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国如何走向近代化

如前所述，转型问题的研究兴起于当代社会研究，由于当代社会转型并没有完成，因此，对于当代社会转型之起始阶段划分，就难免要追溯到近代历史，而且因之而产生了不同看法。尤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内涵、类型、层次、进程、评价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学术界的意见很不一致。

王跃生在考察了20世纪30～90年代冀南农村的家庭变革后，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有两种类型：体制转型和社会转型。体制转型更多的是从国家政权和所有制结构角度考虑，社会转型则基于产业发展，还有介乎二者之间的半体制半产业转型。他进一步论述说：从这一角度看，土地改革是体制转型因素突出的社会变革；50年代集体经济建立是另一次体制转型；80年代初集体经济解体则是半体制转型和比较完全的社会转型并存。在当代农村社会转型的环境中，传统农业时代的意识和观念及其存在的基础正在解体。与王跃生着眼于现当代社会变迁不同，还有许多学者从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考察转型问题。如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转型”可以作为一种理论来指导近代史的研究，认为转型社会理论是可以和“武装斗争的革命范式”和“现代化理论范式”并列作为研究近代中国各种变革的理论范式的。在转型社会理论范式中，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发生于近代的这三次变革与当今改革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共构性。近代三次变革所表现出来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脱节、权力资源的匮乏、无理又无节的症垢恰好也是当前改革开放应该极力避免而又极易堕入其中的问题。

还有的文章通过《晚清七十年》一书,评论唐德刚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论，指出在唐氏眼中,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形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形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这种“社会转型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为人们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编写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一条恰当的、有价值的基本线索；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与现实联系的很好的契合点，从而也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和研究领域,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而不是单线式的思考。

在近代社会转型的定义问题上，孙占元认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就是中国的近代化，它的内容几乎涉及了近代史的各个领域，因此，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全景式地展现历史、发现规律。陈国庆主张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即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他将时间划定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认为近代社会转型主要经历了被动开放、经济起步、政体变革、思想解放四个时期。陈国庆还在其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一书的绪论中，进一步对“社会转型”做出界定，认为是“一种社会质变，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发生整体性的变革，包括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变迁，其实质是传统体制获取现代功能，从一种稳定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稳定状态，使传统获得现代性的变迁过程”。这本2005年出版的著作按照社会转型的各个层面划分章节，分别分析了近代中国经济与贸易的变迁、中国近代社会的阶层流动、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的政治转型过程、晚清国防与军队的转型、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近代农村与城市的变迁、中国近代教育与科技的转型、近代学术与文化观的转型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及风俗的变迁等内容，探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轨迹和特征，试图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做出新的解释。

至于具体的转型轨迹，学者也存在不同看法。李云峰认为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是一种由农耕社会向工业文明的长期复杂的转变过程，等同于中国历史“现代化”的过程。这一转型始于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贯穿整个20世纪。在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下，呈现一个多层次、波浪形的梯级进程。张宪文则提出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两次重要的社会转型，一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的成立，这是暴力革命式的社会转型，第二次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是和平变革式的转型。他主张将1911～1978之间当作历史整体看待，国民政府未能完成社会转型，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也由于种种原因错失了深入社会转型的机会。

关于近代社会转型的断限，有人将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定位在19世纪前60年，认为清王朝在百多年的统治后，帝国的根基发生动摇，而此时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向全球扩张，落后的中国成为附庸，并由此接受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影响，为中国日后的社会变革进行了重要的积累，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走向。有人强调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一个时段，社会形态结构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动，社会群体的结构也开始向现代转型；民众生活方式从传统的衣食住行到精神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认为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具有三个特征：一是社会的沉沦与进步共生，二是传统与现代的生活方式并存，三是多重统治区域的分立导致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多形式、多线条的发展姿态。还有人将1840年以来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历程看作一次失败的尝试，由于传统社会内部机制的限制与现代化外部条件的险恶，中国传统社会非但未能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最终却在近代化过程中崩溃，因而中国现代化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不得不做出新的道路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现代社会的整合与重建提供了主体性文化结构和价值原则，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主导力量。《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社会转型笔谈”专栏，结合纪念抗战六十周年，刊登了抗战史专家魏宏运、王桧林、王建朗、荣维木四人的文章，从抗日战争及其胜利对中国社会转型、抗战中的中国与20世纪的国际外交体系的变动等角度，探讨了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意义。

还有一些学者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对近代社会转型问题提出看法，如侯建新也把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视为东西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认为中国和西欧这两种社会转型的过程几乎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国的社会转型即“工业化”至今仍在进行中。而完成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欧社会转型可以归纳为三个社会机制的逐渐形成与发展，即社会财富积累机制、生产性经济活动的法律保障机制、产品与要素市场的流通机制。相比之下，中国社会在帝国时代后期出现停滞，传统政治制度压抑创造财富的个体和群体，难以形成稳定的非身份化的富裕阶层。因此中国需要更多的确认、扬弃和吸收其他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王云龙、张乃和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亚欧诸国的人口问题》一文中也主要关注15～18世纪处于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亚欧诸国，并认为这一时期各国人口结构及其变动轨迹对社会转型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各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异，致使人口因素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迥然有别，从而使各国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差距日益明显。

