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根在农村，我要为农民而写作”
“我的根在农村，我要为农民而写作。”这是浩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写农民，给农民写”——浩然将此作为自己的创作宗旨，坚持了一生。这位农民出身、长年生活在农民中间的当代作家，对于中国农民和广大农村有着质朴而又深沉的感情。谈及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时，浩然曾说：“好的小说应该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不仅带着须子和萝卜缨子，还带着一嘟噜湿乎乎的泥土呢。”他的作品，也始终充满着浓郁、朴实的泥土气息，被学者称为“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形象画卷”。
1956年，浩然以歌颂新人新事、充满浓郁泥土气息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步入文坛，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其后几年中，又相继出版了《苹果要熟了》等三部短篇小说集。1964年年底，浩然调北京市文联工作，成为专业作家。到1966年“文革”前夕，他共出版了10部短篇小说集、4部儿童文学集、1部散文集，并推出了他的代表作、120余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
《艳阳天》一问世即引起强烈反响，让浩然家喻户晓。后来，同名电影的上映更使这部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99年，面向全球华人世界的香港《亚洲周刊》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1949年至1976年的中国大陆小说，只有浩然的《艳阳天》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榜上有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还出版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
经过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度沉寂，浩然重返文坛，又相继创作发表了中篇小说《弯弯的月亮河》、《赵百万的人生片断》和长篇小说《乡俗三部曲》《晚霞在燃烧》等一大批颇受称道的作品。八十年代中期，他以一部反映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长篇小说《苍生》再一次令文坛瞩目，被海内外媒体誉为“又一次崛起”。他说：“写农民、给农民写是我自觉自愿挑起的担子，我要把这副担子挑到走不动、爬不动、再也拿不起笔时为止。”他把对农民的深沉感情，都写进了作品里。
晚年，浩然舍弃京城的安逸与舒适，扎根基层，定居京东三河县(现为河北省三河市)，致力于培养农村文学青年和乡土文学作者，他把这一工程叫“文艺绿化工程”。他筹建三河县文联并出任主席，创办并主编了旨在“让苍生写，给苍生看，抒苍生情，立苍生传”的文学季刊《苍生文学》。
在他的努力下，短短六七年间，三河县便形成了一个有声有色的作者群，还出版了三河本地作者的文学丛书《三河泥土文学丛书》。据《光明日报》
众人眼里的本色浩然
浩然静悄悄地走了，给亲人、朋友留下无限思念。
儿子女儿：一位好父亲
在外人看来，浩然是一位著名作家，但在子女们眼里，他更是一个好父亲。今年56岁的梁红野是家里的大儿子，他回忆说:“父亲对儿女们特别关心。我很小的时候就看父亲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艳阳天》，反反复复看过好多遍。父亲希望我们也走创作的道路，但后来就没有要求。他不希望我们大富大贵，只要兄弟姐妹和和睦睦就好。”梁红野的兄弟姐妹共四人，从事的职业有公安、地方志编辑等，基本上跟创作没有关系。
梁春水说，兄弟姐妹的感情非常好。父亲教导做人的道理，要有责任心、爱心，这是对兄弟姐妹几个影响最大的方面。
作家刘恒：敬重他的人品
北京作协主席刘恒听到浩然去世的消息后，托人送去写有“浩然前辈千古”的花篮。刘恒说:“我很喜欢他朴素生动的笔法，也很钦佩他对乡土生活和乡亲们的热爱。”刘恒和浩然是同行，是同事，也是邻居。“他为人朴实耿直，生活节俭低调。我一向敬重他的人品，也愿意尊其所长。他的离去是文学界的损失。”
陈忠实：一个不一样的作家
“我对浩然的逝世深表悲伤。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作家，有很多的不一样经历。”远在西安的著名作家陈忠实，在接受专访时，用浓重的陕西口音这样说。
陈忠实认为，浩然的“不一样”，突出体现在文学创作和个人境遇两个方面：“浩然的很多重要作品，反映的是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各种人物的情感世界。他所热情描写的那个年代虽然已经过去，但作品中所洋溢的浓厚生活气息、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特别的艺术真实性，使这些作品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存活于世；其次，作为文革这个特殊时期活跃于文坛的作家，浩然与人为善，甚至帮助一些作家度过困难，体现了人格力量。”
农民王克臣：我们受益于他
一听到浩然去世的消息，顺义区仁和镇望泉寺村农民作家王克臣的眼泪哗哗地就下来了。“写农民，给农民写”、“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踏实代言人”是浩然一生的誓言和奋斗目标。他的巅峰之作《艳阳天》是写顺义农村生活的作品，也是在顺义完成写作的。正因为如此，顺义农民作家和浩然的感情极深。“每年互相串好几次，聊的都是写农村、写农民的事儿，顺义业余作者的队伍就是在他鼓励下建立起来的。”
王克臣1972年第一次听浩然为文学爱好者讲课，那次，是王克臣进城听，此后数次讲座便都是浩然跑到乡下来讲。多年来，王克臣在创作中始终遵循浩然教给他的几个“窍门”。顺义十几名业余作者成为了北京作协会员，王克臣说他们都受益于浩然。
《北京日报》、新华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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