面我再讲讲三个生意人的命运。这三个人是谁呢?一个是郑屠,这相当于一个屠宰公司的“总经理”;一个是西门庆,相当于药品公司的“总经理”;还有一个是卢俊义,他是一个殷实的大商人。这三个生意人都没有得到善终。

  在宋代,商品经济已经比较繁荣,这在《东京梦华录》里就有记载。但是中国始终没有发育出资本主义,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发育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商品流通多么活跃,商品交易量多么大,而是跟资本主义相匹配的金融法律制度和一些交易规则。在《水浒传》所展现出的历史中,哪怕一个人的买卖做得再大,也必须要跟官府保持亲密关系,否则得罪了官府就完蛋了。

  郑屠是一个“小老板”,在当地有点钱,然后就霸占了金翠莲,这个时候鲁达几拳就把他打死了。但是我们仔细读书,发现鲁达打郑屠,固然有霸占金翠莲的原因,但其中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郑屠不应该说自己是镇关西,鲁达说:“俺只道哪个郑大官人,原来是一个杀猪的郑屠。你这个腌臜奴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使你这等欺负人!”还说:“经略相公做到了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这个意思就是说,做官的都不敢叫镇关西,你一个做买卖的,有了钱就敢叫“镇关西”?这实际上说明那个时候,是完全的官本位。商人再有钱,也是士农工商中最末等的。你自称镇关西,是僭越,挑战了官府权威。虽然鲁达实际上也只是一个下层军官,但他的想法就是这样。

  西门庆也是这样。西门庆的出身不比郑屠好,但是他更有钱。他害死了武大,跟潘金莲媾和在一起。这个时候,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是武松。武松是都头,就相当于当地的刑警大队长。这个时候西门庆只有投靠更大的官场势力,才能对付得了武松。当然,最后西门庆也难逃被杀的命运。

  和郑屠、西门庆相比,卢俊义不但富甲一方,而且为人仁义,自然不愿意去梁山落草为寇。最后是宋江设计骗卢俊义上了梁山。但是梁山设计,官府为什么能够中计,要害卢俊义呢?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卢俊义平时心高气傲,根本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不去请安,也不去送礼。

  第二,梁中书又觊觎卢俊义家的财产,所以当卢俊义的仆人李固要陷害自己主人的时候,只要送上重礼,他就肯帮自己分卢家的财产。

  第三,是宋王朝的专制政权神经过敏,将一切有可能的人都视为敌人。一看卢俊义跟梁山通过信,手下还有燕青那样的人,而且他本人的拳脚武艺又很好,所以他肯定居心叵测。卢俊义就这样被生生地逼成敌人了。

  最后我再讲讲黄文炳之死的警示。

  我们大家很讨厌黄文炳,他是犯过错误的进士,想起复,所以看到宋江题反诗,就找到了蔡京的儿子蔡九去报告。犯案后,宋江装疯,被黄文炳识破。梁山好汉要救宋江,派人仿照蔡京给自己的儿子写信,这条计策也是让黄文炳给看透的。就是黄文炳这么一个人,他忠于王朝,可是最后却被剐了。这是一个警示,就是说当一个王朝乱到快崩溃的时候,它已经没有能力保护他的忠臣,这是最可怕的,也是最可悲的。其实黄文炳不但能干,而且忠于这个朝廷,他想再做官,这是人之常情。黄文炳的警示,就是当社会不公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朝廷快要被淘汰的时候,还有一些是没有被淘汰的,即像黄文炳这样的人,他想给朝廷做事,风险本来就很大——可能面临着反对势力的报复,可是朝廷仍然不能保护他。所以,我说大宋走到这个时候已经走到尽头了。

