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铁嘴”、“沙将军”、“外交斗士”、“硬骨头”、“工作狂”、“外交三宝”之一）……所有这些，都是刚刚走上联合国副秘书长位置的中国外交官沙祖康前些年的别称。他成名于“银河号事件”交涉的圆满解决，他的声音代表中国无数次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响起，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中有理、有节的折冲樽俎更让他名声大噪。他是联合国有许多轶闻的主角，对他的名言“美国人最好在这个问题上闭嘴”、“人权问题美国最好先照照镜子”等已尽人皆知。

他素以善于即席发言且妙语连珠著称，有人说他铁嘴铜牙，一张嘴可以胜过千军万马。“不太相信外交辞令”的他言语犀利，态度坦率，有勇有谋，曾自称在没有硝烟的外交战线“从未输过，没有挫折”。

２００７年２月９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沙祖康大使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当天，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南威哲宣布了潘基文的这一任命决定。于是，沙祖康成为继唐明照、毕季龙、谢启美、冀朝铸、金永健、陈健之后，第七位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中国人，也是第五位来自江苏省的联合国副秘书长。

在外交界，沙祖康以“铁嘴”著称，他个性鲜明，在谈判中据理力争，被外界誉为与唐家璇、李肇星齐名的中国“外交三宝”。他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消息在家乡江苏宜兴迅速传播，一些与他有过接触的宜兴人在谈及这位出色的“铁嘴”外交家时，赞不绝口。

其实，沙祖康出生在上海。“我是１９４７年出生的，父亲在英国人办的亚洲汽油公司工作，母亲在上海一家纺织厂当工人。父母都是苦命人，母亲实际上是童养媳，可不是地主家的童养媳，是穷人家的童养媳。穷人家讨不起媳妇，就找个穷苦人家的姑娘放在自个儿家里养着，在自己家里生活、过日子。”沙祖康说，他的父亲曾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受党的教育比较多。“解放后，上海的经济比较困难，特别是失业工人很多。父亲于是响应党的号召，主动带头离开大城市，减轻城市的压力。１９５０年，我们一家就回到了老家江苏宜兴市杨巷公社蒋店村，在那里安家落户。３年以后，上海那边也好了起来，原来被解散的工人马上回上海，可是当时父亲认为农村的生活自由些便没有回上海。对于老人家来说，他认为这是他一辈子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他觉得对不起子女，因为后来农村的生活太苦了。”

好景不长，沙祖康一家九口人在农村的生活日渐拮据。“特别是在３年困难时期，家里负担非常沉重。我兄弟姐妹共七个，我是老大，老三、老四两个弟弟就是在那个时候饿死的。我就这么看着他们死在母亲的怀里，活活饿死的。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环境里长大，一年四季很少能吃上一顿白米饭，有时候就吃野草，说实在的一到冬天连野草都没有，非常艰苦。”

沙祖康说，他能够坚持学习，主要原因就是他的父亲对自己的教育。“经济恢复后，生活变好了一点，但总的来说，农村还是很苦的，很贫穷，没有钱读书。从初中开始，我就一直拿助学金，尽管不很多，但作为一种补贴还是支持了我。”

当年，沙祖康要上学，母亲坚决反对。“她每天就拿着扫把等在门口，只要你一背上书包去上学，她就打，就要我干活。她从来不管我旷课老师要批评啊，或者会成绩不好啊，她心底里想的就是生存是第一位的。”然而，沙祖康的父亲站在儿子这一边，支持他上学。每每母亲拿着扫把阻拦自己上学，背着书包的沙祖康就设法躲过母亲的“围追堵截”，急速冲出门去，“哗”地上学去了。“要是我父亲在场的话，就一手把我母亲给挡住了，说‘干什么呢？让孩子上学嘛’。就这样，我是否继续学业的问题上，父母亲是不一致的。”

