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转型社会学与转型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应当看到的是，目前国际社会学界对社会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前苏东地区，特别是中欧，其所关心的问题也更多是出自西方社会学的问题意识。这一点更突出地表现在社会转型研究中最具影响的布达佩斯学派的研究上。在此前的文章中，笔者曾将这个学派的特点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无论是对市场转型的研究，还是对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研究，所关心的主要是其正式组织和制度等结构性特征。第二，对于结构性特征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特别是撒列尼所主持的中欧精英转换的研究。第三，基本的理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其对精英问题的重视突出地表现出这一视角的特征。第四，作为上述三点前提和基础的是，在布达佩斯学派所研究的市场转型国家中，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的断裂。

而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与前苏东国家明显不同，这给了我们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对社会转型研究进行新的探索的可能性。与前苏东国家相比，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独特之处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性的，在改革进行了20多年后的今天，居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原来的政体和意识形态。第二，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的，许多重要的改革和转型过程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第三，在变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并传播的。第四，非正式体制的生长和发育，往往发生在体制运作的过程中。正因为如此，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必须对非正式因素，特别是对体制的运作过程，给予足够的关注。这意味着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要更加重视转型的实践层面。

因此，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之一，就是对社会转型实践过程的重视，这也是我们近些年来一直倡导实践社会学的根本原因。进入市场转型过程的实践层面，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制度和组织的静态结构性特征上。实践社会学所强调的是，要从实践过程中捕捉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的实践逻辑，以更深入地理解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所发生的实质性变化。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在最近几年关于中国农民口述历史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以及失业者社会保障制度运作过程的研究中，我们都曾努力将注意的焦点放在实践过程上。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这意味着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文明。文明存在于什么地方？其实就是存在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事实上，我们可以把文明看作是一套价值和运作社会生活的方式。文明的基础实际上是某些价值和逻辑的假设，制度或制度框架不过是其外在的形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笔者和郭于华博士，还有北大的一些研究生就开始以口述史研究的方式，来理解20世纪下半期在中国农村进行的大规模国家与社会重建过程。其中的入手点之一，就是“诉苦”和“忆苦思甜”的实践。中国革命中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就是重构几亿农民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对“诉苦”和“忆苦思甜”实践所进行的口述史研究告诉我们，诉苦（包括后来的忆苦思甜）是中国革命中重塑普通民众国家观念的一种重要机制。这种机制的作用在于，运用诉苦运动中形成和创造出来的种种“技术”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这种苦难在其自然形态上是难于系统讲述的——提取出来，并通过阶级这个中介性的分类范畴与更宏大的“国家”、“社会”的话语建立起联系。因此，恰恰是在诉苦实践中，重构了农民与周围世界包括与国家的关系。

在将实践社会学应用于社会转型研究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作为实践状态现象的转型过程的四个环节，即过程、逻辑、机制和技术。

社会转型的过程。过程实际上是进入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入手点，是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一种途径。而在对过程的强调中，我们更加重视的是事件性的过程。因为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逻辑，往往是在事件性的过程中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来。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使得我们有理由更加重视它的实践过程。在现实中，人们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述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如官方话语中的“不争论”，民间话语中的“只干不说”、“打左灯向右转”等。也就是说，由于结构性条件的限制，中国的社会转型采取了与前苏东迥然相异的过程，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更大的偏离。因此，只有了解实际的转型过程，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的逻辑。逻辑是实践社会学的目标。实践社会学在面对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的时候，要发现的就是实践中的逻辑。然后通过对这种实践逻辑的解读，来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解释。虽然人们倾向于将改革看成是一个人为设计的过程，但实际上，这样的过程一旦开始就会形成一种支配这个过程走下去的力量，即在实践的过程中塑造了进一步推进整个过程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在脱离了最初的阶段之后，过程中产生的逻辑就开始发挥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强。因此，后来的转型过程与结果，实际上已经与最初的设计目标越来越没有关系。

