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悖论：“经典化”与“去经典化”

按照通常的说法，所谓“经典化”（canonization），就是经典的形成过程(canon formation)。原本普普通通的作品经过经典化就有可能跻身于经典作品的行列。但是，“文学经典是如何成为可能的？究竟是文学作品的内在美学要素使得它当仁不让？是因为迎合了某种意识形态的需要而被权力代理人黄袍加身？还是由于材料、技术的因素而被造物主偶然操弄的结果？或者是经济权力在文化领域的意志表现？”这是关于“经典化”与“去经典化”讨论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般认为，经典化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文学原理及对史诗和悲剧的界定。经典的确立是一整套文学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所谓“文学制度”由一些参与经典选拔的机构组成，这些机构“包括教育、大学师资、文学批评、学术圈、自由科学核心刊物编辑、作家协会、重要文学奖”等。这是西方学者斯蒂文·托托西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托托西把“教育”放在最前面与佛克马将“用于教育”作为经典首要标准的用意一致，这应该说不是巧合。教育，也许只有教育，对经典化的作用是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的。例如，兼有文学性和实用性的《过秦论》。“在唐代载有《过秦论》的《文选》是文人的必读书；到了宋代，考试重试论，论是必考科目的文体，所以《过秦论》作为‘论’的典范，也是文人的必读书。明代以后讲究‘文必秦汉’，《过秦论》更是不可移易的古文经典。到了现代，《过秦论》仍是高中语文课本的入选篇目，所以从《史记》、《文选》到历代文集，《过秦论》差不多都是文人的必读书。”可见后代教育与考试制度对《过秦论》经典地位的巩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像西方学者一样，中国学者在关注文学经典化时，对“文学制度”特别是文学教育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如洪子诚说，现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有以下四方面的“线索”值得注意：首先是文学经典的审定、监督、干预实施的制度保证，借助各种机构推行具有权威性的文学理论体系，为经典审定确立标准。自从1944年周扬在延安编辑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后，“马恩列斯毛泽东论文艺”很快就获得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经典审定依据的“圣经”地位。其次是文学书籍出版的管理。这包括“可出版”部分的规划：重点和先后次序的确定，也包括对“不可出版”的“非经典”的“封锁”。如20世纪40年代已有译本的伍尔芙、劳伦斯、纪德、奥尼尔、里尔克、T.S.艾略特等的作品，曹禺的《原野》、《蜕变》，老舍的《猫城记》、《二马》，冯至的《十四行集》等，50年代之后不再刊行。对某些“非经典”的“封锁”，是维护经典秩序的有效方法。再次是批评和阐释上的干预。60年代，毛泽东曾指示出版部门，在出版中外名著时，要加强“前言”的撰写工作，也是出于引导、规范读者理解、阐释趋向这一目的。最后是丛书，选本，学校的文学教育，文学史编撰。在这些精辟的论述中，文学教育似乎只是被附带性提及，但作者明确指出，“鲁郭茅巴老曹”的“大师”排列实际上主要是由丛书、选本和教科书来完成的。而这些“丛书、选本和教科书”与教学的关系无疑是最密切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西方美学史》（朱光潜主编）、《欧洲文学史》（杨周翰等主编），先后成为全国各高校采用的“统编教材”，为当时确立的文学经典“秩序”，画出相当清晰的面貌。

对于文学经典化究竟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基本因素，有学者认为经典化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4）发现人/赞助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这些说法无疑都是十分正确的。尽管论者对经典的教育因素进行了淡化处理，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教与学在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毫无疑问，《诗》之为“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孔子的言传身教和大力推崇。虽然孔子是否删《诗》，学界有不同意见，但是，“不学诗无以言”这一类说法，实际上已经为汉代尊孔者对“诗三百”的经典化定下了基调。英名确立固然不易，传世久远更为艰难。《诗经》千年盛传不衰，除上面所说的六要素外，适用于教育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要素的条分缕析无疑是认识经典直接而有效的方法，但有时也容易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与任何要素相比，更为重要的显然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所共同形成的文学精神。《诗经》之所以能够成为“牢笼千载、衣被后世”的经典，首先在于它所表现出的迫切的现实关怀，纯厚的道德意识，真诚的人文信仰，积极的人生态度，即所谓的“风雅”精神。正是这种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并使其逐渐形成的经典地位不断得到加强。例如，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屈原的创作。《史记·屈原列传》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唐代诗人心中几乎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风雅情结”：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在唐以后“风雅”仍是中国诗歌的主脉，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历代都有众多秉承“风雅”精神的诗人哲士。有人说，“诗之为经者，风雅比兴而已”，以文学经典化视角观之，这句话还的确有几分道理。试想，离开风雅精神，何谈《诗经》教化？

今天，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一个学术问题，是因为传统经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事实上，一种空前的经典危机感使整个文化界感到焦虑不安，并不只局限于文学领域。例如“戏说经典”现象：“《西游》被大话，《三国》被水煮，悟空变成了好员工（《孙悟空是个好员工》），沙僧和八戒都开始写日记（《八戒日记》、《沙僧日记》），慈禧太后有了‘先进事迹’（《慈禧先进事迹》），贾宝玉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造反派（《宝黛相会之样板戏版》），杨子荣有了私生子，白毛女摇身一变为商界英雄（《新版白毛女》）。还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瓷砖广告挂在城市街头……这些对于经典的戏说、改写、整形，形成了洋洋可观的所谓‘大话’文艺思潮，它们在文化类型上则凌驾于所谓‘大话文化’。”

