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市场与网络语境中的文学经典

考虑到人们对“经典永远属于过去”、“文学生来不合时宜”等习惯性说法的宽容，我们对“21世纪是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这一类情绪化话语原本不必较真。但在2001年，美国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电信时代文学无存”的论点时，文论界的反应却相当强烈。2003年，米勒在《论文学》中又一次重复了自己的“终结论”：“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基点。”

米勒的文学观是以自相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前提的，即文学虽趋近终点却又“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他的用意与其说是宣判文学的死刑，还不如说是在预言文学的新生，在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现存文化体系中的许多必将腐朽之物已经到了灰飞烟灭的时候了，而“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这个所谓的“终结”如果没有“浴火重生”式的大转折的意思，那岂不是说整个人类文化也即将走向终结？

就当代中国文学而言，大约再没有比市场化和数字化更激烈的“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了。在以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性为基本特色的市场与网络语境中，市场文化与媒介文化对文学经典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同时也给文学经典的承传与赓续带来了全新的机遇。

首先，市场这只隐形手拂去了文学经典作为精神产品的神圣灵光。文学经典所禀赋的代神立言、为民请命等崇高理念日趋淡薄，娱乐化功能和商品化属性空前膨胀。欲望代替了人伦，时尚代替了教化，市场价值掩盖了审美意义。在社会历史性转型过程中别无选择地走向市场的文学，为了生存的需要，不得不面对这个早熟的消费时代，文学经典也不得不接受大众消费的市场化规则。在市场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济学潜能在文化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经典的复制和再生产在高利润的诱使下纷纷投向商业化消费的怀抱。文学生产，包括经典的再生产，在市场语境中遵循一般生产的基本原则原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当文学经典如同物质商品一样完全服从于市场价值观念的规约时，经典的商品价值必然会凌驾于人文精神和审美价值之上。当经典的价值以商业利润为尺度时，文学创作与接受的基本观念也必然为之一变。于是，经典文学教化观念被市场观念所取代，传统文学的启蒙精神被卖文为生的商品意识所僭越。于是，策划“看点”，制造“买点”，抢占“热点”等多种商战技法，被广泛应用于“文学经典”的“制造”过程中。为了在信息爆炸时代求得一席之地，许多以“自由撰稿人”自居的作家，必须想方设法克服出版困难和印数局限，否则，一经问世就注定要被文字垃圾和图像泡沫掩埋掉。因此，畅销，便成了市场语境下经典问世的必要前提。试想，琼瑶、金庸、王朔、余秋雨等人的作品，如果不畅销，它们怎么可能被那么多文学“票友”和媒介批评奉为“经典”？至于某些传统的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往往也是借助影视网络等通俗化途径，才得以保住其体面的“眼球率”。

横空出世的网络，似乎比市场更加彻底地扫尽了作家头顶残存的神秘光晕。文学经典“载德载道”等传统理想在备受市场冷落与奚落的同时，正经受着科技理性日甚一日的强烈冲击。当然，文学既然以生产与消费的方式转入市场，文学经典作为精神产品被消费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所谓消费经典指的是在一个中国式后全权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与后全权制环境的双重制约下以漫画化的方式以新兴的网络为主要媒介，对中外文学艺术史的经典作品进行戏拟、拼贴、改写，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使之转化为集政治寓意、感官刺激以及商业气息为一身的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这种典型的去经典潮流无疑是经典的不幸，但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正是在作为“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的过程中，文学经典这些“旧时王谢堂前燕”才真正有机会“飞入寻常百姓家”。事实上，许多读者也正是在这些“装饰与笑料”的指引下走进文学经典世界的，经典在失去尊贵地位的同时反倒可能遇到更多的知音。

其次，时代新潮理论对经典长存的合理性提出了解构式质疑。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中国近20年的社会转型观念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涌入，使文学经典遭遇了空前的合法性危机。“经典何谓”与“经典何为”等原本意在强调经典重要地位的叩问，现在却成了否定经典权威性的诘问。“后现代社会颠覆了经典存在的文化根基。后现代否定传统，嘲弄连续性，消解历史感，信奉断裂性。经典是在拥有中心的文化上建立起来的，但当下世界范围的文化转型使中心性文化失去了过去的飒爽英姿。如同尼采所说，上帝死了，这是一个诸神狂欢的时代，后现代文化为文学经典唱起了挽歌。”套用本雅明的说法，网络的技术复制与拼贴不仅造成了艺术原创韵味的消解，而且使艺术的展示价值替代了膜拜价值，于是，传统经典所具有的那种宗教性神圣感因距离感的消失而丧失殆尽。“网络写手在自由的空间里逍遥恣肆，以短平快的文字游弋于虚拟的快乐世界，不追求经典性与精致性，他们要做的只是如何更充分地展示自己和被他人欣赏，他所诉求的是自况而非自律，他追求的是‘当下’和直观，而不是经典的深度与意义。”然而，在古老的经典意识和传统的经典信仰被颠覆的同时，文学在市场化与数字化生存境况下，必然会建立起新标准与新秩序。

