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路径与远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虽然纷繁复杂，但究其根本，是在路径选择上处理好几个关系。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指明了实现无产阶级与全人类解放的理想目标和现实道路，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根本变革，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恩格斯曾经说过：“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58页]。作为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既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意志的理论表达，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同时又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取得的最优秀的思想成果，具有科学认知的功能。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革命性高度统一的理论体系，它不但为人们观察、分析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但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也是五四运动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之所以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解放的内在要求相适应。鸦片战争以来，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包括“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514页。]，但都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先后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理论武器，从此中国学术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社会才真正找到正确的出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巨大的成就，产生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大家，形成了独立的、完整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体系，恢复和提升了中国文化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注意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一要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要培养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14页。]。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作为标签，到处乱贴，机械地重复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以此代替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不顾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著作文本一概当作不可移易的教条，那就会损害乃至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我们所说的理论创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为社会的进步、为文明的升华提供科学的解决方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坚持科学精神、科学原则的核心内容。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外来的、强加的观点，那种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理论创新、学术繁荣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对当代中国学术的曲解。对当代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超越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局限性、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而且最终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在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中融入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不能否认，有的人一看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认为不是真学问，竭尽贬低排斥之能事，而看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的文章，就认为是真学问，将其奉作圭臬，当作至宝，真所谓“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其立场观点出了问题，已经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俘虏；二是他既不真懂西方学术，也不真懂马克思主义，由于本身缺乏起码的理论和学术素养，胸无定见，只能人云亦云，如水中浮萍，随波逐流。盲目崇拜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学说，只能妨碍我国理论的创新，导致中国学术的倒退。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科学的旗帜和灵魂，是中国社会科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如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然会迷失方向而且软弱无力，沦为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的附庸。

二要旗帜鲜明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勇于探索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不对立。看不到时代的变化，不能以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本身就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本身就包含着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用中国化的和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5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汇报时，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要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最根本的是必须把握好两条：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又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在新世纪新阶段，是否体现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是衡量我国社会科学的性质、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精辟地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作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概括，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要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敏锐把握时代特征，准确反映时代要求，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从而更好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参见2006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这就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当代中国学人必须以紧迫的时代责任感和高度的理论自觉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中国国情，着眼时代变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真正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与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术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必将催生出饱含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

第二，文明对话的世界语境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

世界文明对话的语境问题，是文明对话得以展开的前提。全球性本身就是一种对话，而非世界的同一。全球性的多元对话既保存了各文化样式中的普遍性，又能使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得以共存。然而，对话语境本身是需要建构的，以文化多元主义的理念，在肯定差异性的前提下，承认不同文化及其价值的合法性，向着共生共创的方向发展，是营造对话语境的价值基础。如果将不顺应、不服从霸权逻辑，视作文明“冲突”的根源，文明间就没有对话的余地，而只有模仿、复制和单方面的文化输出。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涵盖了不同文明实体发展机会和发展环境的平等，无视这一根本的平等权利，其直接的后果必然是语境对现实的分离，各文明实体被拒绝从本国的现实出发进行世界交往与对话，实际上就被取消了霸权之外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21世纪的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世界学术文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享有话语霸权，西方学术成为一些人所谓的“国际主流学术”。这一严峻的现实，就给当代中国学人提出了一个在世界结构下如何自立于西方“文化霸权”的问题。[当然，这一问题的提出并不是建立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上的，社会科学在学术共通性方面的相互借鉴、借助西方学术在其产生的环境中对某些现象和规律的科学把握来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属于学术交流的范畴。]“中国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其研究对象是世界的中国问题。假使中国学者毫无保留地非批判性地向西方舶取学术和引进理论，能否被视为合理的甚至是正当的？更进一步，如果中国学者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要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或这些研究必须依赖西方话语的 “路径”，并打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那么，社会科学还有中国形态吗？ 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独创性和理论的原创性将不复存在，由此世界意义的文化交往和文明对话多样性之间的可理解性、可交流性也就失去了基础。由于社会制度、历史进程、环境条件、价值理念、风俗习惯和政策制定等确定性和偶然性因素都可能导致社会实体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性限制了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普遍意义和解释范围。如果直接套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就会使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表现出依附性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诉求，必要的前提是自身的科学化。科学化本身也包括以西方社会科学体系为参照对象，从中国经验的视角来修正这一体系的局限性，而不是狭隘的关门主义。形成对话能力，正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实现其科学形态。但这种科学形态在逻辑上和内容表达上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社会科学之为科学，必须能够深层次地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在当前，它必须能够缓解或消除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因此，“结合中国本土经验，界定一系列清晰的社会科学范畴、方法、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经验观察中有用的工具，并指出使用这些概念工具的限度，当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对于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贡献。”[郁建兴：《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一种全球性视野》，《复旦学报》2006年第3期。]

