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艺术翻译工作

新中国建国50多年来，我国一代代翻译家、翻译工作者已经把世界上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种文学作品有计划地翻译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其中涵盖了东西方各民族自古代中世纪至现当代文学巨匠、著名作家、各种流派的经典之作及优秀作品，也不乏好的通俗畅销书。虽然多数是欧美国家作品，但亚洲、拉美地区的名家名作均有介绍。这些作品对于推广世界上丰富多彩的文学流派、传播世界文学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中国的文学翻译界对世界译坛所做的贡献十分突出。

20052006在广大文学翻译工作者和文学翻译出版机构的努力下，我国文学翻译呈现出繁荣景象。以翻译出版为例：涉猎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出版单位很多，尤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几家大出版社，专业人员集中，出版品种多，形成了各自的出版规模。

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总量720种（新书323种，重版书397种），2006年出书总量861种（新书327种，重版书534种），其中外国文学占出书总量的40%左右。种类涉及小说、戏剧、诗歌、文学理论与研究等。

200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书总量492钟（新书284种，重版书208种），其中外国文学192种，占出书总量的39%；2006年出书总量603种（新书314种，重版书289种），其中外国文学303种，占出书总量的502%。种类涉及小说、文学理论。

2005年译林出版社出版新书171种，重版书328种，共499种，其中外国文学新书65种，重版书128种，共193种，占出书总量的386%；2006年出版新书197种，重版书458种，共655种，其中外国文学新书63种，重版书184种，共247种，占出书总量的38%。种类涉及杂志小说、文学理论与研究、散杂文、传记、戏剧诗歌等。

此外，根据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中国新闻出版信息网CIP数据中心的数据统计，2005年全国文学类翻译图书出版总数1063种，占此类图书出版总数的79%；艺术类翻译图书出版总数1856种，占此类图书出版总数的175%。

2006年，土耳其小说家帕慕克的作品在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几个月就由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翻译出版，说明我国出版界在选材上已表现出前瞻性。目前，很多出版社加强了与国外著名出版品牌的合作，有望取得长足的进步。也有些出版社直接出版文学和人文社科的英文版原著。

然而，与出版数量的剧增不相匹配的是优质翻译作品没有同步增长。一些出版社尤其是非专业翻译出版社往往只追求出版速度和经济效益，忽视翻译质量，粗制滥造，影响到外国优秀文学作品在我国的正常传播。此种情况已引起我国文学翻译界的高度重视。

中国翻译协会于1986年成立中国翻译协会文学艺术翻译委员会，其宗旨是着眼于外国文学翻译全局的发展，开展专题学术活动。2005年10月19日，中国译协文学艺术翻译委员会与北京大学、瑞典驻华使馆联合举办“斯特林堡国际研讨会”，旨在配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斯特林堡文集》，推动中瑞两国文化交流，从而促进中国与北欧五国翻译界高层的互动，宣传我国翻译、出版、介绍外国文学的成果，中外著名学者出席研讨会并作主旨发言。2006年9月8日至15日，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访问中国，参加了“大江健三郎国际研讨会”。访华期间他还出席了他自己作品的中译本（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及世界文学论坛名著丛书（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发行仪式。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鲁迅文学奖设立优秀文学翻译奖，旨在鼓励优秀的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国翻译协会《中国翻译》编辑部举办的“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上海翻译家协会联合主办的“CASIO杯翻译竞赛”等，旨在发现和培养更多的翻译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文学》杂志和南京的《译林》杂志也不断举行文学作品翻译竞赛。

以上活动的开展对于培养翻译人才，提高翻译水平，繁荣我国文学翻译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社会科学翻译工作

我国的社会科学翻译，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支浩浩荡荡、蔚为大观的队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商务印书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三联书店、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等，都是著名的社会科学翻译出版单位和高等学府。多年来，这支队伍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领域为我国的社会科学翻译事业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以颇具代表性的中央编译局来说，自1953年成立以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以精益求精的科学治学精神，孜孜不倦地先后于1958年翻译出版了13卷本《斯大林全集》（336万字），1959年翻译出版了39卷本《列宁全集》（1500万字），1985年翻译出版了5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200万字）。而且，这三大全集后来都陆续做了大量的补充翻译。从1982年开始，编译局经过8年的艰苦奋斗，又编译出版了60卷本《列宁全集》第二版。从1986年开始，中央编译局又着手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总数增至约70卷。这项跨世纪的宏大工程，如今也已出版16卷。中央编译局还翻译了许多其它的马列主义著作，以及围绕马列著作做了相应的研究工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则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汉译学术名著的成就。该丛书自1981年编辑印行，至今已达400种，涉及的科目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学、法律、地理、语言等领域。