专就网络对文学经典的影响而言，“栖居网络的文学方式消解了真实与虚拟、话语能指与言语所指的两极分立，抹平了艺术的技术性与技术的艺术化的审美边界，更换了人们对文本诗性的认知与体验范式，用电子数码的‘祛魅’方式褪去文学的原有韵味，重铸人与虚拟世界间的审美关系，用符号仿真的图文语像刷新这个时代对文学经典性的命意；同时，数字化媒介的技术叙事在对传统文学性解构中又在不断推进网络文学性的‘返魅’路径，借助虚拟真实的艺术张力设定自己的文学性向度，以科学与诗的统一重铸新的审美境界，书写赛博空间的行为诗学，并最终以遮蔽传统又敞亮新生的超越性，打造互联网艺术灵境中的数字化诗性。因而，电子诗意的文学性生成便成为一个解构与建构相统一的辩证过程。”事实上，当下新兴网络文学所显示的勃勃生机已为重构文学经典提供了多种可能。

再次，市场和网络所带来的大众文化勃兴，在分化和瓦解文学经典精英读者群体的同时，也激发了文学经典多种潜在的文化功能。一方面，文学经典在走向大众化和娱乐化过程中，其商品化、快餐化、游戏化、庸俗化倾向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日趋严重。大众文艺以其无可比拟的娱乐性功能将传统的文学经典挤出了人们的业余时间。当电视和网络即将把大多数人的读书时间瓜分殆尽的时候，那些偶有闲暇的人，也很难产生阅读经典的欲望，纵有“欲读书情结”也往往挡不住形形色色的侦探、武侠、玄幻、个人隐私等作品的吸引。毫无疑问，对于绝大多数青少年读者而言，恣情快意的娱乐性作品往往要比一本正经的名著更有吸引力。于是有人说，当下的文学经典，除了成了某类特殊人群为稻粱谋的“业务”资料外，就只剩下为部分附庸风雅的人装点门面的功用了。还有更惊人的说法：“（大众文化）公然将文学经典作为自己的资源来肆无忌惮地疯狂吸取。古代的文学名著早已改编殆尽了，略有些奇闻轶事的历史人物也相继被搬上了荧屏。大众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样吞噬着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在它面前文学经典显得是那样弱不禁风。”李春青：《文学经典面临挑战》，《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勃兴也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经典生成与发展的新空间。传统文学经典的求真、尚美、向善等正面影响借助于市场与网络的巨大能量更加深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认为，大众文化无论多么强大，就其源头和根性而言，它们都可以说是经典文学/文化的儿女。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化/文艺永远无法消除经典之母所赋予的神采与胎印。事实上，文学经典潜移默化的影响无处不在，而且历来如此。在所有大众文化/文艺作品中，我们都能够或清晰或朦胧地看到这位时或“弱不禁风”的伟大母亲的身影。诚然，当下的文学经典普遍存在着被采伐过滥的倾向，但我们坚信，经典之所以成其为经典，就在于其自身蕴含着一种生生不息的创生/创新机制。我们知道，一般物质产品都具有天生必朽的局限性，无论数量与质量，都难以超越消费“递减”法则，愈分愈少，愈用愈衰，渐趋枯竭，这是物质产品唯一不变的宿命；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经典，与物质产品的情况则恰恰相反，真正的文学经典必然蕴含着某种必不可朽的文化品质，经典的形成通常遵循一条消费“递增”原则，并必然要经历一个愈分愈多，愈用愈强，日渐繁盛的经典化过程。因此，文学经典的人文精神和审美价值，经典的文化潜力非但不可能被市场和网络耗尽，相反，真正的经典，必将在市场化和网络化过程中星火燎原般地创造新的辉煌。

中外文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任何经典的形成，都离不开既有经典的滋养。纵观中外经典，从荷马到如今，许多平地起高楼般的杰出作品貌似突兀于历史的经典，实则是因其在经典的土壤中，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试想，如无《诗经》的“英华弥缛万代耽”，哪里会有“屈平辞赋日月悬”？唯因有“先秦风骚汉魏骨”，这才有“李杜文章光焰长”！这正如先有《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后才有《伊尼德》和《神曲》一样，正是“从光荣希腊到伟大罗马”的那些代代相传的文学经典，才哺育出了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这样不朽的经典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任凭文学市场的操盘手如何拨动名著的算盘，也不管桀骜不驯的网络写手如何睥睨传统，只要他们仍然拉扯着文学的旗帜，就永远不可能完全跳出经典的掌心。

