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国直接投资研究的新进展

依据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脉络，我们发现国内研究的发展路径和国际步伐几乎一致，那就是热点问题几乎都有所涵盖，但对东道国国民经济成长意义上的国民福利得失领域的研究却异常匮乏。这或许和我国经济成长的特质一样，用国外研究成果做实证检验的多，具有核心理论支持的“品牌性”（创新性）研究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国内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一）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伴随中国经济20多年的高速增长，探讨FDI与中国宏观经济总量增长的联动关系始终是我国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这类研究一般从宏观经济理论出发，通过确立FDI变量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建立FDI与GDP之间的宏观总量计量模型，认为FDI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经济变量，FDI的存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存在线性关系。

在从总量角度研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的同时，我国学者对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也做了大量的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在于促进了生产资本的积累，更重要的还在于FDI的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通过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以全要素生产率来测度）来实现。余永定认为，FDI通过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FDI快速提高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效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

FDI的溢出效应在我国是明显的。这方面的研究归纳起来，可以将影响FDI溢出效应大小的因素归为人力资本存量和经济增长模式（即生产函数）两个方面。在人力资本方面，程惠芳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认为，FDI流入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其作用的大小与FDI流入规模和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关。谢兴龙等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只有培养出卓越的人力资本,提高吸收能力和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才能充分利用FDI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增长模式方面，王成岐等运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影响中国引入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诸种因素，认为在经济发达地区,企业间的竞争最为激烈时，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强烈；赵福厚认为，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大小因投资国与东道国或经济区域生产函数的不同而贡献的程度有所不同；李新安通过构建FDI集聚效应的内生生产函数模型表明，FDI通过要素投入数量的集聚,进而提高要素质量和效率，强烈影响经济增长，在经济发达地区，FDI的集聚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强烈。在上述两个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实证研究表明，FDI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从沿海地区到中、西部地区由强转弱，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

显然，我国的研究对总量经济受FDI影响的评价几乎是正面的。这和发达经济国家的情况基本类似：媒体和大众批评FDI，而严肃的研究基本持肯定的态度。问题在于，我国的福利得失和美国的福利得失应该是成反向关系的。两国的观点方向一致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是一方鹦鹉学舌；要么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两个国家同时有利。

（二）FDI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及经济安全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大量引进外资。我国学者早期的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进入90年代中后期，随着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学者开始对FDI的技术效应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分析，许多研究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本土企业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何洁认为，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的总体正向外溢效应是现实存在的，而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扩大以及引进外资速度的加快，这个正的效应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喻世友、史卫、林敏测算了37个工业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技术效率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赖明勇等人的研究表明，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并不像普遍认为的那样显著，并且外资企业在我国的技术进步效应还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并不是一条稳定的技术来源渠道。如果减去垂直专门化的部分，赖明勇等人的研究应该更合理一些。

由于不同类型的产业或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形成的经济技术联系存在差异，技术溢出效应在我国的不同产业部门和不同类型的企业存在比较大的差别。黄烨菁对我国四大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医药制造业、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与办公设备制造业和医疗设备与仪器仪表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外商投资企业对这些产业部门存在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冼国明、薄文广发现，国有企业以及其他类型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有很大不同，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会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其他类型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关于FDI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一部分国内研究者认为，FDI对中国产业升级具有推动效应（正向效应）。他们认为，在近年来中国生产能力和资金过剩的情况下，内资不能替代外资的原因就在于FDI对中国经济能起到改善资产质量、带动配套产业、促进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升级的效应。这类研究进一步以FDI对中国或地区产业升级具有推动效应为前提，开展了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西部地区、各省（市）如何利用外资促进地区产业升级的研究。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FDI对中国产业升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或负面效应，具体表现：一是FDI和技术的引入使中国产生了依赖性，使自主创新精神受到抑制，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增加不很明显；二是中国在吸收FDI过程中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不理想，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彩电、计算机、手机、DVD等产品的第一生产大国，但中国并不拥有这些产品生产的核心技术，中国实际仅是世界的一个“加工车间”，无法享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FDI如果没有带来中国产业技术能力的同步提升，FDI对中国产业升级的效果将大打折扣；三是FDI在工业上的结构倾斜加快了中国工业结构的高度化趋势，但也助长了中国消费品工业的过度扩展。因此FDI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不及在扩大中国产业规模上的效应那么明显。

在对FDI对我国经济安全影响的研究中，许多学者表现出了一定的担忧。大规模的外资涌入开始对包括装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商业流通业在内的支柱产业形成全面的资本和技术控制格局，这很可能导致我国对核心产业和相应的核心技术丧失控制力，使中国尚处于世界产业的“外围”地位时就开始出现“技术空心化”的风险，而且在华跨国公司的国际一体化战略还在不断强化这一风险，因此必须尽早扭转这种关系中国产业未来命运的不利局面。对具体产业安全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何维达、刘满凤采用DEA模型的估算表明，入世冲击将使汽车产业在2006年处于危机状态，但这一不利局面2007年就可恢复，并于2008年后稳步发展进入长期的安全状态；对机械工业的研究结果与汽车产业类似，区别仅在于机械工业2008年及以后处于一个基本安全的状态，仍然是良性的稳定发展。对外资零售企业的大规模进入是否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我国零售业对外开放度处于安全警戒线之内，并且还有较大的进一步开放的空间；另一种研究认为，外资进入已经影响到我国零售业的整体安全性。综上可以看出，学术界对FDI对我国经济安全影响的研究还缺乏一致认可的理论框架和方法。

