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昨日致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文学评论家白烨，他说，浩然是文革时代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个紧跟政治的文学时代结束。

浩然是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文学的代表，《艳阳天》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农村生活，对人们了解那段岁月有所帮助。从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出，浩然对农村生活有较深入的了解，生活气息很浓郁。而后期的作品，如《金光大道》，就过于跟风，政治模式化的痕迹很强。

白烨说，他先是看了浩然的作品，后来才认识人。浩然人很不错，为人淳朴，他长期住在河北三河乡下，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不像许多从农村出来的作家，过了几年好日子，就再也不能过艰苦的生活了，所以说，浩然是个很独特、本真、典型的农民作家，他始终保持着对农村的了解。如今这个人去了，对文坛也是个损失。为什么这么说呢？浩然虽然是个很有争议的作家，但他在文革时期却是中国文坛上层的一个难得的见证人，他亲身经历的许多事情，可以为今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提供史料，可是他的回忆录并不完整，仅有三卷出版。记得前些年浩然和人一起合作出过一本书，书中浩然说他作为一个农民，没有上过学，却经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当时文章出来后，就有许多人出来反驳他。其实，浩然的文学作品，就是政治性太强，但他为人不错，是个忠厚人。在文革期间，浩然是北京作协的革委会主任，他还尽其所能保护过一些人，比如林斤谰、老舍等人。他在河北农村，还扶持过很多农村作家，对年轻人多有提携。总的说来，浩然是个悲剧人物，也有才气，只是遇上文革，把路走偏了。如果没有文革发生，他应该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作家。本报记者陈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