《社会转型的历史轨迹》是以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转型为主题的论文集，收录的30多篇论文从不同视角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揭示了晚清以来直至现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轨迹与艰难历程。《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则是一本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将清末宪政改革置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坐标系中考察的著作。该书通过对官制改革、地方自治、政治参与、宪政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具体考察，并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较，论述了清末宪政改革的成败得失，及其对晚清中国政治转型和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

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主要内容包括社会转型中的晚清督抚群体、社会转型中的近代绅商、近代乡绅与宗族社会、近代商与学的互动及其影响等。该书的突出特点在于摆脱了西方研究理论的束缚，选取活跃在当时历史舞台上的几个重要社会群体，着重分析它们在近代的交错流变以及它们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窥视特定历史时期内社会转型的特征。郭汉民《晚清社会思潮研究》立足于晚清社会转型这一时代特征，注重每种社会主流思潮的形成过程及其与其他社会思潮相互关系的比较，强调要还原这些社会思潮发展的历史全貌。赵慧峰的《近代转型社会中的集团与人物》主要从社会活动的主体“人”与“人群”直接入手，诠释中国历史由中世纪到近代的流转与演变。该书以近代历史人物为核心，在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之间搭建起一条相互交汇的渠道，从而为论著所进行的人物研究提供了合适的历史场景。在对相关人物的具体评价中，作者注重以社会转型的恢弘视野看待历史人物的作为与命运，把个人和群体的命运看成时代的缩影。作者还试图从动态的过程中对近代人物与人群进行审视与研究，同时将个体解剖与群体考察相结合，编制出近代人物疏密相间的研究网络。

还有研究地方社会转型的专著，如《江西近代社会转型研究》和《黑龙江区域社会文明转型研究：1861～1911》。两书都以现代化理论作为社会转型的基本涵义，前书的主题是揭示近代江西社会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变，章节内容的设计据作者说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概念，从社会结构、局势、事件三种度量考察历史。该书的时间跨度较长，从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分为四个部分，分别考察江西社会转型的内外环境，江西社会转型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层面的表现，中国革命在江西的演变和影响，最后分析了江西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后书则选择了黑龙江区域出现最激烈的动荡、开放、变革势态的清末50年，从政治、军事、教育、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分别阐述转型的过程，以区域现代化史的方式展现黑龙江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史进程。

以上列举许多“社会转型”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固然不乏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新诠释，也有一些只是对于传统问题在新的叙事框架下做一番演绎。

四 结论：社会转型问题的学术史意义

社会转型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这个问题投射到历史研究领域是一个自然过程，因为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各位研究者在运用转型这个概念讨论近代社会变迁的时候，大体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走出中世纪，走出传统社会，走向近代化。大家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中国的近代转型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社会转型轨迹上究竟强调哪些阶段性和哪些动力因素，等等。这些是今后的研究中要努力寻找的交集之处。

社会转型问题也受到海外中国研究的影响。唐德刚等旅美华裔学者用社会转型来研究中国，表现出独特的视角。何平的《近年来西方汉学清史研究若干范式》提到，世界历史视野下的清代社会转型研究是西方汉学的重要历史编纂范式之一。而中国学者的社会转型研究明显也受到了西方汉学的这种影响。

因此，“社会转型”问题似乎已经从一种问题意识变成一种独特的研究取径。杨念群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就“试图比较规范地展现社会史研究作为多学科交叉之焦点所体现出的崭新魅力”。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试图从政治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剖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的发展过程和特征。许多用“社会转型”研究近现代历史的讨论都不约而同地带有一种方法论上的诉求。

但是，如前所评述的，当把社会转型这个概念运用于包括先秦、汉唐、唐宋、明清这些前近代时期的历史变迁时，却碰到了概念内涵不明确，缺乏共同的讨论基础等问题。这些社会转型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含义？研究者们似乎尚未及仔细分疏。在许多研究者笔下，“转型”与变迁、变革似乎是同等含义，完全是一个自然词，而不是有特定内涵的社会学概念。即使有学者用唐型文化、宋型文化或者汉型家庭、唐型家庭这样的表述来概括某一段的时代特征，但是，这个“型”的抽象意义是什么并不明确，更无法与近现代历史上的转“型”等量齐观。所以，在古代史研究中运用社会转型的概念似乎有过度泛化之嫌。

当然，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统一的意见对周秦之际、明清时代的历史分期作出判断之前，抛弃对具体历史内涵理解上的分歧，用比较具有包容性的“社会转型”概念来研究中国历史分期和阶段性演变，仍不失为值得借鉴的办法。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6-2007)》，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