20052006年我国社会科学翻译出版呈现两个基本特征：

1选题不拘一格，各个时代的，各种专题的都有选题翻译出版。

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是一种广义上的社会科学，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法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从哲学方面来说，一些大的经典著作的翻译项目陆续出版、完成。商务印书馆的《费希特选集》（五卷本）历经20年，经过7位学者的辛勤耕耘，已经出版。华东师范大学的《尼采著作全集》也全部出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康德著作全集》陆续出版，接近尾声。除了这些经典著作之外，一些西方现当代哲学家的著作也在先后翻译出版，如商务印书馆的《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出版了许多后现代思想家如德里达、德勒兹、布尔迪厄的著作。政治学方面，这两年政治哲学著作的翻译开始出现热潮。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实践哲学译丛》集中展示当代西方特别是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中的政治哲学的一流成果。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陆续出版的《施米特文集》是公法与政治理论中的经典著作。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是近年来在西方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的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都已翻译出版，这显示了我国知识界对当代思潮的特殊关注。同时要强调一下，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文著作也没有受到忽视，如社科出版社出版的“西学源流”丛书。经济学仍然以经济管理的书籍出版为核心，其中商务印书馆与哈佛大学合作出版的经济管理图书译丛日益显现出社会影响。法学翻译出版方面，民商法、刑法和法理学方面的著作仍然占据法学中的大部分。除此之外，这两年的发展较为突出的特征有两个，一是欧洲大陆法学，尤其是德国法学著作的翻译明显增多，例如法律出版社在继续出版《当代德国法学名著》的同时，还翻译出版了一套《德国法学教科书译丛》。二是公法翻译著作的出版有很大的发展，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公法名著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学译丛•公法系列》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法律程序与行政过程译丛》等。社会学方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韦伯作品集》，收录了韦伯的主要作品。除了社会学基础理论之外，人类学翻译著作的出版是一个特征，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人类学名著译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的“世纪人文系列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人文与社会丛书”和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赫尔墨斯译丛”在学界较有影响。成立不久的新星出版社在译介人文社科图书方面也较活跃。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的编译丛刊和中华书局出版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丛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必备书目。除了这些比较大的丛书或者选集、全集之外，大量没有作为系列出版的社会科学翻译作品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分类更为细致，研究更为具体。

2译文质量参差不齐，重复出版现象依然存在。

20052006年社科书籍的翻译出版从数量上看非常繁荣，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以2005年为例：根据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中国新闻出版信息网CIP数据中心的数据统计，2005年全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类翻译图书出版总数20种，占此类图书出版总数的44%；哲学、宗教类翻译图书出版总数603种，占此类图书出版总数的153%；政治、法律类翻译图书出版总数291种，占此类图书出版总数的28%；经济类翻译图书出版总数1771种，占此类图书出版总数的96%；社会科学总论类翻译图书出版总数298种，占此类图书出版总数的104%。

然而从质量上看，则是参差不齐。有些译作尽管工程较大，但质量始终得到了保证。例如梁志学先生主编的《费希特选集》（五卷本）前后20年，从第一卷到第五卷，始终保持较高的学术翻译水准。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些社科翻译作品质量堪忧。总的说来，翻译质量的下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专业学者的外语不过关，尤其是翻译态度不认真，导致出现很多常识性的错误。二是大量非专业学者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所翻译的语言不遵守学术共同体的规范。三是没有从原文翻译，而是根据另一个翻译版本进行的二次转译，导致译文离开原文的意义，出现极大偏差。这一点在德语文献的翻译方面尤其严重，由于相关的德语专业人才较少，很多作品都是从英文译本翻译的，从英文本转译的译文，很难严格符合德文原意。

20052006年出版社科翻译作品的出版社非常之多，既有传统的老牌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上海译文出版社，也有大量高校出版社。多家出版社竞争出版，有利于繁荣市场，但是也带来了恶性竞争的后果，主要表现在选题重复比较严重。这些重复翻译的作品大多是西方的经典作品。经典书籍的重复翻译出版本不应该是一种坏事，国外也有这样的先例。一般说来，在先前版本出版之后，经过后人阅读和研究，在认识上有所提高或变化，需要对先前版本加以修正，或者从不同的理解视角加以诠释，从而需要出版全新的版本，以弥补先前版本的不足。但在我国的学术翻译中却并不是这样的情况，许多重复翻译不仅没有提高先前版本的质量，修正先前版本的问题，反而在质量上有所下降，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此外，一些出版社并没有相关的能够处理翻译作品的编辑，不能在译文的质量上把关，只能听任缺乏责任心的译者乱译。恶性竞争的另一个恶果是，对于一些好的选题，相互提高国外版税，导致出版成本的大量增加，最终损害读者的利益。

中国翻译协会于1986年成立中国译协社会科学翻译委员会。该委员会为繁荣我国社会科学翻译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