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延春的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闹中取静的一座高楼里。走进他家宽敞明亮的客厅，无论是陈列柜中摆放的各式小工艺品，还是围绕茶几摆放着的一圈高脚靠背椅，都透出一股异国风情，显示着主人的某种情愫。

   一谈到外交官，人们的脑海中往往会呈现出举金樽、品佳肴的镜头，也往往会出现西装革履、笑迎鲜花和掌声的形象。但对于时延春来说，４０年的外交官生涯里，他屡屡受命于敏感时期，其中常驻中东２５年中便曾经历多次生死考验。

   １９６５年，从北外毕业后，时延春被选进外交部，并作为高级翻译的培养对象，前往开罗大学进修阿拉伯语。进修原本为期两年，但到１９６７年初，他就接到国内的统一调令，要求凡是在国外的留学生，一律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

   当年夏天，亚非记协书记处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延春被派去临时帮忙。会议结束他一回到外交部，即被通知到中国驻也门使馆工作。干部司主管同志告诉时延春，也门形势紧张，中国使馆急需一名阿拉伯语翻译。时延春匆匆忙忙做了出国准备，９月离京赴馆。从此，迈出了外交生涯的第一步。

   １９６７年９月，初出国门的时延春一脚踏进陷入内战中的也门。“当时大使已经调回国内参加‘文革’了，使馆工作由临时代办负责。我到也门一周后，萨拉勒总统紧急召见临时代办，希望中国能支持他，由我做的翻译。”虽然也门政府已经通知各国使馆可以自行撤离，中国外交人员仍然一个也不撤，成为唯一留在那里的外国使馆。时延春回忆：“其他国家的使馆人员全撤离了，就剩下了中国使馆人员，以表示我们支持也门共和国的立场。”

   当时使馆一共９个人，人手少，但任务十分繁重，使馆既要及时向国内报告形势发展和战局变化，又要与也门军政部门、群众团体、各界人士保持联系，还要负责当地中国人的生活、安全。只有时延春懂阿拉伯文，因此他一个人阅报、听广播、翻译材料、买东西，一天工作十几个钟头。虽然分担的任务很重，工作量也大，但这对于时延春这位刚刚步入外交生涯的新兵来说，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锻炼的好机会。

   由于使馆处于保皇党的坦克射程之内，周围多次受到轰炸，使馆虽然侥幸无恙，炸弹的弹壳却经常落在院子里。一次，时延春在办公室赶译一份照会，突然听到使馆附近枪声大作，他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跑出门外观察情况。刚爬到主楼楼顶，立即听到子弹嗖嗖声，“在我急忙躲避的一刹那间，一颗子弹擦过我的头顶，就落在离我只有半米远的地方”。直到今天，时延春谈起那一幕仍然心有余悸，在他一生中，那是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来也门的第一年全是在战火中度过的，等内战平息后，时延春的任期也满了，国内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人员调配困难，他在也门海拔２４００多米的高原城市萨那一待就是四年零七个月，其间根本没有休过假。去的时候２５岁，回来已是而立之年，最宝贵的青春都留在了异国他乡。

   “在中东经历过多次战火。当时确实很辛苦，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又觉得很充实，值得回忆的东西很多。”时延春坦言自己不是一个享受型的外交官，曾常驻中东２５年，他将中东地区２０多个国家基本都转遍了，同时也经过了许许多多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开朗、沉稳和自信，谈起阿拉伯历史和中东历史时，时延春如数家珍；分析起中东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他更是滔滔不绝。作为中东问题的专家，时延春经常受邀作报告，相关的史实资料信手拈来，他对中东问题的研究和看法曾受到中央领导的首肯。

   与中东结缘，用时延春自己的话说“带有一定的偶然性”。１９６０年夏，以优异成绩完成高中学业的时延春被录取为留苏预备生。之后，时延春来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准备先学习俄语，然后到苏联留学。但课还没开始上，他们这批学生就收到了“不去苏联”的通知。原来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周恩来总理指示说，学生到苏联去不可能学到尖端技术，目前外交战线上缺人，先转到外交战线上来。学习了两年英语后，毛泽东主席又作出批示，要发展中国跟广大伊斯兰世界的进一步关系，急需准备一批相关人才从事外交、文化、经贸等工作，于是，组织上又通知时延春改学阿拉伯语。

