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 2007年3月11日、3月13日下午

    地 点:北京建银大厦307房间

嘉 宾: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　李　丹

采访者:申宏磊 周 瑾 文/本刊记者 周 瑾

“一打开短波收音机,茫茫星空里各国都在讲话,莫斯科广播电台、NHK、BBC、美国之音……都挤在那里说话,调频针动一点就是一个台,那是个偌大的、没有硝烟的战场。”当记者在一本名为《传媒精神——高层权威解读传媒》的书上看到这句话时,便产生了采访说这话的人的想法,他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李丹。

作为一名1967年从外语院校毕业就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从事播音、翻译、编辑、记者工作,此后一路升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老外宣”,李丹的每一步都踏在对外传播领域里。这也让我们对专访李丹多了一些期望。今年“两会”期间,前后两次,共计三个多小时的专访,让谈话的双方都有“痛快淋漓”之感。现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创办于1941年12月3日,是中国向全世界广播的国家广播电台。其宗旨是“向世界介绍中国,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报道世界,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目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共使用43种语言(38种外语和汉语普通话及汉语4种方言)向全世界广播。截至2006年10月,每天播出节目时数已达1112.5小时(其中,本土发射播出511小时,海外发射播出222.5小时,境外卫星、有线播出157.5小时,在线播出221.5小时)。2006年,共收到来自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的听众来信、电子邮件等240多万封。遍布世界各地的听众组织已达3600多个。就使用语种、播出时数和听众来信数量而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国际广播电台之一。

研究对外传播问题不能离开所处的大环境

《对外大传播》:前几年我们一直很有忧虑,电视、电影、书刊这些媒体介入之后,广播是不是逐渐被人淡忘了,但是两年前偶尔一次打开收音机调频时,觉得太惊讶了,广播简直是流动的,做饭时可以听,外出散步时可以听,完全不受限制。而且,本刊在做世界语专题报道时,受邀参观了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部,真切地感觉到广播不仅没有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而且依然在为对外传播作出努力。

在今年“两会”政协新闻出版组的小组讨论会上,代表纷纷提到“三贴近”,海外兴建的孔子学院,我们也留心了你的发言,因为我们特别重视从实战经验中一路走来的新闻战线或者传播界人士的言论。

传播学成为显学也就是最近四五年的事情。每一个在对外传播领域工作过的人,也会有些茫然,也想知道哪些工作是有意义的。你一路走,一路沉淀,一路思考,在对外传播领域必定有很多心得,我们想和你一起探讨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如何积极倾听世界的声音,如何沟通全人类共同的情感?

李丹:我搞了一辈子对外传播,做过英语节目的播音员、记者、编辑,后来搞管理工作也是在对外传播机构,对现在流行的跨文化传播,也一直在关注、追踪。我体会到,我们的对外传播始终处在不断实践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仍然需要不断探寻规律。

对外传播信息是传播中一个特殊的领域,有其特殊的规律,需要从一般性到特殊性逐一认识。我们现在已进入信息时代,信息传播业空前发达,人类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的需求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强烈。搞从事传播学研究的,包括搞对外传播的也空前活跃,这些年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作为一名搞了多年对外传播的工作者,看到这个领域活跃的局面感到十分高兴。

1997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分管外宣工作。当时有关部门准备拍摄一部揭露达赖喇嘛的片子,片名已经研究了,叫《达赖真面目》,研究策划的过程中我提出更改片名为《达赖喇嘛》,理由是,原来那个片名直接宣传的味道太浓,那些意识形态和我们不同的或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人一看到这样的片名,可能连看都不看,好比一开窗户就关闭了,我们还怎么说想说的东西呢。经过研究,不但采纳了我的建议,全片也采用大量客观史料,客观地摆事实、讲道理,制成播出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办了一档英语栏目叫《第三世界在前进》,介绍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进步情况,现在看来这个栏目也是主观色彩多一些,即使这样,西方听众还是愿意听,反馈很多,因为西方媒体很少介绍,尤其是不正面介绍第三世界国家,他们一说起第三世界,就是战乱、饥荒,等等。如果真的只有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怎么还能生存,还能发展呢?由此可见,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信息传播的条件要求就下降,对外传播的机会就增多。后来,这档节目改名为《第三世界》,相对于原先的栏目名称,这个名字已经很客观了,这也体现了我们对问题认识的提升。

