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香港第一天，就强烈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快节奏：每个路口总有一队人等着“冲锋”，红绿灯哒哒哒哒的声音，像是“快快快快”的催促声,每过路口心跳会明显加速；在地铁，无论大人小孩，穿的基本都是适合走路的波鞋之类。香港人的腿功很好，据说在香港，走路速度快慢可以作为判断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标准之一。

眼前一个个步履匆匆的香港人，10年来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们的日子过得好不好？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

何世勋今年52岁，按照广东人的习惯，大家都称呼他阿勋。阿勋在香港大埔安慈路8号花园经营一家“蓝山咖啡”馆。上午11：00打电话约采访时，因为前一天晚上客人离开得晚，刚刚起床的阿勋正在去往店里的路上。

阿勋的咖啡馆

按照约定时间在下午3：00到达时，阿勋的店里已过了午餐的高峰，只稀稀落落坐着几个喝咖啡的客人。依旧在前台忙碌着的阿勋迎了出来，眼睛有些浮肿，脸上挂着长期熬夜的倦态。阿勋说餐饮生意很辛苦，营业时间长，哪怕有一个客人，也要耐心等到人家离开，所以往往很晚才能到家，正常的情况下，他每天工作时间是从早上5：30到晚上12点。

咖啡馆面积只有60多平米，是真正的“中西合璧”：咖啡是纯进口的、口味很纯正，店铺却装饰了不少京剧脸谱，晚餐时还提供中餐小炒，店里除了十几种咖啡，烤松饼、炸鸡翼也是食客至爱。

从前的阿勋做建筑行业，是个包工头，生意红火的时候曾在香港、澳门两地做工程。“那时候一天能赚几万块钱，买汽车、吃鲍鱼、还养了一群狗……”阿勋这样描述他当时的“盛况”。

亚洲金融风暴后的1998年，房地产不景气，接不到生意的阿勋就转行开了这家小店，“我转行比较早，所以还算不错”，阿勋告诉记者，刚开始时生意不好做，从2002年开始慢慢好起来的。比其它人幸运的是，2003年“SARS”期间，由于他的店铺是开放式的档口（当然平日阿勋为此付出很多电费），空气流通好，大家都愿意到这里吃饭聊天，生意居然没受什么影响。

像很多普通香港市民一样，内地开放“自由行”让阿勋得到了实惠--阿勋和周围的人把这称作中央政府的“挺港措施”。“自由行”游客直接刺激了香港旅游、消费零售和饮食等行业，阿勋所在的大埔是个老区，他的咖啡店最大的特点以熟客为主的街坊式经营。“自由行”后，来香港的内地人多了，促进了本地人就业，人们能挣到钱，就开始消费了，阿勋的生意自然也好起来。阿勋说，生意不好的时候，店铺每天的营业额只有6、7000港元，最好的时候能到1.5万港元。现在他的店里雇了13个工人，每人月工费平均在6000港元，不过这些工人不只是在他店里做工，因为是轮班制，所以还可以在附近再打一份工。

不过阿勋还是越来越感受到来自周围的压力。他开店时，周围只有5家茶餐厅，现已发展到30多家，铺面的房租由以前每月的1.8万涨到2.3万。“每家分走你10个客人，就都给抢跑了。加上原材料涨价，房租也涨，但为了留住客人，又连一块钱都不敢涨。”阿勋说只能从别的方面想办法，他有自己的“生意经”，比如聘“靓女”吸引更多的年轻客人；本区有很多喜欢骑单车的人，阿勋把他们比赛获得的奖杯和照片摆放在店里的醒目位置，骑车人就把这里作为俱乐部进行聚会；阿勋爱狗，所以还吸引很多“狗友”们来这里聚会、交流……阿勋说只要店里人气旺，哪怕是收入少些，也让人高兴。

阿勋爱琢磨很多事情，他经常和周围的人谈论，觉得这么多人都做茶餐厅的生意是不得已的事情，前些年，香港的制造业转移到内地，很多普通人的创业和就业的面窄了，所以大家一窝蜂地涌到这个行业，这其实是香港政府和市民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不过跟内地的联系越来越多，这是阿勋从前没有想到过的，这两年阿勋已去过几次上海，想在那里投资做餐饮，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拍档而拖了下来；过去阿勋对人民币没有什么概念，现在常常关注起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意，咖啡店里很多种副食品的原材料来自内地，人民币升值会使他的经营成本增大，因此阿勋希望升值速度能慢一些。

说起这些年的变化，阿勋很感慨，金融风暴以前的一段时间，很多香港人“搏”（投机）得厉害，有些人不知道勤力，他自己也是这样，以前很铺张，现在知道揾钱不易，要踏踏实实努力才行。5年前，阿勋花了200多万港元买了现在的房子，有70多平方米，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样的住房足以让很多人羡慕。阿勋很知足，他常常还会想起小时候家里兄妹9人和父母一起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里、大家轮流睡觉的情景。

阿勋说自己目前的生活还算可以，前不久全家人刚去日本旅游回来。阿勋最大的愿望是三个孩子能做好人、平平常常地生活，他希望已工作的大女儿和二女儿的收入能再高些，小女儿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要说担心的事情，那就是退休了，这是阿勋这个年纪的人想得最多的事情。阿勋说中国人的老话讲“长贫难顾”，他不希望靠孩子来养老，因为在阿勋看来，自己给孩子付出时很开心，但让孩子给自己付出就不开心了，过几年后他会找一个小一点儿的生意做，直到做不动为止。

