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数字媒介下的文学转型研究

媒介变革为汉语文学转型演绎出历史的契机，也为文艺学研究创生出新的话题。纵观新世纪以来的数字媒介文学研究，理论聚焦多是集中在网络文学、手机文学、摄影文学、影视文学等方面，研究的问题主要有：（1）数字媒介对文学艺术嬗变的影响（或存亡）研究；（2）科技与人文的关系研究，这主要是在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研究领域，如鲍宗豪、高亮华、肖峰、汪丁丁、曾国屏等人有关“科技文明与人文精神”的研究，王文章主编的“科学与人文对话丛书”等是这方面的代表；（3）网络文学艺术研究，如网络文学的概念之争、特征把握、局限分析等；（4）图像文化转型带来的大众文化和文学本体研究。由于网络文学是数字媒介文学的主打形态，对网络文学的学理与问题研究成为数字媒介转型研究的主要领域，研究成果也更为丰富。以网络文学研究为代表，由此引发的新世纪文学转型研究在多个理论维度上展开。

1、存亡之争

数字媒介与文学“联姻”以后，有人视新媒体为文学救星，也有人认为它将是文学的克星，或是文学走向末路的陷阱，由此引发了一场文学变革的存亡之争。首先提出文学“终结论”的是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2001年，米勒根据电子化和全球化时代文学形态的变化和文化研究转向的事实提出，在新的“电信时代”，文学可谓是“生不逢时”。他说：“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有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和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由于这些科技产品的出现而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于是，他得出结论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米勒的观点在我国掀起了轩然大波。一种观点是与米勒商榷的，即针对所谓文学与文学研究“终结论”发言；另一种态度是应和米勒的观点，主张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原有的文学理论死了，现在的文艺学应该“拓展边界”和“扩容内涵”，实现“文化转向”，去研究时尚文化和美丽工业；或者认为文学终结源于技术媒介对文学性的掩盖——“现代科技从根本上更新了艺术活动的媒介、手段、效果以及生产、流通与接受的方式，从而导致了艺术家族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随着现代影像技术和音像技术的革命，文学在艺术家族中的媒介优势逐渐消失”。在反对意见中，童庆炳先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我读了米勒先生的文章，很不以为然。我当时读完他的论文的感觉是，也许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但过分夸大电子图像的影响，文学的终结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诚然，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文学变化的根据主要还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主要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鲁枢元也认为：“米勒认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将在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进逼下覆灭……然而我却怀疑，与人类生命、人类语言、人类精神同根并蒂生长着的人类的文学，竟会如此仓促地被尖端电子产品轻轻抹去。”钱中文也认为：“面对网络时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图像艺术的普及，阅读方式的改变，出现了文学作品的阅读不断减弱的情况，这在国内外好像都是如此。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文学创作似乎并未中断与萎缩，文学创作的体裁不断在增加，早期就出现了电影文学，现在又有了电视文学、网络文学、摄影文学，甚至手机文学、市民口头创作、通俗歌词创作等，中国、外国各种文学颁奖活动此起彼伏，势头也似乎并未减弱。”赖大仁分析了米勒近年来一系列有关文学终结和文学转向的文章，得出结论说，米勒的“终结论”并非就整个文学理论研究而言，而是特指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这里的逻辑关系在于：文学研究的终结，是根源于它的研究对象及传统文学形态的终结；而这种文学形态的终结则又根源于其生存的前提和共生因素的改变乃至丧失。”我们从米勒的悖论中可以得到这样的领悟：无论文学还是文学研究，它是活着还是死去，并不一定由某些现实条件（如电信技术）所决定，也未必取决于我们一味乐观还是忧心忡忡，重要的是要有对文学与人的生存之永恒依存关系的深刻理解，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同时还有一种与时俱进、顺势变通的开放性态度。若此，就有可能使文学和文学研究绝处逢生，获得新的生机，开辟新的前景。