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迫切需要外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支持,那时的对外传播大量是直接的硬宣传。但事实证明是非常有效的,究其原因,恐怕信息不对称这只无形之手在发挥着作用。当然,我们事业的正义性是本质因素,起着根本的作用。

由此想到对外广播队伍早期的发展壮大,顺便说一下,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更加重视对外宣传工作,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了解、同情、支持,提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1959年修建了广播电视大楼,是十大建筑之一(也就是现在广电总局大楼),当时参加对外广播工作的很多同志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归国华侨,这些年轻的归国华侨是当时国际广播电台的业务主力,尤其是东南亚等国家小语种的广播都是靠他们办起来的。当然,还有一些同情支持我们事业的国际友人,也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以能参加蒸蒸日上的新中国建设和中国对外传播事业为荣。比较典型的是林达光先生,他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华侨,归国前夕在美国十三所大学演讲比赛中拿了第一名,马上就要通过博士答辩,拿到博士学位了,当他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变卖了家产,买了很多广播设备带到国内,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国。回来后住“大车店”,和大家一起常年值夜班,无怨无悔。正是许许多多像林达光先生这样的人的加入,使得我国对外广播快速地发展壮大起来。然而,“文化大革命”又造成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出走,极大地削弱了这支宝贵的对外广播队伍。有人说,这期间流失到国外的人才完全可以另办一个实力雄厚的国际广播电台。回顾这段历史应该是发人深省的,总结这段经验教训对我们队伍的快速发展应该是有益的。

再有一点体会就是,我们研究对外传播问题不能离开所处的大环境。我国的对外宣传曾长期处在冷战的大背景下,面对的是冷酷森严的壁垒。冷战结束后,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在传播领域表现得比较明显的,可概括为意识形态造成的障碍与偏见,表现比较集中的是各种各样的威胁论。大家谈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对手,往往谈得很轻松,而谈意识形态的因素往往躲躲闪闪。做有效的对外传播,其实就是做冲破环境的努力。你只有把握好所处的环境,才能认识所要传播的对象,也才能避免对牛弹琴。

媒体顶得上千军万马

《对外大传播》:你认为应如何冲破意识形态偏见达到跨文化传播呢?

李丹:不能光是从机械“把关”的角度来看问题处理问题,重要的是要认识传播规律,按规律办。以前,我们的对外宣传总是不能及时报道那些被认为于我不利的消息,国外老是笑话我们,比如掉下来一架飞机,不让报道,国外报出去都好几天了,你才让报,国外受众一听,以为又掉下一架飞机了。(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我们就是这样一点点走过来的。从“后发制人”到“先发制人”,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我们应当不断加深对对外传播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要及时、准确、用受众习惯的方式传播。遗憾的是,我们在理解把握上总是受到一定的认识上的局限,存在一定的差距,还需要不断地研究、实践、改进。广播、电视都是舶来品,发达国家已经将这一套东西高度专业化,并不断完善。但我们的从业人员懂外语的比较少,看得懂、消化得了的能力不强,这样怎么能结合国情进行有益的借鉴呢?结果,不少节目从形态开始便抄袭港台的,而港台的东西基本上又是欧美与当地文化结合的产物,不完全适合内地的情况。

《对外大传播》:你谈到的这个问题是人才队伍的培养,现在对外宣传中外宣人才素质已经制约了这项事业的发展。

李丹:在中央电视台时,我曾推动记者报道要出镜,新闻的真谛要真实,最能证明新闻真实性的莫过于记者在现场,所以记者要出镜,而且最后要出镜总结一下。欧美国家的新闻报道最后总有记者出镜,用专业的方式帮观众梳理要领,又很巧妙地把自己的观点加入进去。