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形态与中国形态的内在关系，常常以一种变体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频度甚高地提出“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待学术性？社会科学的学术性能否离开现实性而获得某种独立的形态？这实际上一直是困扰学者的一个既基于学术自身规律又与学术的现实关怀密切相关的深层问题。

学术研究，这些年来仍然延续着西方学术的“消费主义”倾向，大量的直接引用代替了总结分析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学术原创，将所谓规范性研究当作创造性思维本身。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性”追求，并不意味着以西方的方式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更不意味着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毫无批判地照单全收。事实上，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理论，对“批判的武器”而言或对我们的文化身份而言，依然是西方的某个“他者”；更为实质的是，相对于我们思维的事实语境或实践基础而言，那些西化的理论武装仍然是一个“他者”。这样，学术就漂浮在缺乏现实维度和历史内容的空中，在纯粹精神领域里虚构与徘徊。这也是很多论文都停留在“学术综述”阶段上的原因，也是大量无意义写作的论文从未想到要触动现实的原因。从当前知识生产方式看，每年大量发表的统计意义上的学术论文，真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真正能形成有效理论范式，或真正能对学科发展有实际推动作用的论文又有多少？

当前学术研究最突出的表现是自主创新不足，尤其是结合中国国情和现实问题的学术创新能力尚未凸显出来。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一方面是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比较匮乏，另一方面低水平重复的社会科学成果又大量剩余。社会科学研究呈现的低水平重复劳动局面，究其深层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偏移。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当代境遇和当代中国的学术语境看理论的实现方式，不能不对当前学术繁荣背后所隐藏的严重危机表示深深的忧虑，也不能不对学术发展深层的学术创新问题提出强烈的诉求。

必须指出，强调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实体之间的差异，并不构成对学术规范的否定，社会科学的研究在一定的前提和边界内有可通约性和可借鉴性。学术规范反映的不仅是国际通行的形式化的研究规则，而且包含了对学术发展自身规律的尊重。从规范的意义上强调学术研究的文献征引是必要的，但要以必要性为限。重视文献评论，可以避免无根据的研究和对已有成果的过度重复；可以依据学术“前史”确定新的前沿领域、理论生长点和知识增量的方式；可以对以前分析路径和方法的有效性作出加深对选题理解的判断；可以揭示问题的概念背景或为自己研究的假设提供基础。但文献评论只是一个学术起点，学术论文不是无意义关联的文献的堆积。

马克思曾经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34页。]这个术语的革命可以理解为学术原创性的深刻表达，可以理解为学术自主性的自觉意识，可以理解为在现实性中实现学术性。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尤其深邃的是理论的时代表达问题。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瞄准当今世界的学术前沿，着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学术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吸收当代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不出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范式和理论见解，不能实现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的这种“术语革命”，势必弱化中国学术在国际学术对话中的影响和地位，也同样会弱化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为第一生产力的实际作用和服务功能。

“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难道探讨的方式不应当随着对象改变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8~9页]。早在1842年马克思针对唯心史观发出的这一疑问，至今对学术研究仍然具有根基性的方法论意义。

破解中国学术潜藏的各种危机，必须确立一个核心理念，即“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一切文明成果的中国化。“中国化”不是抽象的或象征性的话语，也不是学术史意义上的脉络梳理，而是一种理论的现实途径和实现方式。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这个国家对理论的需要程度。问题在于，研究者面对现实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能否达到时代对理论的要求，理论建构能否达到实践所开辟的历史深度和实际水平，这既是对学者社会责任的提问，也是社会对学者基本使命的要求。

第三，问题意识与学术进展的内在动力。

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创新，必须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推进学术进步。

问题不是意识的外化和主观的认定，问题根源于现实的矛盾。判断社会变革的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只要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事实。因此，离开了产生问题的实践基础，问题就只能是虚假的空洞的概念。

问题与时代的关联在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3页。]因为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之中。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03页。]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正是问题之于时代的重要意义。

纵观人类学术思想史，可以发现，每一次大的学术创新与发展，都是建立在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合理解决的基础之上的。中国18世纪的思想大师袁枚曾经说过：“学问之道，当识其大者。” [袁枚：《与托师健冢宰》，《小仓山房尺牍》卷三。]所谓“大者”，讲的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规律，社会变迁、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深入思考和研究社会生活中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从来都是认识和发现规律的基本途径。

如果学者只局限于自身的学术框架提出问题，将问题简单分解为意识、规范、方法、路径等，尽管这种努力是必要的，但与真正认识社会与历史的内在逻辑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大的距离。早在1941年，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74页。]学术研究既要善于从文本中发现问题，更要善于从社会生活实践中提炼出问题。因而，繁荣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跳出学术冷落现实的误区。实际上，问题标示着人们对此一时代的认识与把握所能达至的深度。只要人们善于在历史风云变幻中排除迷障，把握要领，正确地提出了问题，那么距离正确地解决问题就已经不再遥远了。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问题是时代的格言。