  《三国演义》——庙堂上的权谋

  《三国演义》比《水浒传》又高一个层次了,它所讲的是那些政治人物是如何搞权谋的。这里我想先说的一个题目是“桃园三结义留下的隐患”。

  桃园三结义的时候,刘备卖草鞋,关羽卖枣,张飞杀猪,三个人根据年龄大小就排了大哥、二哥、三哥。后来大哥刘备在成都建立了蜀汉小朝廷,如果有朝一日,真的是北伐中原成功了,刘备成了统一天下的皇帝,那么这个时候关羽和张飞怎么办?在《三国演义》这部书中,关羽和张飞一直没有从兄弟转到君臣,这其实是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的一种隐患。这就好比几个人合伙做买卖,刚开始的时候是大家的股本——桃园三结义时刘备要没有关羽、张飞的力量,他就完蛋了。兄弟合伙做买卖,推举年长、有经验的人当总经理。但是,当真的把公司建立起来了——北伐中原成功了,就意味着这个江山是刘家的了,这之后关羽和张飞最多只能封王——就是高级打工仔,合伙公司一下子变成了独家公司,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那就只能把关、张飞这些原来合伙的老兄弟杀掉——明朝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在《三国演义》里并没有写到这些,因为刘备北伐还没有成功,就死在白帝城了。他的两位兄弟死得更早,况且偏安西南一隅的时候,时时有吴和魏的威胁,所以兄弟三人还是同心协力的。关羽和张飞始终没有把刘备当皇帝、当主子,而是当成自己当年结义的哥哥,所以我说这只是个隐患,不过历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第二个题目我想讲一下诸葛亮的等待和无奈。诸葛亮自己曾经说过“不求闻达于诸侯,苟全姓名于乱世”这样的话。可是实际上诸葛亮真的不想出世做官吗?如果他不想做官,为什么会到南阳隐居?南阳这个地方正好是东西南北交界的要冲之地。如果诸葛亮真要隐居,为什么不找一个真正偏僻的地方呢?三国时期的南阳一带包括现在湖北的襄阳和河南的南阳,是湖北、河南交界之地,也就是往西进巴蜀,往东下长江,往北走中原,往南去两湖的军事要地。诸葛亮在这个地方隐居,其实更像是在这里等待,等待赏识自己的“老板”。那么,为什么最后是实力最弱的刘备挑中了诸葛亮,而诸葛亮也只好跟随没有什么资本的刘备去打天下呢?

  在东汉末期,社会上选拔人才主要看的是家世。诸葛亮的家世并不显赫,世代没有做过大官,所以有实力的势力是不会特别关注他的,诸葛亮再有才能也进不了洛阳、许昌、河北那些人的视野,如袁绍、曹操等。其实当时中国大多数的世家才子都投奔了洛阳和许昌这样的地方。那么偏安东南那一带的孙权呢?他所用的多是江东本地的人才,也没有把诸葛亮这样的外来户纳入视野。因此,当时能重用诸葛亮的,就只有一个居无定所,被别人赶得到处跑的刘备了。而诸葛亮,也只能忠心耿耿地为刘备服务。

  三顾茅庐以后,诸葛亮成了刘备的军师,对他而言最无奈的是什么呢?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他要面对的三个主子——必须考虑到刘备两位结义兄弟的态度。关羽和张飞从开始就不信服诸葛亮,因为他们最早和刘备一起打江山,现在一下子出来一个诸葛亮,什么事都归他管,我们哥儿俩倒什么事都没有了。所以后来入蜀,派关羽把守荆州,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如果让关羽呆在成都,他肯定是觉得我的资格老,诸葛亮很难像对待其他官员那样对待当年跟刘备一起创业的关羽和张飞,这肯定是当时他最大的无奈和苦恼。后来关羽和张飞死去,这其实对整个蜀国来说,尤其对诸葛亮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到后期,关羽和张飞无论对刘备还是对诸葛亮,作用都不是特别大了。打个比方,诸葛亮就好像是现在公司用高薪请来的一个职业经理人,他必须将一个家族公司改造成正常的公司,这就必须克服原来家族公司的许多弊病,原来的家族公司是一个松懈的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混同,不但董事长常常干涉具体经营,另外几个股东也会指手画脚,乱出主意,你还没有办法阻拦。所以我说,诸葛亮的无奈实际上是对关羽、张飞这种和老板一起创业的元老的无奈。

