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启月，祖籍山东济南，资深外交官，人称“外交名嘴”。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出生于北京，１９８２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历任联合国总部和驻日内瓦办事处秘书处译员，外交部国际司三等秘书、二等秘书、副处长、一等秘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兼新闻发言人；现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

由联合国买单背着小洋书包赴美留学

章启月的父母都是外交官，父亲章曙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官，是我国在联合国工作的第一批国际职员之一，曾任比利时兼驻欧共体、卢森堡大使，出任过驻日本大使，后来出任过外交学院院长。１９４９年，章曙走进外交部，在干部司工作时认识了辽宁姑娘薛润吾，两人很快相爱而结为连理。薛润吾与章曙生了四只“凤凰”，章启月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出生，是其中最小的一只“凤凰”。

父亲在章启月４岁那年出使巴格达，长达８年。“文化大革命”风雨骤然袭来之际，章启月在北京市豫王坟第三小学开始了充满政治色彩的“启蒙教育”。四年级时，章启月随着母亲来到外交部设在地处赣西南的“五七”干校，很快又随母亲回到熟悉的北京，进入北京二十一中就读。

１９７２年，父亲结束了在巴格达中国使馆的任期，并于７月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那年，章启月还不满１３周岁。翌年暮春，经中国政府推荐，章曙作为首批派往联合国秘书处的国际职员，出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事务司副司长。与此同时，初登国际舞台的中国人已敏锐地察觉到外语培训的重要性。有关方面发现，联合国给国际职员的子女报销教育费，于是就把这个情况报给了国内。外交部考虑后，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一种初步的探索与尝试，决定派遣四名中小学生去美国两年半学习英语。

正上初中二年级的章启月因为父亲是联合国的高级职员而有幸被选中赴美留学，同伴中另一位颇具知名度的是章含之时年１２岁的女儿洪晃。就这样，章启月迎来了她结缘外交的起点。遗憾的是，当年的四名稚童如今只有章启月“硕果仅存”于外交部。多年以后当她作为外交部发言人成为公众人物后，很多人还想当然地把她当成章含之的女儿。

去美国之前，外交部有关部门还为章启月等四人办了一个学习班，明确出国目的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另外，外交部还给每个孩子发了７００元的“置装费”，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交官定制高级服装的红都服装店定做了很有气派的套装。１９７４年一个夏日的清晨，扎着小辫子的章启月和她的小伙伴在上海登上了经巴黎飞往纽约的法航班机。在飞机上，法航的空姐微笑地欢迎来自中国的小朋友，可章启月与那几个孩子却克制住强烈的好奇和兴奋，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迎接新的生活。

到了纽约的第四天，章启月和小伙伴来到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小红房子”学校就读。但是，也许是刚从北京来到西方国家的缘故，在这些思想“正统”的中国孩子眼中，美国学校的一切是那样不可思议———所有学生都穿膝盖上破两个大窟窿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上身穿的小衬衫都印着英文字（后来才知道这叫Ｔ恤衫），嘴里还老嚼着跟橡皮差不多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叫口香糖）；老师嘻嘻哈哈的没有一点师道尊严；最可怕的是开学典礼上怎么也听不懂那哼哼唧唧的摇滚乐……

在那里，学生上课都很随便，老师从不干涉学生上课时的行动自由———学生们可以趴在地上，也可以把脚搁在桌子上。由于听不懂授课内容，中国学生中便有人在课堂上打起呼噜。章启月出国前在初中只读过一点俄文，去了美国以后，就完全像聋子、哑巴，什么都不懂。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几个孩子的英语水平都没有多少进步。

于是，分工主管这帮孩子的张希先（中国资深外交官唐明照的夫人，前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现任全国侨联常务副主席唐闻生的母亲）创造性地提议，让孩子们平时都到美国家庭寄宿就读，周末回到中国代表团驻地休息和补习汉语。就这样，章启月住进纽约黑人区边缘的一户美国人家中，女房东是“小红房”学校的图书管理员，她丈夫是个黑人，两口子对章启月非常好。如今，章启月还报得出那个美国女房东的名字。每次去美国，如果有时间的话，章启月都会去看一看现在已８０多岁的女房东。

那时，章启月从房东家出来上学都要坐地铁，当时的纽约地铁黑咕隆咚，声音也特别刺耳，车厢里各色人等都有，令她特别紧张。在不断地震惊和适应中章启月默默地在美国进行着她学习语言的使命。几个月的“封闭式”学习后，章启月的学业大有长进，后来不仅能流利地对话，而且还会说一些地道的美国俚语。

１９７７年１月，章启月告别了熟悉的“小红房”学校，也告别了中国代表团驻地———纽约西区那幢颇有特色的１４层大楼。回到阔别两年半的北京后，章启月很快跨进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插入高二就读。１９７８年１月，章启月考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成为“文革”后“北外”第一批经过统一考试招收的新生。从美国回来以后，章启月的英语口语比较地道，但实际上因为她没怎么学过语法，根基还是不行，她真正的语言基础还是在北外打下的。

在章启月的外交生涯中，如果说少年留美是结缘外交的一个“起点”，那么在联合国译员训练班的一年培训就可称作“入门”。学生时代的章启月聪明且自律，是大人眼中的好孩子，她的认真和努力使得她自己越来越接近当初决定选送她赴美留学的培养者最初对她的期望。

离大学毕业还有几个月的时候，章启月考入了第二期联合国译员训练班，这使她有机会重返离开５年之久的纽约。那时，联合国举办译训班专为联合国各机构培养大批高级翻译人才，外交部多位人士都曾在这里接受过培训，如当年曾在朱镕基、钱其琛记者招待会上引人注目的翻译朱彤女士。

在译员训练班一年培训深造的日子倏忽过去。转眼又是１９８３年一月，瑞雪纷飞的数九隆冬，章启月作为国际职员再次登上飞往纽约的班机，前往联合国秘书处担任同声传译工作。次年，她供职于位于日内瓦莱蒙湖畔的联合国办事处，继续做同声传译的工作。此后的１９９５年，章启月再次来到联合国，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秘，以后升任政务参赞。有人因此评价，除了章启月以外，从来还没有一位中国外交官在少年和青年时代就与联合国结下如此缘分。

作同声传译的那段日子，章启月每天都要参加各种会议，联合国工作的经历也成为章启月重要的积累期。能接触到各种国际事务，这是章启月在联合国体会到的最大好处，“在联合国期间，我几乎所有类型的国际会议都参加过，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接触面广，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会议内容的千差万别要求章启月必须在前一天晚上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她不仅要对讨论的议题非常熟悉，甚至对每一个代表团的立场都要熟悉———从这一点来看，跟做发言人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也是在那时她养成了敏锐细腻的工作风格。章启月在纽约、日内瓦同声传译的岁月一共持续了五个春秋，回顾这５年的同传经历，章启月曾说“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了外交工作，而且可以说是冷眼看外交吧。每天我就坐在玻璃窗后面，看着代表们吵，代表们争，看他们讨论一个又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其间，章启月不仅担任会议同声传译，有时也要做即席翻译。一次联合国会议上，章启月第一次坐在写有“中国”的字牌后面，为中国代表团做同声翻译。初次经历总难免有些紧张，章启月说：“最终使我镇静下来的是‘中国’两个字背后的荣誉感：坐在这里不是单纯的某个人，而是国家的化身，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和立场。想到这一点，紧张的心情因为祖国所赋予的自信心瞬间达到了放松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