T.S.艾略特说过：“我们称赞一个诗人的时候我们的倾向往往专注于他在作品中和别人最不相同的地方。……我们竭力想挑出可以独立的地方来欣赏。实在呢，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的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即便是《红楼梦》这样的“开天辟地绝无仅有之文”（涂瀛），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就其精神内蕴和技巧技法而言，也无非是转益多师、博采众长而已。例如，其审美理想明显借鉴了“临川四梦”（叶朗），其世情观念更是“深得《金瓶》壸奥”（脂砚斋）。至于曾声称最好不读中国书的鲁迅，他本人对古典文学经典的谙熟与彻悟，即便在同时代顶尖学者们眼里也是出类拔萃的。

市场与网络语境中历代文学经典“不朽的地方”已被更自觉地应用到大众文化生产与消费程序中。文学经典，作为市场的“摇钱树”和网络的“点金术”，在纷纷抖落历史尘埃的同时正在不断地制造新的文化神话。四大名著的“落网”、“化碟”、“动漫”、图解、改编、重拍、戏说、正说、点校、品鉴，等等，各行其是，各显神通。其他名著如“三言二拍”的加工改造的方式方法也同样是名目繁多，花样百出。近来，引领时尚的大片也纷纷瞄上了文学经典潜藏的票房效应。如冯小刚的《夜宴》对《哈姆雷特》的音像改造，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对《雷雨》的机械复制，“打破常规，另起炉灶”，使传统经典的大树又长出了别样的枝条。这类“经典还魂”的戏法，通过电视台众星捧月的市场化炒作和互联网图文并茂的数字化轰炸，获得了亿万票房，这样的奇迹固然应归功于媒体，但人们兴许也能影影绰绰地看到文学经典的深层影响。至于被各种媒介炒得沸沸扬扬的“红楼选秀”等群众运动，无非是借名著造势的又一波消费经典的大众狂欢和感官盛宴而已。市场与网络语境下，所有这些名著的变脸或变相行为，不仅是文学经典产业化、数字化生产和消费的具体例证，同时也是经典“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的生动说明。

在作用于经典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文学经典也必然要改变作用于社会的方式。刘勰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任何经典都不可能毫厘不爽地保住原有的一切特点。文学经典作为E希尔斯所说的“传统的延传变体链”（chain of transmitted variants of a tradition），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它们将会呈现出不同样态。但经典的内在精神却具有高度的稳固性和独立性，它不为时尚所动，也不畏情势胁迫，这正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高贵品格。毛泽东批判“水浒”，使一部传统名著弥漫着浓厚的时代意识形态色彩，但《水浒传》最终也并未真正成为政治斗争的“反面教材”，相反，在文学百花凋零的季节，它却客观上变成了最为普及的文学经典之一。周星驰大话“西游”，完全撇开原作，肆意推销其无厘头闹剧，在文学经典的影视化和市场化浪潮中巧立涛头，将戏说经典的口水酣畅淋漓地泼向民间和校园，而《西游记》这样的经典“经卷”不仅丝毫未损，反而受到芸芸众生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刘心武揭秘“红楼”，在“红学”之外另辟“秦学”，虽然学界褒贬不一，但因此而引起的“红学”著述激增及曹氏原著旺销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易中天的“品三国”，使央视“百家讲坛”成为人气飙升的栏目，其银屏字幕结集成书，竟然成了开机就达60万印数的畅销书品牌。但这些媒介引爆的浮华烟云，转眼就会随风散尽，它们根本不可能对《三国演义》的经典地位构成任何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和网络语境下，传统文学经典不仅是出版商和影视制作人的聚宝盆，悄然崛起于新世纪的游戏开发商，也一直牢牢盯紧了文学经典这座永远开采不尽的金矿。作家艺术家其实也仍然把文学经典看作经验的至贵宝库和灵感源泉，哪怕是那些反传统的“先锋派”或专以解构经典为能事的“新新人类”，他们的文化意义和艺术魅力更多地来源于被攻击对象，也可以说是经典的背面折射出的异样光芒。

总之，市场与网络的合谋，使经典在快餐化和数字化蜕变中丧失了许多宝贵的品格。但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并不在于它是否被长期摆放在畅销书架上，是否频繁出现于时文的引号中，是否被反复写进时髦的广告里。真正的经典即便是在缺席的情况下，它仍然能够发挥春风化雨般的精神影响。我们欣慰地看到，如日中天的文化市场与数字化媒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经典文学精神灌输到大众文化的肌体之中，在大众文化的“陋室”里，我们也许再也找不到文学经典安居“殿堂”的矜持与清雅，但经典文化的种子已就此扎根于寻常百姓的家园。因此，对经典的未来和未来的经典，我们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

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吴林伯：《〈文心雕龙〉字义疏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美〕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沈晖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英〕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范景中等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

〔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法〕埃斯皮卡：《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法〕利奥塔：《后现代主义与公正游戏》，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法〕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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