   就是这两个指示，最终指定了时延春的职业生涯。“整个学习的安排都是根据组织的决定，没有一点我的个人想法。假如不是组织分配，我可能会选择学习导弹，因为我一直是比较喜欢理科的。”为了进一步研究好阿拉伯世界，时延春的志趣就开始转移，开始重视理论研究。多年来，时延春曾先后在中国驻也门、埃及、约旦、利比亚和叙利亚大使馆工作，从翻译到随员到秘书到参赞到大使。无论担任什么职务，时延春一直都重视理论研究。

   １９８４年９月，时延春被派到埃及使馆工作，“没多久巴勒斯坦和约旦的关系发生急剧变化。在外交工作中，‘调研’和‘处理两国关系’是两大重要内容，后者依托于前者。中国驻约旦使馆急需人进行调研，就调我去做一等秘书”。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时延春调任外交部亚非司综合处处长。当震惊世界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爆发时，时延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对这一重大国际事件的调研中。他参加了数十次各种类型的研讨会，作了无数次中心发言，撰写了大量调研报告和政论文章。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培养了大批阿拉伯语高级翻译。

   近来，有关审判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及其被上绞刑的新闻被炒得沸沸扬扬，萨达姆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物。时延春与萨达姆在巴格达曾会过面，他认为，“萨达姆不是谜”。１９９０年５月，萨达姆会见来访的万里委员长，其时担任翻译的是随万里委员长来伊拉克访问的时延春。时延春近距离仔细端详了萨达姆的风度和举止，“从外表看上去，他身体魁梧，满面红光，精神健旺。他当时穿着短袖军装，腰里挎着手枪，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在会见万里委员长时，他显得很客气，也认真地听客人讲，并且自己亲自拿笔做笔记，把要点记下来”。因为萨达姆与本地人交谈时经常讲地方方言土语，有时语速很快。在那次会见中，时延春特别注意萨达姆的土语，但他发现萨达姆在与中国客人的谈话中很少使用地方土语，语速也不快，显得温文尔雅。

   “在那次会见中，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讲到国际形势和中东形势时，再三强调说美国总有一天要霸占中东，为什么？因为中东有丰富的石油。讲过来讲过去，讲石油的重要性。也讲到美国要支持以色列，就是要霸占整个中东的石油和战略位置。总之，那次会见，他给人的印象不是很粗暴的，而是个彬彬有礼的人。”时延春说，萨达姆对接见外国领导人有严格规定，在他看来不重要的外国客人，接见时间一般不超过３０分钟，这次却超时了。

   时延春认为，萨达姆是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的人格特点具有多重性，他的大起大落，有其个人因素，也有国际因素。他发动的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使伊拉克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艰难困境之中，也是自己落到今天地步的起点。时延春说，萨达姆的悲剧在于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低地估计了美国和反对派的实力。“他当时以为美国不会出兵，结果贸然动武侵占了科威特。但他没想到，美国不仅出兵解放了科威特，而且重创了他的实力。……他在国内采取的高压政策也是今天有那么多人想杀他的重要原因。当我在伊拉克访问时，到处都能见到萨达姆的肖像和语录。新闻媒体每天都把萨达姆的活动作为头条新闻播发，并在最显著位置刊登他的照片和语录。我们的陪同人员开口必称萨达姆总统，称他为领袖、总司令、统帅，让人感到萨达姆无处不在。”

   接受采访时，时延春回忆说，自己曾经和萨达姆是校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萨达姆参与刺杀当时的伊拉克总理卡塞姆，结果行动失败，被迫逃亡到埃及，进入开罗大学攻读法律。他是开罗大学１９６０年级法律系的学生，我是１９６５年到开罗大学进修学习的。可以说萨达姆和我是前后脚的校友，只是不在同一届。”

   由于对萨达姆及伊拉克有较深入的了解及研究，美伊战争之际，时延春一夜之间成了各大网站、媒体、高校的“抢手人物”。在后来短短一段时间里，他在全国各地做了２０多场报告，并连续做客新浪网，直接点评了这场举世瞩目的战争。

   中东地区不断爆发热点事件，如今已从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职务上退下来的时延春依然不得空闲，应邀演讲、作报告。他的记忆力很好，很多大事件脱口而出。对此他也非常自豪，说自己作报告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材料。应该说这与他多年来的勤奋分不开，４０年里，他写了大量的调查材料和分析文章，还出版了不少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