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碰撞与交锋：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思想格局

时代图景与中国境遇引发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引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宣传思想战线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着眼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着眼于服务经济建设和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着眼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精神支柱和文化条件。

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广大科研人员自觉地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坚持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紧紧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努力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与此同时，在学术思想界，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主流社会思想外，其他各种社会思潮也是风起云涌，借助不同的理论范式和学术框架为阐发各自不同的主张和见解开辟道路，可谓诸家之说，蜂出并作，多元、多样、多变态势愈益明显。特定话语系统的理论范式和学术框架并不是独立的，其内容往往就是一种制度的反映，因而必须考察以学术范式表现出来的某种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同时还要复原其隐匿的价值评价，社会科学研究不引入价值尺度，或者说缺乏价值前提的社会科学研究，则意味着放弃了应有的批判品性。即使是《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作者丹尼尔·贝尔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该书序言中说：“我认为，关于美国的许多社会理论之所以是不适当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把来自欧洲社会学的一些不着边际的观念不加批判地应用于极其不同的美国生活经验的缘故。”他提出，“关于美国和政治的任何一个理论都必须从严格的经验水平的研究出发。”[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2、3页]。

中国正在进行着的社会变革是世界密切关注的问题，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论及中国社会性质、发展道路、改革方向等重大问题时，其问题不是来自时代条件的折射和实际呼声的反映，而是跟在国外各种转型理论后面，以主观绝对所设定的普遍必然性，从世界发展的一个片断中抽象出全面规范中国社会转型的精神绝对论。因此，围绕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方向的种种思潮，其学术外表下隐含的历史观、价值立场、政治与学术动机，尤其值得人们关注和深思。

（一）需要关注的几种学术思潮

1新自由主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义逐渐被我国学术界所关注，并通过大量的文献出版物、大学里的各种讲坛、研究机构主办的各种学术研讨会等渠道和方式传播，其观点、方法和政策主张，引起了学者的激烈讨论。这种理论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是一种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思潮。有的学者极力推崇和大肆宣扬从英美照抄照搬来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不仅在社会上特别是部分青年学生中具有相当大的蛊惑力，而且还企图影响党和政府的决策。他们无视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加强对本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盘剥的要求，忽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认为国家干预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宣扬绝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全面私有化，主张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这种思想倾向，与我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以及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如果按照他们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进行改革，必将使中国沦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

我国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也有一批严谨的学者，既不全盘否定新自由主义，也不全盘肯定新自由主义，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全面分析新自由主义的源流、实质和影响，吸收其中可供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参考和借鉴的一些具体观点和政策主张，充分认清其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本来面目，高度重视其在拉美、俄罗斯和东欧等国家所造成的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灾难性后果。新自由主义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制度因素和意识形态背景，它不是适用一切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万灵药方。目前，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尚需正确引导、积极推进。

2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这两年又时髦起来的一股思潮，以激烈批判“斯大林模式”的心态，不满于中国模式改革开放的力度，指责“共产主义终极目标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这一主张缺乏显而易见的学理基础，但通过一些拼凑和包装出来的似是而非的理论观点所表达的明显政治倾向，颇具迷惑性。

其实，民主社会主义原本是当代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工党）所奉行的一种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它虽然反对放任、垄断的资本主义，却不赞同培育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是多培养资本主义的“守护医生”，即主张以改良主义的手术刀来切割资本主义的“病灶”。民主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实行各种各样的福利主义政策，调和了贫富差距，提高了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物质生活水平。但是，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根本区别，它反对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议会道路进行社会改革；强调“思想民主、思想自由”，提倡指导思想多元化，反对一元思想的指导。民主社会主义把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费边社会主义、米勒兰主义、基督教伦理学、黑格尔历史哲学、凯恩斯主义、新康徳主义、拉斯基的“国家观”、本特利的“政治多元论”等等，都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其目的是“稀释”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并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体系。它主张实行听任资产阶级政党支配政权的多党制,把一些抽象原则与具体规定相背离的自由和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民主社会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一种实践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成果。有意混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无疑歪曲和贬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方面的创造性历史成就，早已远远超越了民主社会主义所能涵括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

3“新左派”