社会转型的机制。从逻辑形成的角度说，机制是逻辑得以形成的方式；就整个转型过程来说，机制则是逻辑发挥作用的方式。社会转型的机制涉及从制度、结构到行为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社会力量的组合及其变动。正如下面的分析中将会表明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体制变革与结构变迁的关系是非常不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此前后改革的机制是明显不同的。对于这种机制的重视是实践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普通人在社会转型中所使用的技术和策略。技术是指实践状态中那些行动者在行动中所使用的技术和策略。对这些技术和策略的强调，主要是为了凸现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因素。实践是实践的参与者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过程。这种能动的作用，是塑造实践逻辑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前所述，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践与理论有着明显的偏离，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更为突出，这样就为普通人在行动中运用技术和策略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可以说，中国改革和转型的实际过程，就是人们在实践中博弈的结果。发现这个博弈的过程，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使用的技术和策略，对于更深入地理解转型过程是非常必要的。

四 从体制变革到结构变迁

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的经验学科的社会学，需要从一个可以着手的具体角度来切入对社会转型的研究。

当倪志伟最初提出“市场转型理论”的时候，其研究的主旨是想解释市场取向改革的社会后果是什么，更具体说，是市场取向改革对社会不平等问题或社会分层有什么样的影响。因此，当时的市场转型研究大体是局限在社会学中传统的分层领域。但关于不平等的研究，自然会延伸到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在转型中的地位与作用上，于是就有了撒列尼等人对于精英转换的研究，以及布洛维将工人阶级带回到转型研究中来的呼唤。

当研究的视野伴随涉及的问题的增加而扩大的时候，转型研究就开始进入更为广泛的领域。其中最近的一个研究方案就是金和撒列尼提出的转型比较研究。在这个比较研究方案中，他们将转型分为三种类型，即自下而上变革的东亚，特别是中国和越南；自上而下的东欧，特别是俄罗斯；以及由外到里的中欧。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外国投资者特别是跨国公司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这样的比较框架还更多是形式主义的，其解释的力度也相当有限。一种有力度的社会转型比较研究框架，至少要能够回答下列根本性问题：第一，资本积累特有的模式。在不同的转型国家当中，资本建立的特有的模式、劳资关系、城乡关系以及处理国有资产的方式，都和这个问题相联系。第二，要能够解释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包括它的主要的成就，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这种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如何成为可能。第三，政治变迁的路线和脉络。在这一点上，不同的转型国家有着更实质性的差异。第四，所形成的基本的社会结构。第五，社会转型中所遭遇的主要问题。很明显，金和撒列尼的比较研究方案是很难对这些问题做出有力度的解释的。因此，转型比较研究需要有更具解释力的框架。

问题很明显，要使转型比较研究能够有回答上述问题的能力，就必须对比较研究中的问题设定和比较框架进行重构。笔者认为，转型比较研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转型前原体制因素与所要达到的转型目标的新体制因素在转型过程中的关系及其组合模式。进一步说，如果以行政权力代表原体制（尽管行政权力并非一定意味着旧体制），以市场代表新体制，就是行政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及其组合模式。从理论上来说，依据路径依赖理论，原体制的因素以及在变迁中的状态，对整个变革过程有着重要影响。从实践来看，无论是在哪个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原有体制与新体制、行政权力与市场都是最具有实质性，同时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其实，权力与市场涉及的是一个经典性的理论问题。许多经典的理论是以这样的一种基本假设为前提的：权力与市场是一种水火不容、此消彼长、有你无我的关系。市场转型理论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前提的。这样，市场转型往往就被看作是一个行政权力不断弱化而市场因素不断取而代之的过程。而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恰恰表明，事情不是如权力——市场两分法框架表明的那样简单。在中国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中，权力与市场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结合方式。在过去近30年时间里，中国无论是所取得的经济增长的成就还是所遭遇的问题，都往往是与此有关的。

十几年前，我们曾提出一个分析思路，即体制变革与社会结构变迁关系的思路。一般来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两个相关的过程：一个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即社会结构的变迁。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由于在改革中释放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各种新的社会力量正在成长起来，比如在新的产权框架中形成的“民营企业家”和私营企业主，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出现的职业经理人员，由新的管理业务和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技术专家阶层和白领群体，以及由于资源来源多元化而独立性不断增强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等。这些新的社会力量都是体制变革的产物，因为其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和空间都是由体制变革提供的。

而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在体制的变革仍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开始逐步定型下来（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个定型的过程还没有完成，而且从理论上说，永远也不可能彻底完成），或至少已开始形成依稀可辨的雏形。其标志主要有四点。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1996年在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20世纪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了房地产领域的，而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从上述几个方面判断，可以确认社会结构的定型已经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呈现。

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一种影响、左右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开始形成。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具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最近几年对改革的反思和有关争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