2、特征考辨

研究数字媒介下的文学转型，首先要考察新媒介文学不同的存在方式和各自不同的外在特征。在对网络文学特征把握中，有研究者用“自由、快捷、恣意”来概括网络文学的特点，认为如果我们承认文学是一种自由，是人性的、游戏的、非功利的，那么网络文学正是在这点上将文学的大众性、游戏性、自由性还给了大众。它不需要纸面文学的那种精致、典雅、技巧、难度、成熟，而不成熟正是它对抗纸面文学之“过熟”的优点，如果网络文学也和纸面文学一样老气横秋，那它就不叫网络文学了。另有作者从各自的视角总结出网络文学的基本特征，如有人总结为：（1）发表的自由性；（2）流通的撒播性；（3）文本的分延性；（4）阅读接受的互动性；（5）文本的多媒体化。还有研究者用“作家身份网民化、创作方式交互化、文本载体数字化、流通方式网络化和欣赏方式的机读化”描述其外在特征，而用“存在方式”、“创作模式”和“价值理念”的变异来揭示其内在特征。手机文学（亦称“短信文学”）被称作数字媒介时代的“文学零食”，2002年前后开始在我国兴起，2004年开始兴盛，2004年上半年，广东作家千夫长创作了国内第一部短信(连载)小说《城外》，并被北京华友世纪通讯有限公司以18万元的高价独家买断了“无线版权”。这部小说只有4200字，但保留了长篇的结构，分为60篇，每篇70个字。小说内容是写“围城外的风景”，即“两个相爱的人从围城内各自走出，在城外遭遇了一段道德和法律都不支持的合情不合理的激情”。《城外》的出现，打破了手机娱乐的内容的局限性，大大拓宽了“拇指文化”的发展空间，将平民化写作由网络文学直接延伸到了手机短信领域。对它的理论探讨也同步展开。从2003年开始，国内报刊陆续刊发手机短信文学的研究文章，较有代表性的是：葛红兵的《拇指文化·短信文学》（2003年7月10日《文学报》）、叶从容的《论短信文学的基本特征》（《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邢孔辉的《简论短信文学的特征》（《琼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刘英姿的《手机短信的文化解读》（《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白杰、尚婷的《试论短信文学的文学合法性及其新质》（《运城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陈红莲的《浅谈短信文学》（《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李存的《试论“短信文学”》（《文艺评论》2005年第1期）、钟雨的《短信文学：新技术背景下的文学新族类》（《中学语文》2005年第22期）、曾洪伟的《手机短信：中国现代小诗发展新机遇》（《当代文坛》2005年第6期）、谢望展的《短信——“第五媒体”的精灵》（《中文自修》2005年第6期）、杨泽文的《短信文学还能走多远》（《阅读与写作》2005年第1期）、钟虎妹的《手机短信文学的特征和价值》（《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王一川的《短信笑话与文学语言的新景观》（《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吴红光的《短信文学研究综述》（《襄樊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刘云春的《短信的修辞性叙事分析》（《当代文坛》2006年第2期）、吴卫华的《短平快：短信文学特征刍议》（《写作》2006年第6期）等。短信文本种类繁多，除大量实用信息外,有很多属于文学性的短信。这些短信意味深长,不仅能传递信息，还能表达情谊、沟通情感，折射出人们精神诉求和社会风尚，把人们的喜怒哀乐、机趣天真，表达得淋漓尽致。短信负载的文化含量使它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存在方式。对于手机短信文学的审美特征，研究者有多种概括，如“形制上的短小，内容上的平面，传播上的快捷”，亦即“短平快”构成了时下短信文学最为显著的特征（吴卫华）；“语言精炼含蓄、内蕴深厚、哲理性强”（李存）；“语言生动性、短小精巧性、民间世俗性、流通的便捷性”（杨泽文）；“短语性、速笑性和同感性”（王一川）；“灵动的情思和幽默的睿智”、“段子化的凝炼表达”、“无障碍的生产和传播”（钟虎妹）等。但手机文学的“文学”定位在于它是否能够应用文学手法和修辞技法使其获得文学审美功效，进而在确认其文学合法性的前提下谈论手机短信的文学新质。

3图像化转型

数字媒介带来文学表意体制和审美形态趋向于视觉文化转型，“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成为新世纪文学转型研究的一个热点。视觉图像是在当代高新科技的基础上发生的人类划时代的媒介革命的表征，是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纪元的显著标志。这种转向以当代高新技术——电脑辅助设计、合成全息照相、飞行模拟器、电脑动画、数码摄影摄像、机器人图像识别、射线跟踪、文本图绘、运动控制、磁共振成像，以及多谱感应器等一系列先进科技手段——为平台，在各种艺术如电影、电视、绘画、摄影、摄像、广告以及娱乐、游戏、日常生活中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新的视觉图像文明。视觉图像不仅是信息和大众化的媒介，它还有一种感官感受的直接性，这是印刷媒介望尘莫及的。周宪在一系列视觉文化与图像转型的论文中，对媒介革命带来的文学表意变迁做了多维度研究，他认为，“读图时代”的到来形成了当代文化的图像优势，由此引发了一场不见硝烟的图像对文字的“战争”。图像霸权具体反映在当代文化的符号生产、流通和消费均呈现出一种图像中心的模式。“读图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图像主因型文化正取代传统的语言主因型文化。“读图”的流行隐含着一种新的图像拜物教，也意味着当代文化正在告别“语言学转向”而进入“图像转向”的新阶段。这不仅标志着文化的深刻变迁，也标志着传统文学的语言中心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论受到严峻挑战。陈晓明据此提出：电子媒体对人类视觉和听觉的无止境再生产迎来了感性的彻底解放，图像造就了一个“能指的时代”，图像能指已经最大可能地脱离了所指及实在世界的关系，其表意体制里不再有所指的逻辑和实在的逻各斯。金惠敏不无忧患地诠释了图像增殖带来的文学危机，认为电子媒介的到来是个不争的事实，它的时代征候是图像增殖，这对以印刷媒介为基础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甚至是不可忽视的危机，具体表现为：一是重组了文学的审美构成，二是瓦解了文学赖以存在的深度主体。杨乃乔对“图像时代”已经到来的说法持不同看法。他在《图像与叙事》一文中说，图像时代的到来只是一小部分玩弄小叙事的小众知识分子的自言自说，是他们利用自己掌控的话语权对时代文化的强行命名，是虚拟的学术假象，或者是蛊惑人心的无稽之谈。事实上，无论图像与虚拟的视图理论怎样呈现，语言文字仍会一如既往地存在。赖大仁说，文学危机不在于大众媒介、图像传播以及图像对文字的挤压，真正的文学危机是“文学性”的危机，文学的拯救主要是“文学性”的拯救或文学精神的坚守，即一方面坚守文学的心灵诉求、人性关怀与精神超越性，另一方面则是策略性地将文学的精神向图像文化形态“扩张”，将文本阅读的方法理念与价值观引入一切文本的读解。高建平提出，文学与图像是“共生关系”，无论文字表达还是图像呈现，它们背后的动力源都是社会生活实践，我们应该“回到真实的生活”，而不是制造一个幻觉的世界来诱使人们远离生活。