为了避免理论在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结束思维，为了避免理论成为仰之弥高的僵化教条，就必须在变动着的实际生活面前进行严格的自我批判，随着实践的变化与发展而不断返回理论自身进行审视，重新考察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使理论随实践的发展而修正、发展并充满生命力，向着更高更新层次跃进。这就是问题引领学术的真谛所在。

正因为问题之于时代、之于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准确把握和解决时代与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2005年11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扩展理论视野，不断作出理论概括。”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勇敢地站在时代的最前沿，自觉地将探索的目光投向当前最亟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投向党中央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投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须解决的重大基础性学术课题，为推动社会进步提供科学的解决方案。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构的历史途程中，一些以前不曾有的新问题或不受关注的“边缘”问题开始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而另一些很多年前就一直存在的老问题则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凸现在我们的眼前。在这些问题中，既有这个时代特有的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有中华民族在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以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共同面临的普遍问题）；它们或显在、或潜在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左右着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制约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决定着人类自身的命运。20世纪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现”一度是一些新潮理论家的口号，但事实上，凸现的只是学术的形式，淡出的却是学术的灵魂。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种种新气象显示，学术界开始重新回到了注重思想的年代。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敏锐地捕捉、不懈地探索、准确地把握、科学地解答这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新的巨大挑战和艰巨任务，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学者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无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第四，跨学科研究的综合趋势与学术增长点。

社会科学的综合化具有两重含义，它既是指社会科学学科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呈现出相互渗透和密切合作的综合现象，又是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相互交叉和渗透，边缘科学、比较科学、综合科学和横向科学层出不穷，蓬勃发展。马克思曾经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28页。]社会科学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离不开“全球化”和“中国化”语境。在西方最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工具，但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主导下的全球新秩序将造成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潮流建立在一种不可靠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假设的基础之上，这些假设又直接由现代性中引申出来，并没有经受严格的批判性检验。人类需要一种综合性的方式来理解他们自身和他们所处的世界。可以说，当代学术前沿的问题都带有跨学科的综合性特点，单凭一个学科的资源已无法索解这些问题的答案。现在实现这一预言的现实条件越来越成熟。种种学术发展的迹象都表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相互关联地跨地域性发展趋势，使得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失去了单独解决人类面对的文明冲突和生存困境的意义和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无疑要在组织机构、对象、方法、成果评价等方面作出回应。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深刻反映了社会实践对理论综合化的当代需求，也预示了社会科学发展问题域的开拓方向。这直接推动了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同时，各个学科也在合作过程中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分析工具，不再仅仅满足于利用本学科的传统研究方法。通过“问题”实现对学科的综合，并通过这种综合体现出各个学科自身的优势，这应该上升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方法。也许囿于学科自身所设定的范围而不融入整个问题语境和时代背景，将是制约学科发展的一个障碍。

第五，信息技术与社会科学研究方式。

当代社会由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技术转型，也给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打上了深刻的信息时代的烙印。网络技术的影响对当代社会科学无处不在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是造成了社会科学研究视野的变化。电子网络技术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网络技术的普及不仅使广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便捷地在每一个终端随时保持与学术前沿的联系，使他们的学术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微电子时代”的到来和“网络社会”的崛起，也使得作为社会科学之对象的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这种变化的研究本身形成了一种“信息主义”的视野，从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角度研究社会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对“数字时代”的思考和研究等新领域也层出不穷；同时，“信息”本身又成为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形成了诸如信息经济学、信息社会学、信息哲学等新兴的领域。二是造成了社会科学研究问题的拓展。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就有不少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开始把网络世界作为一个社会空间,着手研究这个虚拟世界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现实问题，使得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意识形态的层次，例如，与信息时代相关联的“后工业社会”，是否能够成为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制度的“趋同”的新社会形态，成为一直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未来主义”和“信息化”思潮中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属于社会文化现象的层次，如信息技术的普遍使用对人们生活与思维方式的改变，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就是信息文化或网络文化，它们与“后现代文化”缠结在一起，生成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文化问题，如数字版权、虚拟财产、网络结社、黑客、计算机犯罪等问题，同时也面临一些新的矛盾或关系需要加以处理，如网络中的自由与秩序、信息方式与生产方式、网络平等与网络霸权、网络安全与个人隐私、全球网络与国家界限、信息共享与信息所有（权）、信息爆炸与主体选择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有的则是现实中的社会管理问题，如网络成瘾、数码焦虑、信息污染等引发的问题，使得信息伦理（计算机伦理、网络伦理等）在确立信息社会的道德标准方面正面临着大量需要研究的问题；还有的是“形而上”的问题，如虚拟实在的本体论问题，赛博空间的真实性问题，虚拟实践的性质问题，等等。总之，信息和网络文化成为新的“问题源”，对网络出现后人类新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做出理论阐释，形成了相关领域中的一个个研究热点。三是造成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变革。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的结合，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开辟了一条通往新信息源和交往对象的通道，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新的技术手段使得大量学术资源电子化和网络化，社会科学研究者查阅资料（尤其是学术期刊）从过去的以纸质文献为主逐渐向以电子文献（网络资源）为主过渡，他们借此通道及时获得了海量的学术资源，从而掌握了国内外本学科或本课题的最新的学术动态，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学者对国际性学术前沿的追踪，并有效地借鉴这些资源选择最有意义的课题，改变了过去因资料检索的不便而无法掌握学术进展状况所造成的选题重复和无意义劳动。而且，由于信息的数字化，学者们的写作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电脑写作”使得思想成果的组织、叙述的具体表达、论文的修改等更加“随心所欲”，节省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无形中提高了社会科学的“劳动生产率”。随着发达国家的学术研究正由eScience扩展到eSocial Science，我国也必将通过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而加入到这一过程之中，更完全意义上的全球性的、跨学科的大规模科研合作将成为可能。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将面临新的挑战。如果缺乏对海量网络信息的检索和选择能力，就会如同在绝对光明中和在绝对的黑暗中一样，什么也看不见。由于信息能力、英语水平以及上网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使得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在面对电子网络世界时产生了“信息不对称”乃至“数字鸿沟”的问题，而对网络、数字化信息、高技术检索与分析手段的不恰当运用和过分依赖，也将影响一部分学者的创造力的发挥。另外，网络和电脑写作等导致的抄袭他人、复制自己、写作的碎片化等负面现象，也需要引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视。