（三）FDI与国际贸易

有关FDI与国际贸易互补性和替代性的相关研究，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张谊浩、王胜英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了我国对外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反馈关系。从各个角度进行的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也都证实了我国国际贸易与FDI存在着互补性。

在FDI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方面，黄晓玲认为，外国直接投资是为了回避自身的劣势，借助东道国的比较优势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而从我国的角度看，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使我国的比较优势得到更大限度的发挥，从而取得了更大的贸易利益。但从中长期看，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大幅度增加，导致我国的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尤其当东道国是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时，更易出现贸易条件的恶化。近年来我国出口价格指数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可由此得到解释。赵玉敏等人的研究表明，1993~2000年中国的总体贸易条件下降了13%，同期制成品贸易条件下降了14%；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手册2003》的资料，1995~2002年中国贸易条件下降了22%，其中2000~2002年下降了6%。许多研究表明，FDI的净流入并没有带来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这显然是与国际收入转移将改善转入国的贸易条件的基本原理相悖的。

关于FDI对东道国贸易结构影响的研究，许多研究显示FDI对我国贸易结构从以初级产品和低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为主演变成以低、中、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为主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丁文丽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均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要显著大于对初级产品出口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改善了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江小涓采用出口金额比重分析方法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贡献，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贡献尤为显著的结论。

在FDI对东道国对外贸易竞争力影响的研究方面，杨丹辉利用相关数据分析认为，外商投资对我国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外资进入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我国出口规模扩张、出口结构优化以及出口竞争优势的增强。但外商投资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并未彻底扭转我国工业品出口低水平扩张的局面，而且在部分行业，随着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增加，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

（四）FDI与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在FDI区位选择中具有重要作用。人力资本存量是影响FDI区域性选择的重要因素，丰富的人力资本将有助于吸引更多的FDI；规模大的FDI投资项目倾向于选择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较高的地区。赵江林通过对1990~2000年我国整体教育水平和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引资规模和引资结构的升级；中国目前FDI流入的规模、质量、结构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的调整。如果要提高外资的附加价值含量，必须提高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并积极与跨国公司合作共同致力于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马衍军、柳成洋、马艳萍通过计量分析表明，人力资本对我国吸引FDI的影响十分显著，其中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以及基础教育的普及推动了劳动力素质的普遍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FDI的流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构建我国持续吸引FDI的比较优势和提高FDI利用效率的必要条件。

关于FDI对当地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马衍军指出，FDI对当地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工资信号机制。当FDI进入后，引起劳动力市场上对高/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变化以及相对工资的变化。通常，FDI不仅仅自身需要高技能的劳动者，而且也会促使当地企业改变其生产方式的技术密集程度。这将引起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短期内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是刚性的，从而导致高技能劳动力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短缺。因此，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会上升，而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会下降，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样将会提高人们接受教育以后收入增加的预期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第二条是投资引致的经济增长。FDI的进入意味着经济中的投资水平提高，也就标志着未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若这种作用可以改变许多个人成本—收益的比较基础，那么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整个国民的受教育水平而促进当地人力资本的形成。第三条是跨国公司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当跨国公司对其雇员进行培训，以及向其配套的当地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和培训时，就会提升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这种培训溢出效应是跨国公司进行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对当地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从实证研究的角度，FDI对我国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还有一些争议。曹伟利用我国1981~2004年的数据分析表明：FDI对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有限，原因就在于外商进入中国的动机主要是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获得高额利润，因而缺乏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动力；同时从人力资本水平来看，目前我国的人力资本供给与FDI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但是郭英、陈飞翔指出，FDI不仅弥补了当地的资金缺口，而且提升了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FDI对当地人力资本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是通过影响当地的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提升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崔到陵、任志成以“长三角”为例，从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两个角度，分析了FDI对我国人力资本成长的影响，认为“长三角”地区FDI对以实际工资水平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有显著影响。

三 评述与展望

FDI管理的统计口径和可观察性很容易使研究者从直观和计量角度探讨问题，结果是大部分研究都陷入了技术性政策研究的层面。计量何其多，但结论又何其矛盾。从政策层面入手对FDI进行研究固然重要，但是从顶层理论入手，可能为FDI理论研究赶上FDI实际发展提供了唯一的出路。

今天，跨国企业经济高速成长协助中国占据了世界产品市场的一个稳定份额，但却没有使中国产品实现与其市场份额相对应的价值份额。2005年，作为“世界生产车间”的中国生产了约30%的世界物质产品，但仅实现了约5.2%的世界生产总值。北京大学联泰供应链研发中心2005报告。物质生产份额与价值实现份额的“大分流”现象似乎预示着“拉美化”的幽灵正站在未来的某个时点上诱惑着中国经济步入价值增长的陷阱。但是，跨国企业经济具有的双重性表明，如果规制适当，它应该能够成为东道国国民经济的一分子。要做到这一点，中国FDI研究需要走出技术性政策研究的局限，提高FDI理论研究的水平。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6-2007)》，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