日后，沙祖康曾逗母亲：“哈哈，当年您不让我上学啊？今天，您有什么感想？”老太太苦笑了一下，感叹：“孩子啊，你该明白当时多苦啊。没有办法呀！”当然，沙祖康也很理解自己的母亲。

一个贫困的农家，从小干过种麦、插秧、割稻等农活儿。沙祖康风趣地说道：“除了罱河泥，一般农活都干过，如可能将来可以继续当农民。”他还说：“我长在江南，对水有特殊的感情，我很喜欢游泳，见水我就疯。每次一下水，游泳绝不少于３０００米。我曾在水温１６摄氏度情况下，成功横渡过日内瓦湖。在日内瓦湖游过一个来回，有四五千米。”

沙祖康特别喜欢家乡的唐装，他曾经在走马上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前回国公干并省亲。紧张的行程中，还特意请江苏名牌产品“陶玉梅”为自己和夫人设计了具有浓厚“中国风”的唐装。当时为沙祖康及夫人具体负责设计制作唐装的张师傅回忆说：“大使先生和夫人在看了我们提供的设计样装之后，很快就挑选了自己喜爱的款式和颜色，我还记得大使先生选择的是一套绛紫色、同色系圆喜的唐装，下面是缎子裤；夫人则选择了一件织锦缎金色大花的旗袍，配貂毛烂花绒坎肩，还有一件旗袍是黑丝绒的，绣凤凰。另外还有一件大红底梅竹花的上衣，和一条丝绒裙。”

如今“沙式风格”闻名于外交界，然而在沙祖康刚进入外交领域时，周围的同事以及领导甚至扬言说沙祖康在外交领域根本就待不下去。

沙祖康说：“你越说我没前途的话，我还非要给你看看不行，我是个牛脾气，我就扎根外交部。非常幸运的是，中央或外交部希望我去达到的目标全部实现了，我没有失败过。”

沙祖康的外交生涯是从１９７１年走出国门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担任职员开始的，那一年他２４岁。早年选择外交道路完全是出于偶然。

对于出身于贫寒农家的沙祖康来说，当年能够上大学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你千万不能考上大学，她还烧香呢，祖宗保佑，千万别考上大学。因为家里太穷，需要劳动力，考上了大学也付不起学费。我考上大学以后，她非常愤怒，要撕我的大学通知书。”沙祖康坦陈地说：“凭良心，当时也没有为了革命学习这样的志向，也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就知道农村很苦，要离开农村，这是真话。当年报考学校，考虑自己是南方人，填志愿时填的就是南京和上海的大学，其他的哪里也不填，更不清楚北京是什么样。”

１９６５年，沙祖康考取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当时家里没钱供他念大学，公社书记吴海清闻讯后，以个人名义担保沙家从当时的人民公社信用社借了２２．５元钱。于是，他得以成行上学深造。今天，沙祖康对此铭心刻骨，对当年那位公社书记心存感激。“公社书记曾给地主家当过长工，放牛娃出身。当上书记后，他深感自己没有文化，所以积极地支持农村的孩子上学。”

沙祖康常常称自己是农民外交官。他说：“我确实是农民出身，身上冒着乡土味，讲话也带着农民的幽默，讲话比较坦率、直爽，不喜欢弯弯绕。同时我也有农民所赋予我的智慧。我觉得农民最朴实也最勤劳，热爱自己的土地、热爱自己的家乡。我做农民外交官，我爱自己的祖国。”

进了南京大学，沙祖康宿舍的床上只有一个席子，连枕头都没有，仅有的一床被子也是生产队做的。正因为此，沙祖康平时的生活十分俭朴，在吃、穿、用上都十分节省，冬天里没有棉衣棉裤，只穿单衣；用的圆珠笔也是尽量能借就借。

沙祖康人穷志不短，学习十分刻苦。遇到不懂的问题，喜欢刨根问底，经常请教老师。沙祖康的英文水平相当好，听、读、学、写等方面样样俱佳，在班上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南大学习期间，沙祖康非常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早上坚持晨练，冬季就穿个背心一条单裤跑到山岗上锻炼。