我说,你们人也出国了,钱也花了,为什么不出镜呢?这里没有突出谁的问题。

当时,我还改造了一个原有栏目《中国报道》,从一个写真专题类的栏目,改造成为一个日播的新闻访谈栏目,由记者五分钟现场拍摄报道当天焦点新闻事件,再加上二十五分钟对新闻事件当事人和专家学者访谈。这样的新闻报道方式和节目形态在欧美已经受欢迎多年了。为什么不拿来为我所用呢。

《对外大传播》:我们刊物有一个品牌栏目叫《前沿访谈》,是跟各省市外宣办主任一起谈对外传播的技巧和方法。有些地方干部认为“出了事”很倒霉,而有位外宣干部不这么看,他认为关键是后继的宣传报道工作如何做,坏事处理得当也能变成好事。不知你如何看?

李丹: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认识问题,或者说如何对待坏消息的问题。事物皆有两个方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这是规律,天下都认这个理,我们在国外的受众也认这个理,光听好消息,没有坏消息,受众反而产生怀疑。尽管坏消息令人沮丧,但受众是能够接受且能正确对待的,幸灾乐祸者是普遍受到鄙视的。这也是受众心理情感的规律。我们搞传播的应该努力认清规律,把握规律,按规律办事,掌握主动权。

都希望好消息传得越快越好,坏消息越少越好。国外也是一样。像白宫要传播一条好消息,会想尽办法利用媒体。他们会在美国主要媒体截稿、播出前,打出较充足的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把消息传递出去。表面上是为新闻界服务,实际上是为了利用媒体传递好消息。

他们甚至会为记者准备好稿件,写得非常专业,如果是懒一点的记者,前后一画一圈,稿件就发出去了。

同时,他们也要求所有的官员配合新闻记者,积极主动地接受采访。美国学新闻的学生大都受过教授这样的指点,那就是:无论是谁,包括总统、各级的官员,他们欠你一个采访,所以你要大胆地去约。因为他是公众人物,他天生就欠你的。

政府官员也会想方设法利用记者,惯常的做法就是“放试探性气球”——故意向个别记者透露政府想传播出去的信息。最后他不会说,我的这次谈话不许报道。他只要求你,不要说是我透露给你的,也不要说是什么部门透露的,记者报道时采取一套标准的用语,即“有关人士透露”便可。如果报道出去后,一看没什么问题,政府官员一看,“嗯,挺好”,就正式发表。如果社会上有强烈的反应,就不发布甚至公开否认。有时,通过“试探性气球”,政府也了解各层面公众对即将出台的政策反应。然后,有针对性地来调整它。等调整后的政策正式公布时,已经满足了方方面面利益的需求,因而为公众所接受。

《对外大传播》:发布好消息时,他们是这样做的,那遇到负面消息呢?

李丹: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不会像刚才所说的那样,给你提供很好的条件了。本来应该早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就非拖到主要新闻节目赶不上时才召开新闻发布会,让你赶不上在收视率最好的时段播出,这就缩小了事件的影响。政府新闻官有些是新闻记者出身,他们清楚新闻播发的操作程序。能隐瞒的也隐瞒,否则就没有那些所谓的揭密性新闻事件了,像水门事件,先是掩盖、隐瞒,等事情被揭露出来后,也是像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向外透露。

说到坏消息,我想到以前出现灾难性事故时,我们也是能不报就不报。这样的效果可想而知。自然灾害造成损失当然是不好的消息,但自然灾害是人力所不能控制的,哪个国家都不能避免。像地震、水灾、火灾、交通事故,报道出来不会带来形象的损害。这是第一。

第二,通过对灾难事件的报道,通过对灾难事件的认真处理,反而能够帮助自身树立起负责任的形象。

像1998年的水灾,当时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一面及时派出大批记者奔赴长江、辽河、松花江抗洪第一线,一面很快研究出报道方案。在以后长达几十天的连续报道中,不但随时报道灾情险情,而且集中深入地报道了解放军在抗洪救险当中发挥的擎天柱作用,灾区人民克服困难、抗洪救灾的事迹,党和政府关心灾区人民和战胜洪灾的决心。

那时,举国上下,凝聚力空前地增强。我们媒体在此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媒体会怎么样。媒体顶得上千军万马。

竞争太厉害了,厚着脸皮也要吸收好的东西

《对外大传播》:请你点评一下最近几年的报道趋向?