“新左派”不同于以思想僵化、不思进取、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极“左”思潮。如果说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体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推崇和向往，“新左派”则以对西化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迥异于二者。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分层化的日益明显和社会分配矛盾的日益尖锐，“新左派”思潮日趋活跃。“新左派”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角度，提出公平、社会正义与平等的价值诉求，对改革中的利益受损群体表达了同情和关怀，并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分析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合理性。但是，他们把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当作资本主义的问题，有人甚至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念抱有相当积极的肯定，主张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怀疑和否定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其极端者甚至认为“改革就是受资本家剥削，开放就是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显然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在理论上是幼稚的。对当代中国的理论和实践而言，“新左派”批判性大于建设性。

4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研究领域逐渐出现的一股较为值得关注的思潮，它以虚无主义态度贬低传统、歪曲历史，把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看成是彻底的断裂，否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轻率地对待历史和文化遗产。其主要表现是：（1）贬损中华民族的历史，把五千年文明描绘成漆黑一团，对农民战争更是一笔抹杀；（2）否定革命，提出“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3）虚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误入歧路；（4）宣扬现代史观，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为“伪史学”、“垃圾史学”，主张以“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范式”。[沙健孙等：《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2005年3月15日《光明日报》。]与此同时，以客观评价为名，美化反动统治者、侵略者和汉奸；以历史解释学为名，任意地涂抹史料，对历史恣意割裂歪曲，从而达到其借否定历史否定现实的目的。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虚无是有选择的虚无，在历史解释和历史评价中，那些堆积在仓库中的历史事实成了非意识形态化的工具，用逻辑的历史取代历史的逻辑，用有限的个别历史事件来消解作为整体可理解的历史统一性，这种究于细节上的历史还原恰恰是以细节遮蔽历史实在的现实性为前提的。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是我们前进的基础和出发点，是取之不竭的智慧宝库。历史虚无主义对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歪曲和否定，在本质上是否定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指导作用，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性、必然性的论断，通过对历史的曲解，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5后现代主义

如果说历史虚无主义是要“告别革命”，那么后现代思潮则是“告别理想”。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泛渗透在文学、史学、哲学、音乐、绘画等领域，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反对“本质主义”，消解深层模式；否定自我意识，消解人的主体性；反对中心，寻求差异和不确定性。从根本上讲，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在战后从相对缓和到逐步加深、激化的产物，开启了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非中心性”、不确定性、重差异性的文化视野。当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在欧美日趋没落之时，后现代主义被当作一种时髦的思潮引入中国。有些学者将其作为前卫性的思潮大肆追捧，并将其视为批判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利器”，充当人文学科领域解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工具。一些人用非中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非本质，否定历史规律，否定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以史学为例，有人主张用后现代史学观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是基础主义的、本质主义的、中心主义的，是现代性的观点，应当被解构。

6新文化保守主义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体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膜拜或向往，那么，新保守主义则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应充分利用传统资源，激发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内在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成功，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日益扩大。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风暴以后，儒家资本主义学说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一度受挫。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中国经济的迅猛崛起，经济竞争和文化抗衡走向前台，各民族尤其是非西方民族的本土文化意识空前高涨。国内外的诸多因素促成一种新保守主义思潮重新崛起。新保守主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不同的社会空间获得不同的表现形式。就文化方面而言，新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包括近年来才开始登上思想舞台的大陆新儒家以及国学复兴论者等。他们主张以本民族文化为本，开采传统文化资源，兼容西方“新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以反抗西方文化霸权；他们高调倡导复兴儒学，重振国学，重建文化传统，甚至宣称21世纪是儒学复兴或国学复兴的世纪；他们对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的激进主义进行反思，进而提出要反省和批判“五四”以来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主义，认为只有回归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国的发展道路才会走得更加坚实。新文化保守主义反映了一部分人在全球化时代保护、发展、利用传统文化的愿望和努力，对于矫正以往对待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以及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增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等，有积极的意义。但其中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褊狭的文化心态。某些新文化保守主义者抱有强烈的中国文化优越感，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缺乏认真的区分，盲目鼓吹“新儒学”，提倡“新国学”，刻意拔高儒学和国学对当代道德建设、社会发展乃至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意义，偏执地抵制和排斥西方思想文化，这些都可能导致复古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二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否定。一些人在高喊“复兴儒学”、“振兴国学”的同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不恰当的指责，把矛头指向了近代以来的启蒙和革命，甚至试图将儒学意识形态化，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尖锐对立起来，以儒教代替马克思主义。应该深刻认识到，否定五四以来的文化道路，否定社会主义新文化，必然会把文化保守主义导向蒙昧，冲淡新文化保守主义可能具有的学理意义。

