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灵感的由来

两年前的夏天，我正在苦苦构思这本小说，信步走到大世界门口，吃到了香喷喷现煎的臭豆腐。正满心高兴着，抬头一看，大世界关了铁栅，落了大锁。旁边的人看到我一脸惊奇，就说：“破产了，永远关门了。”

痛惜之余，我在这本书里重造了一个大世界，这样的“游乐场”，是杂语的狂欢之地，复调的竞争之所，现代性的实验地，中国文化的符号弹射器。我的主人公，进了大世界更加鲜活蹦跳起来，他们哭，他们爱。

我相信那些望文生义懒得仔细读书的批评家大教授，那些喜欢无中生有恨不得把烟煽成烈火的编辑，一看我这书名，就笑岔了气。简单的中学生知识：这小说肯定是小模仿《卢布林的魔术师》，肯定是大模仿《大师与马格丽特》？

现成的机会：街头恶少起哄，不偷打一拳白不打。

前年全国报纸轰传我的中篇《绿袖子》“涉嫌抄袭”杜拉斯《广岛之恋》。追问到底，竟没一人如此说过。可只要一个网站开个头，说某人说过一次，其它媒体全会跟上。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要问起先的影子在哪里？哪个犬都朝你翻白眼。

思前想后，我索性就给嗜好这一套幼儿园式批评的人翻开底牌：这部小说灵感的源头在何处。

我最早想到的书，是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发条橙》（Clockwork Orange）。这本书有中译本，完全丢失了原书语言的怪味。原书是未来社会中一个小流氓自述的犯罪史，用一种英语、俄语和意第绪于的混合语，原文读起来怪异百出，英文读者大致能看懂，却非常惊骇：在堕落的未来，英语也被蹂躏成如此样子！这本怪语小说，却是单语小说：主人公兼叙述者的语言一路贯穿。

《上海魔术师》没有走这条路。因为我想写一本杂语小说。

我的小说，如果有模式，那就是乔伊斯（James Joyce）的《芬尼根守灵》 （Finnegan’s Wake），一本无法翻译的书，当然至今没有中文本。语言能变形到如此程度，就舞蹈起来。叶芝问：“如何分清舞蹈与舞者？”一旦语言表演柔术，肉身扭曲起来，魅力就成为语言本身。

论者说《芬尼根守灵》依仗了西方语言多元的根，那么现代汉语呢？现代汉语也是多源多根的。至今中国作家做的是单根追源――京味小说、秦腔小说、湘语小说、鸳蝴式小说。我在想，把现代汉语的多元多源，不朝均匀靠拢，而是向各种源头方向拉，像宇宙大爆炸一样飞散，情形会如何？会开拓出几个星系？

所以，这本书，是一本复调的“《发条橙》”。

二、兰语小说

于是有了这本语言实验小说――让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各说各的语言，各想各的语言，各用各的语言叙述故事。

而这几个人物，语言风格完全不同。

犹太人所罗门“王”，说的想的叙述的，是《旧约圣经》的语言。这种风格，容易标记，但用于中国的日常生活，就有些怪异――不过现代汉语的形成，正式来自吸收怪异的外国说法。各种外语的翻译，对现代汉语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文化史家一直没有给与足够重视；

所罗门的对手“张天师”，说的想的叙述的，是中国传统江湖语言。《水浒》《金瓶》里的俚俗语，已经不用了，晚清民初，江湖语言却有新的发展。我小时候熟悉的流浪汉语言，川江水手中会讲故事的能人，他们说的话之生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所罗门收养的中国孤儿，“加里王子”，是个语言海绵，把旧上海流行的任何语言――洋泾滨英语、市井语，“戏剧腔”，以及养父的半外语，全部吸收混杂起来。我努力“创造”加里的语言，后来发现，这其实就是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就是一种多元复合的语言，加里的说话方式，只是把元素重新分解开来；

张天师刁钻古怪的女徒弟兰胡儿，从小天天练柔术，把身子折过来迭过去，她说的想的成为变形的肉体之代言，一种只有这个人物才说得出来的“兰语”。这个“兰语”让我伤透脑筋：我必须在脑子不断让汉语演柔术。兰胡儿是整本小说最主要人物，《上海魔术师》基本上是在兰胡儿的观察和思想中流动，因此，这本小说，不可避免是一本“兰语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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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王子和兰胡儿是这本小说真正主人公，这对少年少女在四年之间，痛苦地长成男女青年。由此，必然有童稚语与成人语的对立，也有叙述语言本身的长大过程。

我怎么分得清柔者与柔术？

兰语就是我的语言。

兰胡儿就是我。

三、杂语之美

这是一本众声喧哗的小说，是各种语调、词汇、风格争夺发言权的场地，自然不是《海上花》那样的“沪语”小说，虽然上海话免不了冲进大世界来打擂台。

中国的现代化，正像现代汉语，就是各种声音各种文化冲突竞争、对抗、杂揉的结果，哪怕胜者，最后也发现自己吸收了对手的语汇。

我说过了，我的实验，正是想把现代汉语拉碎了来看。这个语言实验，也是中国现代性的分解。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型，正穿行在这种“杂语”中。

说这话，不是炫耀，并非自夸我做到了现代中国作家没做到的事，而是说，我试图做一件中国现代作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做的事：杂语化小说。

再说一次，我不是说其他作家作品中没有复调杂语，我是说可能（可能！）我是现代中国第一个有即自觉意图，试写杂语小说的人。

把小说放在“大世界”，也是为了这个杂语目的。大世界，就是不让一种演出方式独霸，各种戏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吸引看客。你说我唱，各擅胜场，保持杂乱，拒绝合一。

究竟是杂而合一更美，还是分一而杂更美？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化中合一的因素太多，现代汉语似乎已经有标准（这不完全是好事），不合标准谓之恶搞，谓之出怪。其实，这个合一的表面，掩盖了多源渐渐合一的流程，掩盖了曾经有过多元并存。我把这流程放到一本书中，目的是想让自己，让大家看到汉语曾有的杂出之利，将来或许会有的多变之美。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世界，我们也会再有一个汉语大世界。

四、读者与译者

在文化市场化的今日，我这么做，是否逆潮流而行，是否有意让读者讨嫌？毕竟让大世界关门的，是无情的市场。

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文化人似乎把读者看得过于片面了，要不就是无知群氓，要不就是手握钞票的诸神。

其实错了，读者本身，就是杂语之根，他们肯定能明白，他们自己就是中国杂技与西洋魔术的儿女。读者可以通过不同文体，分头进入兰胡儿与加里的世界，最后携起手来。

此文不谈小说的内容主题等等。其实，正因为这是本文体实验小说，故事就不得不更精彩一些。精彩的故事，如艾略特所说，是“骗看门狗的肉”。我想在故事后贩运的“私货”，已经公开于上，敬请垂注。

当然，这就要请批评家大教授编辑们多化几分钟读书，才作断语。反正，读者们是一如既往，会读了书才笑几声，骂几声，或者夸几声。对此，我从来深信不疑。

有些批评家一口咬定，我的小说都是为翻译而写。对这些想当然的懒人，我已经放弃了说服他们的努力。

这本书会不会有人翻译？我无法预料一本书的命运。不过，我能说：翻译者，我同情你！如果你只能译得像中译本《发条橙》，不译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