李丹:你主动地把消息发布出去,建立一个信息对称的局面。所以现在不管是我们自己的感觉,还是国外的反应,在整个新闻报道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首先就是解决信息源的问题,要有一个发布信息的责任部门、责任人。要不然,他就会随意猜测,不负责任地乱发消息。以前我们也和国外的记者打过交道,我们问,你们怎么这么报道呢?他们就说:你们不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我们媒体总是要发消息、做报道的。如果你们有关部门能及时权威地发布消息,提供必要的信息以及新闻线索,我想我的报道会是正确的。

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便是新闻发布的一大进步。现如今,大型活动、大型会议都建立起新闻中心,这是个非常好的做法。千万不要让人感觉出了事找不到发布消息的人,也找不到负责人。

《对外大传播》:每年的“两会”都吸引众多的境外媒体,据报道,今年采访“两会”的外国记者超过了600名,一些外国媒体甚至将亚洲地区各记者站都调来支援北京分社,为什么他们如此关注中国“两会”呢?“两会”期间,我去广东代表团采访时,看到扛着摄像机的外国记者,只在门口作简单的登记,就可以进入代表驻地。当外国媒体和中国媒体站在一条起跑线上时,彼此的优势能否互补?

李丹:正像你说的,今年“两会”对外国新闻媒体的采访开放了。实际上最近对外国记者在中国报道可以说是全面放开了。这本身也是我们进步的一种表现,也是我们在看待信息传播以及它的影响等方面的认识的一种进步。当实力增强到一定程度,信心就增强了,对别人怎么讲甚至于对说三道四的承受力就强了。说到底,我们自身强了,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我只能说在一定程度上国内的媒体和国外的媒体在信息上、报道上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的关系突出了。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可以促使我们更努力更快地提高自己的能力。

《对外大传播》:原先一听说外国媒体要进入中国市场,总有一些媒体大喊“狼来了,狼来了”。现在“狼”真的来了,又该怎么办呢?

李丹:我们媒体的能力和潜力是很强的。不但不比别人弱,而且还有自己的优势。特别是报道中国,那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我们最了解我们自己,我们有天然的优势。但国外同行完全是职业的甚至是老江湖,经验丰富,视野开阔,身经百战,特别是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影响的大传媒集团。他们有实力,有自信。所以我们也要看到他们的优势。

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大家可以相互零距离地交流了,新闻媒体就是这样的,除了搞好自己的报道还要看别人是怎么报道的。因为大家的产品都是要发表出来的,都是要让观众听众来接受的,所以都非常关注对方是怎么做的,这种相互关注,相互观摩,相互借鉴、吸收、学习也可以说是新闻工作者的天生的本领。因为竞争太厉害了,厚着脸皮我也要吸收你的好的东西。

《对外大传播》:西欧、北美的广播电视节目,包括报纸刊物,看起来似乎眼花缭乱,细一看报道方式,甚至风格都很相似,这也让我们模拟他们的报道有了规律可循,比如说一篇报道用故事开头、结尾,比如说一句话新闻。

李丹:对,这都是高度程式化的。就是谁有了一个新的创新,很快地就给同行借鉴过去了,甚至比你做得还好。比如说你搞的交通广播很好,很快地全国都建立起了交通广播,全国各地都是。你搞焦点访谈,各种类似的东西很快都出来了。我们管这叫“同质化”。

    相互借鉴是比较容易的,但创新是非常难的。创新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借鉴的速度。所以我们就不断批评同质化而鼓励创新。有智慧的人这么多,我相信我们创新的速度会不断加快的。(来源《对外大传播》2007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