4、局限剖析

早在2002年，就有研究者提出，仅仅依托“E媒体”突围，这样的文学“时尚意义大于审美意义、媒体革命多于艺术创新、传播方式胜于传播内容”，其所得到的不是历史的尊重，而是历史合理性的悬置。因为数字化网络“有平民化的开放平台，却又存在价值评判的失衡失依”，“是自由涂鸦的圆梦空间，却容易失去创作的精致与深刻”，“有交互式共享乐园，但又存在审美承担的虚位”。2003年《中华读书报》发表《网络文学：技术乎？艺术乎？》一文，引发了有关网络文学价值与局限的一场争论。2003年2月19日《中华读书报》发表欧阳友权的文章《网络文学：技术乎？艺术乎？》，提出网络文学“以游戏冲动替代审美动机”、“以技术智慧替代艺术规律”、“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等非艺术化和非审美性问题。同年4月23日《中华读书报》发表张晖的文章《网络文学不是游戏文学》，对欧阳友权的文章提出批评。5月21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何志钧的《网络文学：无法忽略的物质基因》一文，支持欧阳友权对网络文学局限性的判断。6月18日《中华读书报》又发表欧阳友权的《哪里才是网络文学的“软肋”？》一文，对张晖的质疑作了回答，并进一步延伸了自己对网络文学局限性的看法。这组讨论文章的观点被白烨以《网络文学论争》为题，发表于2004年2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文摘卡》2003年第2期对此做了摘转。后来，这次讨论被收入《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白烨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和《观点——2003：文学》（吉瑾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产生了较大反响。董学文在《科技进步与艺术发展矛盾关系断想》一文中质疑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破除了宇宙自然与生命思维的许多神秘的同时，也大大压缩了人类想像的空间，摧毁了不少‘诗意栖居’的社会生态环境，严重冲淡了温馨和谐的人文情感。人们惊呼科技产业化时代艺术人文精神的丧失，惊呼现代科技对传统艺术精神和艺术魅力的瓦解，惊呼经典意义上的艺术价值受到越来越大的藐视。”文章认为，网络的出现，并不在本质上意味着传统文学面貌的根本改变，相反，网上的作品粗糙而没有文学味，不讲究作品的成活率，它那没有任何阻碍的发表通道已经滋生出高科技时代的写作焦虑，网络作者成名之迅速与流芳之短暂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种写作面临的是一种意义和价值虚无的危机。张皓则从文艺生态的角度提出，“技术之网的反生态倾向”会导致“文艺的生态危机”，网络技术为人类创造的新的生态环境与生存方式，将导致文学艺术的传统形式发生危机、文学艺术的定义发生危机，以及参与文学艺术的人自身的危机。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对艺术的覆盖，还导致了网络文学在价值取向上的偏离：一是，价值的非意识形态化——文学成为市民消费意识的身体表达，而不再是价值理性的意识形态叙事；二是，艺术的非承担性——许多网络原创之作拒绝深度、抹平厚重、淡化意义、逃避崇高，回避了文学通往思想、历史、人生、终极意义的路径，消弭了文学应该有的大气、沉雄、深刻、庄严、悲壮等艺术风格和史诗成分，更抛开了文学创作者所应当担负的尊重历史、代言立心和艺术独创、张扬审美的责任；三是，自由与规范的悖论——自由、平等、兼容、共享的网络空间让文学网民以最“无我”（匿名）的方式表现最“真我”的本色，但自由的互联网又无时不受到限制，如在技术手段上要受到“源代码”、软件设计、人为链接的限制，在文化市场上受到产业资本“利润最大化”利益驱动的限制等，这些都有可能制约或误导网络文学生产，造成网络自由写作的新的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