当前各种各样的新文化保守主义包含了太多的情绪化的躁动和呐喊，通过不断变化着的“热”来制造轰动效应，但缺少平正、深沉的理性成分，这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只会产生消极影响。

7民族主义

在“开放”方面，和自由主义者偏好的“普世主义”针锋相对的，是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是18世纪以来，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潮，它宣称“民族特征”是人类划分的主导性因素，强调民族利益至高无上，并将其作为价值标准和行动指南。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外交往中各类摩擦、冲突的增多，民族主义在中国开始活跃。民族主义批判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话语霸权，强调在竞争中保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对发展中国家处境的忧虑，以及维护民族尊严、国家主权的强烈愿望。中国当前的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和继续。对于民族主义在近代史上的作用，有学者将之区分为“理性民族主义”（有利于民族国家目标建构之思想与活动）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盲目排外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提倡确立明确的“理性民族主义”观念。贾小叶：《“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侧记》，《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这对我们今天如何对待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民族主义，如果加以正确引导，将有助于我们增强民族凝聚力；反之，则可能沦为狭隘的排外主义，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进而威胁到中国现代化进程。因此，民族主义仍是典型的“双刃剑”。

（二）学术思潮与意识形态竞争

诸多学术思潮的论战交锋提示我们，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多变趋势将进一步加剧，因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任务将更加重要，也更加艰巨。应该明察，不同于以共同的研究纲领和研究范式为依托的学术流派，以及当今世界的一些思想流派，往往用特殊利益充当共同利益并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一些思潮的出现并不仅仅是“概念的自我规定”和原理、体系的固有表现，思想领域的碰撞实质上反映的是急剧变革时代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所谓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动机往往就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另一种表达。如果不抱任何偏见，不是出于某种特殊的策略考虑，就必须承认，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历史演变中是在不断地反映其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变化的过程中建构着的，它本身已不是传统立论背景下的某种静止的抽象的思想，这一点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的理论成果对当代中国实践的指导意义中得以确证。所谓停滞不动的“永恒”之河下面何有历史可言?因此，建立在所谓抵制“僵化意识形态”判断基础上的各种思潮，因其本身的僵化在出发点上就失去了理论批判的方向。

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不是通过颠倒虚假意识来求解真理性认识，也不是以单纯建构某种社会认识的一般理论为己任，其真正的意义在于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来揭示人类生存的状况，并为这种生存状况的改变和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而提供批判的武器。“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9页。]。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以及渗透其中的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它首先表征着无产阶级的成熟的阶级意识或对其阶级状况的自觉意识。排斥这一阶级前提，崇拜自发性，以多元化化解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将意识形态领域变成冒险家们可以随心所欲，竞相嬉戏的乐园，工人阶级的政党就会在这个乐园中被葬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所涉及的更多的是它为之服务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宏大理想和目标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就是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政治选择和理想信念问题。如果我们放弃了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导向，放弃了意识形态上的这种话语权和领导权，就意味着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就会造成民族精神时代表达与发展的战略性失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指导思想多元化必然动摇意识形态的根基以及党的执政根基。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不顾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条件，不考虑这些精神力量产生的基础，那么，占统治地位的就将是越来越脱离实际的思想，即离开了现实的历史与环境的独立意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就在于它要始终反映时代的精神和代表文化前进的方向，这是赢得意识形态斗争优势的科学保证。意识形态缺少科学性和时代性内涵，就有可能在世纪转换的“终结”话语中被终结。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它是发展的科学，它本身所固有的开放性品格，为顺应自己时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在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这一科学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在这里，要反对那种在学术性的名义下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态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些学者那里常常以缺乏学术性为理由而试图使之边缘化。任何所谓“学术性”的责难，首先要自问的就是其实践批判的前提和自身立论的基础。

尽管种种思潮都高喊着“震撼世界的词句”，试图以多元多变的思想挑战和博弈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格局，但这些思想武装能否真正上升为意识形态或者成为其中的积极因素，也取决于国家对这些理论的真实需要程度以及这些理论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没有排除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这种理论与实践一致性的历史逻辑是任何思潮所不具备的。借助西方的理论假设或传统的想象代替我们现实生活本身，将世界历史和普遍交往的现实环境回归为基于西方经验的地域性范畴，各种思潮不仅在前提和方法上暴露了其非批判的本质，而且缺乏建设性的维度和理论建构的高度，当代“中国经验”、“中国实际”完全在其视野之外，这种种思潮和理论，注定不具有充当意识形态主导因素的资格和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