“我请你喝茶”是香港人爱说的一句话，人们的接洽、会面多在茶楼进行。香港人注重隐私，加上居住空间狭小，一般很少邀人造访住处。对徐炽的采访是在他家中进行的，这是因了我刊推广人陈平先生及曾钰成议员办事处张彩嫦女士的帮助，在这个办事处，《今日中国》杂志定期摆放，供居民取阅，包括徐炽在内的一些社区居民都是我刊的读者。

徐炽的退休生活

位于荔枝角的美孚新村落成于1968年，是香港第一所私人屋邨（住宅小区），它在1970年代是中产人士的聚居地，也是香港进入小康社会的一个标志。徐炽就是在那个时候入住美孚新村的。

徐炽的家有80多平方米，客厅的摆设与内地普通城市人家相差不多，惟一不同的是设在入门左手处的神龛。据一位从内地来港多年的朋友介绍，神在香港人的生活里无处不在，很多人家都供奉祖先或者神明，供奉的位置很有讲究，事先请风水先生看好的。香港人颇多迷信，除参神求签外，公司择地布置，殷实人家买楼、布局，皆要“睇风水”。

徐炽今年72岁，已过了7年退休生活，比他小一岁的太太是徐炽的小学同学，1957年结婚后，育有二子三女。徐炽年轻时开出租车，挣得一份产业，最多时手里有7、8个车牌。与当时香港的很多中产阶级一样，为了能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谋得更好的前途，1983年，徐太带几个孩子移民美国。当时因为大女儿已过了求学的年龄，父亲便陪大女儿继续留在香港给子女挣学费，“我们家现在是‘一国两制’，我跟大女儿是香港人，其他都是美国人，”徐炽风趣地说，幸亏大女儿留下来，他家才没像很多移民家庭那样卖掉房子，否则后来再回香港就比较麻烦。

像很多新移民一样，徐太并不习惯美国的生活，但要陪孩子读书，只能呆在那里。其间，徐炽也曾想尝试着到夏威夷开餐厅，但由于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再加上游客的生意不好做，这个计划就没再进行。1992年，孩子都不用陪读了，徐太返回香港。后来几年中，几个孩子拿到学位后，也都陆续返港，各自都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大儿子是区议员，小儿子在一家运输公司任职；二女儿在香港理工大学工作，经常带学生到内地去交流，小女儿在一家制衣公司做采购。徐炽说几个孩子的工作压力都非常大，因为得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不容易，所以孩子们很珍惜，跟他们这个阶层的许多人一样，最担心的事情是失业。记者到徐家时，已是晚上8点半，但约好回家吃饭的孩子尚未到家，只有老夫妇、这个家中惟一的第三代和菲佣。

徐炽一脸慈爱看着满地撒欢的小外孙，并不时回应小家伙的各种要求。3岁的小外孙在一所私立幼儿园的BB班，每月的学费加上在外面学习各种技能的费用，总共需要1万多港元。如果上公立幼儿园全天班的话，每月学费要2000多元。徐炽的5个子女中，只有小女儿生了小孩。在这一点上，徐家并不是个案，香港目前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地区之一，面临着人口老化等诸多问题，特区政府大力推出一系列政策鼓励年轻人生育，但抚养孩子经济压力比较大，很多年轻人宁愿“丁克”。徐炽对此表示忧虑，他目前靠自己的积蓄和孩子的供养有一份不错的退休生活，到了子女一代没有孩子帮衬，靠强积金（强制性公积金）过退休生活不知道会是什么样。

当年在让不让孩子返回香港的问题上徐炽有过很多犹豫，回归后的香港前景不知会怎样，刚刚回归又赶上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又是禽流感、SARS等一次次的巨大冲击，徐炽眼见着周围的一些人因楼价和股市下跌由中产变为负资产，徐炽回忆说，亚洲金融风暴那会儿，香港楼价一落千丈，普遍私人物业在五年多的时间内贬值七成，香港经济一片萧条。2002年12月，香港楼市价格比1997年10月的高峰期下跌63%，多年的积蓄一朝蒸发，手中的资产都变成抛也抛不掉的包袱--“负资产”，大家安居乐业的计划都泡了汤，感受到了经济不景气所带来的切肤之痛。--不过虽然在困境中，很少有人想过要申请破产，因为在很多香港人眼里，那是一件十分没有尊严的事情。

徐炽说，尽管这些事情的发生与回归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香港人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影响。徐炽的担心这几年在慢慢减退。一是多次去内地旅游，对内地的了解增多，看到内地的高速发展，很像当年香港快速发展时期的样子；二是在香港经济经历困难时，内地对香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最重要的一条，在徐炽看来，现在股票、房价都不错，虽然想找到好的工作还不那么容易，人们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人的信心还是涨了许多。

对于过去的十年，徐炽的感觉是，“英国人统治香港100多年，很多东西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但港人自己的特首会努力地治理好香港，港人不会任人唯亲，实在的香港人需要实在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