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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为当代文学再绘“文学地图”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10-02-20  发表评论>>

《中国当代文学60年》(四卷),陈思和主编,王光东副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杨周翰先生评论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时,有这样一句话:“英国历史上的十七世纪,尤其是前六十年,是个伟大的时代,动荡的时代。”中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也可以说是这样的六十年。花甲之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不

同寻常的意义。“昔者,黄帝将甲子分轻重而配成六十,号曰花甲子。”(《三命通会》)其“花”字别有奥妙,借之而喻中国当代文学,也颇贴切。

文学的发展不仅直接受到历史的影响,还是历史最好的折射镜。反观六十年的当代文学,无论是“革命样板戏”、“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还是“现代派文学”、“新写实小说”,无一不镌有深刻的时代印迹。也正因为此,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有着相当的难度。信史度过强,新一代的读者会觉得乏味,不免会招致“在一个精神肤浅嚣张的时代里,流行的作品只能是肤浅嚣张”的批评;个性化色彩浓一些,则又极易受到老一辈学者“不按学术规范操作”、“武断主观”的指责。

19世纪末的法国杰出文学史家居斯塔夫·朗松,在其名著《法国文学史》中指出,文学史和历史是有区别的。它们虽然所研究的对象都是过去时,但文学的过去是与读者的现在相联系的“过去”,文学史的对象永远都具有现实性,而不是“历史文献”。所以,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序中就说:“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

陈思和教授也有见于此,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便以具体的作品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以经典作品的阐释作为文学史叙述的主干。陈编《教程》,也因此一直“以文学整体观的激情探索”闻名。在这部文学史里,陈教授一反传统的以文学史知识为主型的写作,突出了对具体作品的把握和理解,着重于对重要创作现象的叙述和作品艺术内涵的阐发。早在1990年代初,陈思和教授在提议“重写文学史”时,就声称要“力图改变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原有性质,使之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无疑的,《教程》正是其理论的最好实践。十年来,这部充满激情探索精神的《教程》,吸引了大量的读者,成为新世纪初最引人注目的专业畅销书之一。

然而,要成为真正经典的文学史,仅强调从审美的角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建构坚实的史学基石。《教程》偏重于文学作品的阐释,文学史的史料则被大量压缩,读者于其时代背景、政策内幕等,往往所获甚少。“文学史研究必须有历史的视角,考察文学发展现象所含有的历史文化内容。如果离开了历史而谈审美……很难构成文学史研究。光用审美的视角回顾文学史,看到的也许如茫茫云海上的几座群山之巅,只是抽去了时间意义的一些零星的孤立的文学高峰,却无法寻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陈思和教授亦如是云。

2010年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思和教授主编、王光东教授任副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60年》,则从文学史料学的角度全面回顾了六十年中国文学的历程与面貌,其用意,自是给予陈编《教程》以有力的史料学的支撑,洋洋160万字,堪称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重要的史料汇编集。

傅斯年先生的名言说:“史学即史料学。”一个史家的见识,不仅体现在宏观论断上,也体现在其具体发掘的史料中。第一流的史学家是如此,第一流的文学史家也当如此。《中国当代文学60年》一书所载,98%的篇幅都是珍贵的文献资料,而这些文献资料,无一不与当代的文学史息息相关。如所周知,当代中国经历建国、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等重大政治时期,文学对于政治不仅“如响斯应”,而且有抵触,有迂回,有反思,其间“一变而再变”,所有的文艺政策、报告、讲话,文学运动的内参文献,围绕理论与创作的讨论与争鸣,等等,纷繁复杂,莫衷一是。又加上漫长的时间跨度,当时触手可及的资料——报刊、杂志和文集,如今早覆盖上历史的尘埃。“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编纂者“兀兀以穷年”,对各种相关资料旁搜远绍,按主题编为四个专辑:文艺政策与意识形态导向、理论探索与人文立场、文学创作引起的讨论、创作现象与艺术规律。每一专辑皆为专题史料的类聚。一编在手,读者从此可以方便地见到宏观叙述背后的“细筋健骨”。

不仅于此,一些重要的作家及作品,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激起的社会反响,譬如早期的《青春之歌》、《创业史》,近年的金庸小说及《大话西游》等,也在这里获得了“史料的还原”。此外值得一提的,则为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话题,当时甫一提出,即在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近20年过去了,一些读者也许已渐淡忘,而在这本《六十年》中,编纂者辑录了当时最重要的史料,真实展现了彼时由于市场经济的繁荣,物质主义盛行,导致理想主义的衰退和道德感的缺失,因而促使学者提出“人文精神”来做振臂高呼的原始场景。书中收入了最早探讨“人文精神”的一系列文章,如:《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王晓明等)、《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陈思和等)以及《读书》上刊发的《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的对话。那一场对重建知识分子的人格和社会价值导向有积极意义的讨论,无疑可以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发展的一个风向标。

编纂者对于史料的取舍,可说是谨严不苟的,其选取的原则,则视其与文学史发展脉络的相关度。换言之,其所挑选入集的,必是在总结文学创作经验方面有见地,或既有社会影响又有理性原则的代表作,而一般人云亦云的附和之说,空谈之论,就严格地被剔除了。为了更好地保存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原始面貌,此书还收录了一些在今天看来文风和观点都有问题的文章,“存瑕”所以“葆真”,别无他意。而所收的文章,除改正其中明显的文字讹误外,也都依原样刊登。顺便一说,在每一个专辑之后,有专家所撰的“题解”,对入选资料的角度、观点,进行了简要的说明、阐释,这也是此书的一个用力所在。

总言之,这部由史料拼搭构建而成的《中国当代文学60年》,兼顾了历史的真实性、观点的多元性及资料的系统性,有如一张六十年文学的“风云卫星图”,全面展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面貌与脉络,揭示了当代文学内外的气候、环境,勾勒了文学观念的更替、理论视野的拓展以及思潮流派的演进,并展示这一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曲折探索与不竭追求。(庄际虹)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 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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