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特工，我首先想到的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面的那对假扮夫妻的地下党，他们用一台发报机向党组织秘密地传递信息，不幸被捕后，紧咬牙关誓死不屈。惊险、刺激加上“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国产的特工、间谍形象大多如此。长期以来的模式化塑造，让我们对特工留下了上述的刻板印象。

而麦家的《暗算》和《解密》则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往对特工的常规性想像。他笔下的特工，虽然也有着种种英雄业绩，但他们不再是那种无私、无我、无个性的纯粹“高、大、全”的样板人物，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除了专心致志于本职工作之外，他们也要吃喝拉撒、结婚生子，有着普通人同样的日常生活、同样的欲望和追求。他们还像很多人一样，患有不可救药的职业病，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特工这一特殊职业带来的异化和伤害，甚至走向极端的妄想和疯狂。因为工作关系，他们不仅要用异于常人的思路来思考，还要极力模仿疯子（傻子）去和密探做斗争，而且一不小心就会使自己在装疯装傻中毁于一旦。由于精神状态长期徘徊在正常和非正常之间，他们变得性格古怪、行为乖张、反复无常，让人难以捉摸，这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蒙上了一层鬼魅的阴影，因此他们也很难像普通人那样过上正常的生活。可见，他们身上的人性和鬼性是如此深切地纠缠在一起的。但是，这样的描写并没有损害特工的高大形象，反而让我们更为真切地认识特工的真面目，也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

特工也是人

我很欣赏小说中作者对特工负面性格的描写。

《暗算》里的瞎子阿炳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他与拉二胡名曲《二泉映月》的瞎子阿炳同名，不知这是作者的特意设计，还是偶然巧合，也许这也正好说明了特工心里的苦闷和悲伤。阿炳有着惊人的听力，为破译密码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平常人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孤儿，是供众人逗趣和玩乐的对象罢了。他在生活上十分地弱智——他从未离开过村庄，忍受不了一丁点儿的欺骗，不管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一旦发觉自己被骗便会歇斯底里地咆哮；他甚至不谙男女之事，以为抱抱妻子就可以让她怀孕。然而，也正是通过把他的特殊本领和性格缺陷结合在一起的精彩刻画，才加重了这个人物在小说中的悲剧色彩，也愈发使他更像一个现实中活生生的人。

黄依依这位高知女性的人物形象也同样亲切感人。她有着非凡的破译才能，同时还有着作为一个女人的丰富的七情六欲。她爱打扮也很小资，她敢于也善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她不愿而且也难以抑制自己的情感，她性格开朗狂放不羁、喜怒哀乐随心所欲，从不排斥与周围男人进行接触和交流，她的言行举止即使在今天也算得上是惊世骇俗的。但你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她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对于情感丰富的黄依依来说，如果她不释放自己的感情，如果只一味地自我压抑，她就很有可能在被纷繁复杂的密码逼疯之前先被自己逼疯！此外，她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人，她对自己所爱的男人情深意重，大胆地付出自己的一切。麦家把这个敢爱敢恨的女人描写得十分淋漓尽致，震撼人心。

在小说中，这些特工故事的结局也并不全是胜利后欢天喜地的颂歌式的，而大多是悲剧性的——他们不是变成了神经病患者，就是走向了偶然性或必然性的死亡。但这些不完美的结局却丝毫没有影响到这些特工们的高大形象，他们身上的残缺使他们成为真正的英雄，他们富有悲剧色彩的人生才是真实的人生。

特工的鬼性

麦家笔下的特工形象之所以血肉饱满、栩栩如生，源于他对特工日常生活的关切。他对特工工作的负面影响持有的十足警惕，他非常反感特工这一职业带给人生活和精神上的伤害和摧残——它虽然充满了惊险和趣味，但它同时也是非人道的、反人性的。

作者在小说中多次借人物之口来表达自己对特工工作非人道性的不满和反感。如“破译家的职业是荒唐的、残酷的，它一边在要求你装疯卖傻，极力抵达疯傻人的境界；一边又要求你有科学家的精明，精确地把握好正常人与疯傻人之间的那条临界线……”；“世上有很多的职业，但破译这行当无疑是最神秘又荒唐的，也最叫人辛酸，它一方面使用的都是人类的精英，另一方面又要这些人类的精英干疯傻人之事，每一个白天和黑夜都沉浸在‘你肯定不是你/我肯定不是我’的荒诞中”；“破译事业是人类最残酷的事业”……他甚至一再感慨，要是让特工把破译方面的才能用到其他科学研究上，他们的贡献将会多么大啊！“如果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坦率说，我不会选择干破译的，因为这是一门孤独的科学，阴暗的科学，充满了对人性的扭曲和扼杀。”密码只是人类用高级智慧发明出来的自我折磨的高级游戏，很难将其称之为一门科学，然而特工们却也只能这样全身心地沉浸这种游戏中，在游戏中逐渐消磨掉自己的生命和智慧。

正是基于此种观点，在加上对特工的职业和生活又具有独特地理解，作者因此能够成功地塑造出那些纠缠在人与鬼边缘精神状态的、真实饱满的特工人物形象，刷新了我们对“特工”认识和理解。

“逼真”的善与恶

麦家的成功还在于他再现了新特工的真实生存状况，写出了真实的人性。他调动浑身解数，苦心孤诣地去营造一种“逼真”的氛围，甚至不惜把真实的自己也纳入其中。在读到痛快淋漓处，我几次恋恋不舍地将眼睛从书上挪开，极度兴奋又略带茫然地发问：真地有701吗？真地破解了苏联的高级密码吗？真地有阿炳、黄依依和容金珍这样的奇人吗？我沉浸在这个虚构的故事中，几乎回不到真实的生活。

不得不承认，作者塑造人物的功夫实在了得，阿炳和黄依依被写得力透纸背、栩栩如生，大有呼之欲出之感，但也免不了有过度“逼真”的缺憾。但是，作者似乎过于相信第一人称的力量了，小说中的五个故事无一例外都是以“我”的视角来展开叙述的。“我”的身份在不断地变换，“我”是安院长、钱院长，又是老吕、金深水，真是让人眼花缭乱。然而，这种方式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只是一个“个人”，不可能具有全知全能的能力，也缺乏转换别人视角的灵活性。因此，小说中有部分内容未能巧妙地突破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的限制，“我”的使用有时甚至还稍显笨拙。例如在讲《刀尖上的步履》时，人物、背景、惊险、恐怖由于全是“我”来叙述，丧失了悬念和冲击力。又如小说大量采用回忆来铺陈情节，“我”不得不扮演一个老人，不得不以老人的口吻说话，于是在叙述时便掺杂了很多无关紧要的废话。比如在《有问题的天使》里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话：“小伙子，你觉得我说的行吗？/可我不行了，我累了，明天再说吧……”，读到这些时，我顿觉头脑发胀。窃以为，如果灵活地转换不同的人称来进行叙述，或者在某些情节的展开时完全抛弃人称体，而只将其作单纯的故事来讲，这样也许会更加引人入胜。

可见，“逼真”虽然成就了故事，但过度的“逼真”也同样影响了好故事，或许这就是“逼真”的利与弊吧。但瑕不掩瑜，麦家所选择的“逼真”的冒险之旅，依然带给我们许多的是意外的惊奇和感动。

综上所述，我以为麦家的成功在于，他细腻地描写出了处于“人与鬼纠缠”边缘状态下的新特工，成功地刷新了我们对特工和特工生活的想像。他的《暗算2》和《解密2》马上就要出版了，它们是否会给我们带来更新的刺激和惊喜呢？（宋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