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一直是媒体关注的话题。关于老舍是否曾差点获得诺奖，是一个人们谈了 20多年的话题。本文试图挖掘的是：老舍与诺奖的情缘是历史上确实曾有其事，还是口述历史下子虚乌有的以讹传讹？

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一直是媒体热衷炒作的话题，“谁谁被某某推荐为候选人了”，“谁谁有可能今年问鼎了”，“谁谁早就该获奖了”，“不要把诺奖当回事”，“那只是几个不懂中文的瑞典老头子私下攒出来的”，“诺奖有强烈的政治倾向”等等，总是不绝于报端。有许多中国作家不管出于何种心理，骨子里都有一种浓重的诺奖情结。这当然无可厚非，也无可赘言。本文在此试图挖掘的是：老舍与诺奖的情缘是历史上确实曾有其事，还是口述历史下子虚乌有的以讹传讹？

“老舍差点获诺奖”像“老舍之死”一样，至今仍是个谜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记述历史的才能，可以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它是我们的主要禀赋；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哪一种记忆不是写满了编年史，……大多数人的说话都是记述，而不是为了表达思想———它确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是为了表现他们的见闻经历；这种经历，如果他们健谈，就会是一个没有穷尽的话题。如果离开叙述，交谈的溪流，即便在最聪明的人中间也会干涸，变成为一掬死水，而在愚笨的人中间就会完全枯竭。”

关于老舍是否曾经差点获得诺贝尔奖，正是这样一个人们“健谈”了 20多年的话题。这个话题，无疑是经“口述”而来，并已由“口述”写入了“正史”。先看下面这段文字：“ 1966年 8月 24日这张日历，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沉重的。随着韶光流逝，它的重量正越来越被人们掂出来。不仅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之死在国内严密封锁消息，甚至焚尸扬灰的情况下，却引发了国际性的悼念热潮；而且今天我们才知道：就在老舍愤而跳入北京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的那一刻，国外在对他的境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国际性的文学奖，只是在最后核实被授奖人是否健在时，才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于是，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同样杰出的亚洲作家了。而这项国际性的文学奖的荣誉，正是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家们至今仍衷心向往的……”

这是老舍研究者宋永毅在他出版于 1988年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在《气节和风骨：一种古典人格美的完成》一节论及老舍之死时开篇的一段话，历史叙述显得确凿无疑。里边提及的那项没有点名的“国际性的文学奖”，不言自明指的是诺贝尔文学奖。

类似的文字，远不止这一篇。至少我还看到另一位老舍研究专家关纪新，在他 200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评传》里，也有一段十分明确的描述：“在神州大地邪火攻心的整整十年间，世界忧心如焚地关切着中国，也关切着老舍。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们曾经动议，要向老舍颁发他们的文学大奖，结果是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核实证明老舍已不在人世之后，不得不撤销了该奖，这项全球瞩目的奖励，从来只授予在世者。”

可上述的“历史叙述”存在一个极大的无法解释的矛盾，即老舍去世是在 1966年，而川端康成获奖是在 1968年。我想，第一，绝没有可能把 1966年“原本”要授给老舍的诺奖给川端康成保留两年；第二， 1968年授给川端康成的诺奖，是否“原本”是要授予老舍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研究“口述史”再好不过的范例。我想在此挖掘的是，老舍与诺奖的情缘是历史上确实曾有其事，还是口述历史下子虚乌有的以讹传讹？

几乎所有“口述史”的当事人都矢口否认自己如此“口述过”，这使有关的人都有了编故事的嫌疑

为写这篇文章，我再次向老舍之女舒济和老舍之子舒乙进行了核实，他们都清晰地记得，是前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曾于 1978年受该会的委派，专程到北京，向老舍的家人通报： 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从瑞典载誉回到日本以后，受到盛大的欢迎。据参加庆典活动的瑞典驻日本大使披露，当年的诺奖原是要授予中国的文豪老舍，后经查此人已经去世。而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于是授给了川端康成。这个说法至少在提及老舍差点获奖的年代上是不矛盾的。

同时，舒乙还向我讲述了另一个并非题外的细节：梁实秋去世后不久，他的遗孀韩菁青到北京探望冰心，当时舒乙在场。梁夫人当时说，梁实秋生前交代，等自己百年之后，让她到北京，只转告冰心和老舍的家人一句话，即在梁的眼里，中国的现代作家中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获得诺奖，那个人就是老舍。

可见，关于老舍差点获诺奖是有因由的。对于这个说法的详情，曾有不止一家报纸引述舒乙的话作过报道。此仅举一家报载原文：“舒乙说，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也很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 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 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后 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是在 196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他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编者注：老舍死于 1966年 8月 24日），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 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文革把一切都化为乌有！’舒乙感慨，沉默，稍后介绍说，这个悲哀的事实是在当年庆祝川端康成获奖宴会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来的。舒乙同时列举出两个证人：一个是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另一个是已故作家萧乾的夫人文洁若。萧乾夫妇曾经到过瑞典，证实过此事，文洁若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所记录。”

有意思的是，这家报纸在向文洁若求证以后，发表了题为《文洁若对老舍曾获诺贝尔奖不予证实》的报道，原文是：“前几天舒乙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老舍先生获得了 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他已过世所以奖就给了川端康成，他说文洁若了解情况。当记者向文洁若求证时，她说：‘这件事是挪威人伊丽莎白·艾笛和萧乾谈话时透露的，后来我告诉了老舍的家人。不过西方人是成心的，人一死就说要给奖，沈从文不也是这样吗？要说真想颁奖，为什么不给还在世的巴金呢？’”

更有意思的是，文洁若确曾写过文章记述此事。她在文中写到： 1980年，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萧乾的小说《梦之谷》，开始与萧乾通信。 1981年秋，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到当时还在天坛南门附近居住的萧乾家拜访。“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而且，文洁若“情不自禁”地很快将此事告诉了当时与她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且办公室与她“只隔一个门”的舒济，还“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

另外，文洁若推断，“我不相信直到 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那一年’，指的是 1966年。”我想，这至少是在年代上把老舍死的“那一年”与川端康成获奖的“那一年”混为一谈的始作俑者之一。 [笔者按：此文还用日文发表在 2001年 8月号的日文版《人民中国》上。 ]

最有意思的是，发表文洁若此篇文章的 2000年第 11月号香港《明报月刊》，在文尾特别加了一个“编按”：“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讲师陈迈平及本刊驻瑞典特约记者傅正明曾致电文中所提到的关键人物挪威汉学家艾笛女士求证。艾笛女士回复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

就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几乎所有“口述史”的当事人都矢口否认自己如此“口述过”，甚至使曾经如此“口述过”的人都有了编故事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