  我想说的第三个题目,就是曹操为什么要把帝业交给儿子来完成。

  建立自家的王朝是曹操经营一辈子最重要的目标,但实际上到他的儿子曹丕手上才实现了这个目标。曹操自己是不会、也不敢称帝的,因为他说过“不是我,不知几人称孤几人道寡”这样的话。道理就在此处:曹操和其他地方军阀进行战争,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控制了天子,打着忠于汉室的幌子去打仗,夺取自己的利益。如果曹操称帝,那他前几十年所做的事情,其合法性、道义合法性就全都不存在了。这就跟王莽一样。王莽原来做西汉的官员,业绩和名声特别好,可他一旦篡汉称帝,就立刻完蛋了。所以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业,曹操也想当皇帝,但又知道只有到他儿子的身上才不再有称帝的包袱,而他身上始终会有一个历史遗留的尾巴,他进行战争的道义合法性在于“替皇帝打仗”,否则他的战争就没有这个合法性了。所以曹操要把帝业交给儿子完成。

  《西游记》——国人想象的彼岸

  我主要讲一下孙悟空的归化之路与紧箍咒。

  紧箍咒大家都知道,唐僧念紧箍咒控制孙悟空的行为。紧箍咒是什么呢?实际上我理解就是封建社会的一种体制秩序。这种体制秩序看起来好像无形,但实际上无处不在。孙悟空刚出世时闹天宫、闹地宫、闹龙宫,无所不能,但后来却越来越不行了,一个小毛贼,一个小妖怪都打不掉。导致孙悟空武力衰减的根本原因,我觉得就是他归化了那个封建社会体制秩序。

  孙悟空刚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时候,无君无父,谁都敢打,本事也很高强。尽管那么有本事,孙悟空实际上重视的还是封建社会体制对他的认可。他在花果山当着美猴王,那些妖魔鬼怪认可他,可以跟牛魔王整天喝酒,但是他不过瘾,一定要向玉皇大帝讨个说法。玉皇大帝让他当个弼马温,他嫌官职太低。然后玉皇大帝给他个齐天大圣头衔,看似很高,但是开蟠桃会的时候,这个也邀请了,那个也邀请了,独独没邀请齐天大圣,这就意味着孙悟空在这个权力场上的实际地位,连国宴最偏的座位都坐不了,所以他要造反。孙悟空造反不成被压到了山下面,后来唐僧救他,要孙悟空戴罪立功,这个时候他就逐渐地进入了体制秩序,而且他的归化之路是一点一点渐进的。开始的时候他还有野性,动不动就不听师父的,因为他师父很窝囊,但后来随着师傅不断念紧箍咒,孙悟空也越来越老实了。

  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在西天取经的小团队里,为什么让唐僧当队长呢?唐僧的四个徒弟,包括白龙马在内,哪个都比他本领高,为什么却只能干活呢?让悟空一个人去取经不行吗?这原因其实一点儿也不复杂。

  首先取经是一项观音菩萨交给的任务,那么她一定要找一个整个佛界和大唐王朝都信任的人。唐僧作为李世民的御弟,他父亲又是去赴任知府的路上被强盗害死的,唐僧是封建社会体制秩序内部的人,肯定要当取经团的队长。其他的人,悟空也好,八戒也好,沙僧、白龙马也好,都是犯过错误的人,只能给他干活。开始悟空不服气,后来一点一点明白过来了,三打白骨精,那是师徒第一次大冲突,到后来,他认清自己的位子了,越来越乖顺。