进校不久，学校组织学生观看新闻纪录片，“就是陈毅１９６２年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纪录片，冀朝铸做翻译，我印象很深的。我的专业是英文，我想将来肯定要搞翻译，那时也没什么伟大抱负，冀朝铸就是我崇拜的对象了。”沙祖康当年下决心要成为冀朝铸似的翻译，后来冀朝铸当了联合国副秘书长，让沙祖康没想到的是，自己不仅当了出色的翻译，也步上了冀朝铸的后尘，也成了一名联合国副秘书长。

时任南大外国语系党总支书记蒋克今天回忆说，在学校里，她就发现沙祖康是个聪明能干的孩子。说他聪明，那是他领悟力好，学习能力强。说他能干，那是布置给他的任务从来不用担心完成不了，而且他总愿意主动参与到一些事情中。

进校读了才八个月，“文革”开始了，于是停课。“那时候整天就是政治学习，绝对不能看英文，谁要看英文，就是不关心政治。我爱好英文，怎么办？当时的英文书很少，也不让看，那我就念《毛选》英文版，这总可以读吧！《毛选》英文版当时经过很多专家修订过的，应该是很标准的。我就拿着《毛选》，把中英文对照起来读。在批斗大会上，上面的人讲中文，我就用英文回答，用英文把《毛选》中的话表达出来。因为这是毛主席的话，他们拿我也没有办法。讲的机会多了，英语也就越来越好了。”

“文革”开始后，不到一年，沙祖康就觉得不对劲，“我虽然不是研究历史的，但毕竟是读过历史的”。渐渐地，沙祖康把精力用于自学上，尽量少参加政治运动，总是尽可能回避，自己专心读书。因为沙祖康出身贫寒，蒋克经常在生活上接济他。比如给他买圆珠笔，借他棉大衣过冬，在生活上给予了更多的关心。

１９６８年，到了复课闹革命的时候。因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几乎全都被打倒了，已经可以给班里的同学上英文课的沙祖康上了临时讲台，给同学讲课，“我自己体会很深刻，给大家讲课，他们特理解，接受得快”。

林彪“一号通令”下来以后，学生全疏散到农村。“记得有一次到溧阳农场，离学校７０多里的路。我背着个背包往前走，他跑过来假装埋怨我走得慢，一把就把包拉过去背在自己身上。”蒋克说，这件小事能看出沙祖康会体贴人。也正是在蒋克老师的穿针引线下，沙祖康与大自己一岁的大学同学刘谨凤订下了恋爱关系。“我感觉最遗憾的事就是‘文革’当中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这个革命说是‘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破坏文化的，毫无文化的，是摧毁文化的一次革命，浪费了我大量的青春时光。原来是五年的南京大学只学了八个月，是从ＡＢＣ开始学的，就学了８个月。”沙祖康说，如果没有“文革”，如果自己能够学习５年，多学点知识，或许自己觉得可以为国家为社会干更多的事。青春年华的流逝，是他终生的遗憾。

大学毕业分配时，中央军委和外交部两家都要品学兼优的沙祖康，蒋克就问沙祖康想到哪。沙祖康说，以他的格性更想去当兵。蒋克说，部队的老干部已经很多了，而外交部是新成立不久，十分缺乏人才，鼓励他到外交部去锻炼锻炼。结果，沙祖康果断地说了声“好”，从此便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１９７０年，沙祖康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被派到英国留学，这是“文革”开始后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应召回国。在回国时与刘谨凤办了终身大事，度完蜜月后沙祖康即踏上了赴斯里兰卡的旅途，历任斯里兰卡大使馆职员、印度大使馆随员、印度大使馆三秘等。１９８５年，３８岁的沙祖康出任外交部国际司三秘，参与国际军控事务外交，从此开始了长达２１年的国际军控外交家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