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浩然的大的争议有两次，而且争论的实质已经从对他个人的评价扩展为对5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进行梳理与评价。

第一次是因在1994年完整的四部《金光大道》得以出版而引起。艾青在1994年10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一文说：作品虽然没正面写文革时代的现实，但却是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五十年代的“路线斗争”。

杨扬于1994年11月13日发表的《痴迷与失误》一文中说：《金光大道》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成就，那种概念化的描写，那种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都是文革特有的东西，也构成了本书的“精粹”部分。《金光大道》与其说是在表现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农民的正确、伟大，还不如说是在为文革历史唱赞歌。

但也有反对以上批评的。张德祥在1995年第4期《文艺争鸣》发表文章说：这些批评共同的特征是以“政治标准唯一”为价值标准，即，你《金光大道》产生于文革时期，你“应和”了极左政治，政治倾向性决定了你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如今已是90年代，这种陈旧的观念毕竟不能再决定作品的命运了，《金光大道》的重印和发行说明了历史的进步。

第二次争论是在1998年。一篇《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长篇访谈在《环球时报》上发表后，一场争议随即而来。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在《共和国文学50年回顾与检省》中称，那场争论主要集中在两大问题上：首先是怎样看待《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问题，其次是有关浩然在“文革”中的“奉命创作”及与江青的关系。

文中浩然自称：“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

对于是否利用与江青的关系去整别人，浩然称：“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没有利用我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搞任何歪门邪道，没有顺应一些样板的路子，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方向。”

这些说法很快招来一片谩骂。文章发表后，来自上海和北京文艺界的攻击声音非常多，攻击者说，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

对这些夹杂着攻击的声音，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的管桦在《名家》1999年第6期上发文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共产风等是脱离了生产实际水平，而浩然的作品根本没有这些，他写的是互助合作。互助合作的功劳是不容抹杀的。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委和中央对浩然进行了调查核实，是已经作了结论的。浩然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是北京作家民主选举出的，是北京市委认可的。

管桦从政治上肯定了浩然，张德祥则在艺术上对他的作品作了适当的肯定，张在《名家》1999年第6期《我所理解的浩然》一文中说：只要不怀着偏见，应当承认，他的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宗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