  在取经路上,孙悟空刚开始的时候见到妖怪就打。到后来他明白了,那个妖怪不管做多大的恶事,首先要了解一下背景,原来是干嘛的。碰到的妖怪是太上老君的童子,孙悟空就去找太上老君,于是太上老君就把杀人放火的妖怪弄走了;碰到的妖怪是文殊菩萨的坐骑,悟空想打杀的时候,文殊菩萨也会赶过来说:“悟空留情。”所以后来孙悟空越来越不敢打了。

  其中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无底洞”。无底洞那个老鼠精诱惑唐僧,孙悟空开始想打死这个妖怪为民除害。但是他在无底洞看到一个牌位,写着什么“义父托塔李天王之位,义兄哪吒之位”。当年孙悟空跟李天王交情很深,这事可不能马虎。然后孙悟空就飞到天上去问。这个李天王也是贵人多忘事,记不得有这么个干女儿了,还是儿子哪吒提醒说,是有这么个干女儿,何时何地,是怎么回事。李天王记起来后,为了面子,随便说两句话,孙悟空就放掉了那个妖怪。这个时候,孙悟空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在官场游刃有余的官僚,所以最后他修成正果——成了斗战圣佛。孙悟空已经彻底归化了那套体制秩序,这才叫修成正果。

  结语——四大名著体现的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秩序

  我看四大名著,讲家族、家庭,讲江湖,讲庙堂,讲人们想象的那个天堂,实际上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权利因权力而不同,就是Rights因Power的差异而有差异。权力越大,特权越多。长幼尊卑、强弱之间一定要有差别。传统中国理想的社会秩序就是各安其分,构成一种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和谐。这个“和谐”跟我们现在社会、文明社会、法制社会的和谐不一样,我们现在讲的和谐是基本权利一样,但是古代中国不是这样,当时的社会你有什么样的权力,什么样的官位,才享受什么样的权利。

  所以,我看这四部小说讲的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小时候读《水浒传》,印象最深的是梁山好汉排座次,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特质,因为封建社会礼法至上,等级必须分明。这个特点在《西游记》里也很突出。后来读《金刚经》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佛教到了中国必须变革。佛祖给众弟子讲《金刚经》之前的时候,是“入舍卫大城乞食”,就是自己去化缘,自己把钵洗净,然后敷座而坐,开始跟大家讲法。在《西游记》里面,我们什么时候看到唐僧自己去化缘了?他只要身边有一个徒弟,就说:“徒儿,师傅饿了,你去化缘吧。”中国的传统就是“有事,弟子服其劳”。而在最初的佛教里,老师和学生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关系而已,老师的事自己做,并没有差遣学生的权力。但到了《西游记》中,取经团队唐僧就是领导,最后取得真经,也是按这个团队的级别来封官职的:净坛使者给八戒,八戒还不干,听说是吃贡品的美差,他才接受了;唐僧是师父,他所受封的旃檀公德佛级别最高。

  《三国演义》也是这样,开始的时候天下局势是那么无序,但是它是朝着有序的方向变化的,最终三个王朝变成一个王朝,听一个人的话,然后宰相、将军这样分下来,各州刺史、各知县(县令)一层压一层,这就叫秩序。

  《红楼梦》也是这样的,像晴雯那样的人,她不听话,不把自己当奴才,那肯定没有好结果。贾环是庶出,他就没有像大老婆生的孩子那么有权力。探春再聪明,“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因为她是小老婆生的,才为她叹惜。

  往往说最反对秩序的是江湖。但是江湖反对现有秩序的目的还是要建立一套秩序,那一套秩序跟前面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还是一种各安其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和谐。宋江当了老大后,就要把那一百零八将的座位,一个都不含糊地从上到下排下来。

  演讲人:李勇

  ▲李勇 生于湖南省新邵县,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现为语文出版社图书部主任。以“十年砍柴”为名著书立说,他的文章在网络上点击率很高。已出版《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皇帝、文臣和太监——明朝政局的“三角恋”》、《晚明七十年》、《闲话红楼》等著作。

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 雨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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