第六，在对话与争鸣中鼓励学派形成、提升学术水准。

学派的发展为什么能够推动学术进步？原因很简单，不同学派的人对相同的学术问题持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势必产生分歧，而解决分歧的办法，就是开展学术对话、交流与争鸣。在这一过程中，论争双方或多方为了批驳对方的观点和确证自己的见解，往往殚精竭虑地给对方设置理论疑难、智力挑战和思想诘难，从而不断地把学术研究推向深入，并激发或促生新的学术思想。清初理学名臣熊赐履曾有言，为学之道须“究其渊源，分其支派，审是非之介，别同异之端，位置论别，宁严毋滥，庶几吾道之正宗，斯文之真谛，开卷了然，洞若观火”[熊赐履：《学统·自序》，康熙二十四年刻本。]。这里提到的渊源、支派即不同的学术派别；是非、同异即指不同学派之间的判断与择取；而术道正宗、斯文真谛则可以理解为，通过学派的争论、批驳、解构过程而达到了新的认知、建构与境界。直言之，这种不同学派之间的互动过程，既能够促使学者们认识到和抛弃错误观点，确立和发展正确的思想见解，还能使论战的双方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发展和深化各自的学说。正是在这些过程中，不同的学术见解相互竞争、辩难、扬弃、融合甚而更替，才构成了学术思想史奔腾不息的浩荡江河。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派的发展是学术进步的强劲动力，是开辟学术新域的基本前提。正是由于此，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必须密切关注学派，重点培养学派，呵护学派成长，促进学术争鸣。

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学术流派和思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但并不因此唯我独尊。相反，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对待其他思想流派，既坚持自己的思想原则，同时又善于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个学派的学术思想中，借鉴它们对客观世界的某些方面的正确的和不完全正确的反映，以及它们所作的正确的和不完全正确的解释，以丰富和发展自己。在坚决排斥和抵制各种反人类、反科学的思想的同时继续吸取全人类的一切思想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为了丰富和发展自己所必须采取的办法之一。马克思主义绝不固步自封，而要和一切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和流派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要鼓励学派形成，促进学术争鸣，最重要的就是给予社会科学学者以平等的讨论空间、宽容的学术氛围和自由的研究环境。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精神产品的生产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劳动，需要专家、学者和文艺工作者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我们应该尊重和爱护他们的辛勤劳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双百’方针，努力形成一种鼓励探索和创造的良好环境和气氛。在学术研究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135页。]江泽民同志还指出：“理论只有在争鸣中才能获得生机和活力。历史已经证明：在理论研究中，搞所谓罢黜百家、定于一尊，必然是钳制人口，万马齐喑，窒息思想，其结果只能导致理论的枯萎。”因此，“必须结束过去那种在理论研究中‘定于一尊’的局面，破除封建意识，倡导学术民主和理论民主。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和理论面前人人平等。实践是判别理论是非的唯一标准。”[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32页]。可以看出，鼓励学派形成，保护学派发展，推动学派争鸣，在对话中查漏补缺，在辩难中反思重构，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提升自身学术品质、获得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