“戏说经典”的流行或“大话文化”的泛滥还只是大众文化冲击文学经典的一个侧面。有学者说：“当今世界，不是没有了文学经典，而是关心‘文学经典’的人已经被分流于影视、读图、DVD、卡拉OK、酒吧、美容院、健身房、桑拿浴甚至是星巴克、超市或者远足、听音乐乃至独处。日常生活在商业霸权的宰制下也为人们提供了多种文化消费的可能。这就是文化权力支配性的分离，文学经典指认者的权威性和可质疑性已同时存在。”经典不仅遭遇了市场上的“生存危机”，而且还出现观念上的“信仰危机”。

如前所述，早期的经典是一个与宗教联系极为密切的概念。《辞海》对经典的第二条定义是：“古代儒家的经籍，也泛指宗教的经书。”可见，即便在今天，经典的本质意义仍然与宗教有联系。在宗教语境中，经典始终具有神圣意义，当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产生分歧时，到经典中去寻找依据是一种普遍使用且行之有效的经典办法。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王国里的“经典派”，在他们的心目中，经典就是不可侵犯的“圣典”。

但是，文学经典却远没有那么幸运，特别是今天的文学经典似乎正在走向神圣的反面，对此，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这个时代是否需要经典？除了用来制造笑料，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还有什么价值？”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成了当下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的一个颇为流行的关键词。

谁都知道，同为人类精神的乌托邦，文学与宗教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如果说宗教中的经典与信仰存在着一种共生互补的和谐关系的话，那么，对于文学经典来说，要营造这种和谐关系却存在一种天然的障碍。从本质上讲，天马行空的自由创造、标新立异的破旧精神、另辟蹊径的探索意识是一个优秀作家的重要特征和宝贵品质，就此意义而言，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文学经典实际上是一个与文学创新精神相抵牾的概念。宗教圣典使人信仰有依据，法律条例让人行为有规范，行业典籍让人精通技术……文学经典虽然也具有各种经典的一般特征，但是，从创作的角度看，与其说是经典为新的创作提供了使之就范的法则，还不如说它只是为后来者提供了超越的对象。因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本身都隐含着一种超越甚至毁灭经典的冲动，隐含着多种打破既定法则束缚的革命因素。这种“经典化必然导致去经典化”的悖论是文学的创新本质决定的。

经典化还是去经典化，这往往是由“时运”决定的。一代文学有一代文学之“宿命”，这也大约是“质文代变”的古今常理。“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初，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水准已经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时期。但恰恰在这成熟的时期，现代小说开始衰落了。原因很简单，就像先秦散文取代了骚体，汉赋取代了先秦散文，唐诗取代了汉赋，宋词取代了唐诗等一样，古代文学专家普遍认为，宋诗比唐诗更成熟也更深远，但诗必言唐的观念根深蒂固，宋诗再成熟，影响也远没有唐诗深远。现代小说的成熟与衰落，与宋诗的历史景况极为相似。”当唐诗成为一代经典，无论宋代诗人如何潜心“追摹”，如何苦心经营，都难以达到唐诗之于汉赋的那种别有洞天的巨变，倒是被士人称为“诗余”的文字成就了一代文学之辉煌。尽管宋诗对“少陵神功”顶礼膜拜，但与唐诗相比，后代诗人还是给了宋诗一个“味同嚼蜡”的评价，无意于经典的宋词却以近乎游戏的形式，悄然取得了并列于唐诗的经典地位。

历代文学经典的命运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对文学的经典化，我们必须保持一种理性的姿态：“一面对经典的文学保持足够的敬意，一面也明白高山仰止的道理而能积极地另辟蹊径，决不当经典文学的奴隶。”宋诗难以在唐诗的经典化过程中再创辉煌，宋词却在开拓处女地的过程中占尽风光。这种“栽花不发”和“插柳成荫”的事实，使对经典的追求（经典化）走向对经典的扬弃（去经典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事实上，任何经典化过程都伴随着一个相应的去经典化过程。文学经典化作为一种选取性、排他性的文学价值评价行为，在选取经典的时候，必然要对那些老经典、准经典、伪经典、泛经典进行遴选、排查与封杀，历史上文学经典化的“改朝换代”一向如此，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标榜排行”同样如此，无论是“排座次”、“获大奖”还是“进文库”、“入教材”，本质上都是一个在旧经典或既有优秀作品中甄选新经典的过程。

但是，有些学者认为，今天的情况是史无前例的，因为“这是一个不需要经典的时代！……这是媒介化和视觉化的时代，是网络、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广告、动漫作品、流行歌曲的时代”。因此“让我们伸开双臂，热烈欢迎去经典化时代的来临。让那些视经典为‘命根儿’的人士，迎着西风，向着落日，像宫里的太监那样，一遍遍地哭喊：‘把根儿留住！’”这种激进的反经典的言论虽然并不比当下文艺现实走得更远，但目前并未引起理论界太多的回应，相反，理论界更多的是视经典为“命根儿”的人士。

我们认为，视经典为“命根儿”并没有什么不好。毕竟，文学经典是文学传统的美学经验与诗性智慧不断丰富和沉淀的优秀成果。“一种具体的文学现象完成其经典化过程后，其本身可以丧失活力乃至死去，但它的‘骨血’却将像生物基因一样编入文学传统的遗传密码，造成或影响着它‘子孙’们的体貌以至性情。在这一层面上，经典文学是一种超时空的不朽力量，犹如语言对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的支配，是先验的、非理性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正因为经典遭到了前所少见的遗忘、遗弃与拒绝，正因为有人高喊“这是一个没有经典的时代”，我们才更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多么迫切地需要经典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