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以往，我们只在电视上亲近这两个字。今天的北京，却成了这场全球盛事的筹备者。

晨曦中、灯光下，总有一些身影在为这两个字忙碌。他们或许姓王、或许姓张，平凡得无人知道姓名，普通得上下班要挤公交车，他们每天面对混凝土、复印机以及很多琐事，但以“奥运”的名义，他们所做的一切，不再平凡。

这些名字中有的是曾在五星红旗下泪眼捧心的健儿，他们背负压力，暗自备战，把汗水化作对另一次国歌唱响的冀望。

因为奥运，他们的生活周期以年来计算，周末和节假日像是短暂的歇息。明年8月8日，他们翘首等待的日子，正踩着日月双轮一点点临近。

周笔畅是在唱他们么？也许--“梦想在望，世界在看，看人性最美善的光辉随火炬相传，心灵发亮，终生不忘，这一刻这地球拥抱着升华的力量。”

不仅仅是奥运期间，需要有很多志愿者为奥运服务，在奥运筹备期间，也有很多人在为奥运，做出自己的努力。志愿者的微笑是北京最好的名片--

2008的中国名片

文/本刊记者 刘琼

“平凡”累积的奥运

每天看着组委会里忙碌的身影，周佳觉得很幸运：自己不是运动员也可以离奥运这么近。12年前，周佳可没想到自己可以在北京奥运大厦里这么直接地为奥运服务。

周佳是北京工商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12年前，上小学的时候，周佳曾经用微薄的稿费为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捐款；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办奥运成功，高考填报志愿时，周佳无反顾地选择了来北京求学；2006年，在北京进入它又一个暖暖的冬天的时候，周佳踏进了奥运大厦，成为北京奥组委人事部综合处的一名前期志愿者，一直工作到今天。

前期的新鲜和兴奋过去后，和其他志愿者一样，周佳发现自己面对的工作大多数时候是琐碎零散的。复印，发文，打电话，发放材料，整理文档；单页印成双页，双页印成单页，分套，装订，带红头复印……

一开始，周佳还真是有点犯晕。从不熟悉档案管理的无数细小规则，到最后能熟练地编排案卷目录、装订、分盒，周佳觉得这种工作中细致的能力，不是学校里面可以学习到的。

周佳还清晰地记得她接到的第一份完整的任务。那是北京奥组委的2006年党员情况统计。这是一项严肃而细致的工作。但是由于一方面上一年度没有做过相关的统计，没有基础，另一方面组委会的人员构成又相对特殊，要区别不同的人事关系情况，对初来乍到的她略有难度。建立数据、筛选和查询、统计操作的过程中，周佳发现自己的学过的统计软件还不够用，常常研究技术问题到深夜，最后她改用新的软件才解决问题，疲惫不堪却又兴奋不已。

“想起泰戈尔的诗句：最简单的音调，往往需要最艰苦的练习，也许就是这个道理。虽然都是细节，细节决定了成败。从文件标题的写法，到正文上的措辞，甚至落款印章的位置，所有的一切都需要经得起检验。”周佳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

志愿精神是一种奉献精神，但是更多的时候，周佳觉得，作为奥运前期志愿者，她所得到的比她的付出多得多。“看周围那些日渐熟悉而忙碌的面孔，尤其是我身边人事部综合处的老师们，总是保持着热情和耐心，看到大家忙碌的，其实也都是细致的平凡的工作，而恰恰是这许许多多的平凡和普通加起来，才成就伟大，成就崇高，成就世界瞩目的北京奥运。”

在奥组委这样一个卧虎藏龙和人才济济的团队里，周佳目睹了许多工作人员的严谨作风，许多志愿者的多才多艺；感受到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对北京奥运的注视目光，感受到一种学习力和团队力。“我准备把前期志愿者的工作一直做到奥运会开始前”周佳说。

“爱挑刺儿”的奥运大使

美国外教杜大卫教授喜欢“逛街”。

除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工作，杜大卫教授业余时间基本都在北京城里转悠。在北京应该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北京各个街道、公共场所的英文标识了。

“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一个外国人了解中国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去中国的博物馆，但几年前，我发现北京一些博物馆和街头的英文标识让人看不懂，于是便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

2001年底，杜教授曾经写信给北京市外办提出了对公共场所英文标识的改正意见，并表示愿意志愿为北京公共场所的英文标识挑错。2002年，北京市外办成立了市民讲外语办公室，这时，杜教授作为特邀教授直接参与其中。在他的建议下，长期以来北京城的公共厕所上的英文标识的“W.C”被改成了国际通用的“toilet”，特别是在博物馆馆展中经常出现的the first year of Qianlong Reign（乾隆元年）被改成了能让老外明白的A.D. 1735（公元1735年）。

不仅是公共标识，杜大卫教授还不放过餐厅里的菜单，经常会发现一些家常菜被翻译成稀奇古怪的名字，比如把“夫妻肺片”这样美味的中国菜肴翻译成consort is the lung slice，（国王的妻子的肺切成片）。虽然为中国菜肴制订标准英文名称是一件既枯燥又艰巨的事，而老杜却乐此不疲。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杜大卫教授也越来越忙，他义务承担了北京40座大型博物馆和40个二线场馆的英文介绍，还有长达600页、七捆卷宗的高速公路和地铁英文标识的翻译。此外，北京市政府还成立了译北京官方英文网站，这个网站为外国人提供了一个了解北京的窗口，从网站成立之初，杜大卫就作为特约教授，为网站提供义务帮助。2006年，这个花白头发和胡子的教授，被评为“北京十大志愿者”，获得长城友谊奖，还被评为“北京奥运大使”。

像杜大卫教授一样，志愿为北京奥运会服务的外国人还不少，截止到2007年4月26日，报名申请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外籍人士已达3000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做着各种各样的志愿服务。

对于北京奥运，杜教授还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我已经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个“ask me（问我）计划”，即让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们在身上佩戴“ask me”的标牌，去王府井等外国人比较多的地方服务，一方面能提高志愿者的英语水平，另一方面能给外国人提供帮助。”

让盲人“看”奥运

“奥运会就要到了，我希望能够培训更多的讲述员，向全国1300多万的盲人朋友们讲述赛场内外的动人故事，讲述我们的2008。”这是王伟力的2008奥运心愿。

49岁的王伟力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2003年7月。王伟力自己的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转变，成立了这家纯公益性质的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致力于社区残疾人综合能力发展和文化创新。

这个决定两年前的一个夏天，有位盲人朋友来到大伟的家中。电视音响都开着，谈话之余大伟想，何不讲个大片儿给他听听，于是第一次“讲”电影开始了。那是美国大片《终结者》。结束后，那位朋友竟把大伟抱起来，在地板上转了个圈。30多岁的他高兴得像个孩子，激动得叫嚷：“太棒了，有你这样讲，我们盲人就能‘看’电影了！”回忆那一幕，大伟颇受震动：“我怎么也没想到，一部电影能给盲人带来这么巨大的快乐。”

此后，经多方调研，他认为给盲人“讲”电影不仅能让盲人和健全人一样地“欣赏电影”，还能为盲人提供知识和补偿视觉信息。从此，中国的盲人也可以欣赏电影了。大伟把自己的小电影院称为“心目影院”，一位70多岁的老人失明十几年，在听了王伟力在电台讲述的电影后，激动的打来电话说：“你的讲述让恢复了视觉记忆，让我想起多年前和老伴在一起的情景。”

在大伟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的“心目影院”中来，志愿者中有公司白领、律师、在校大学生，也有社会知名人物。大伟的一位多年老友加入志愿者队伍后说：“我们现在不愁吃、不愁穿，还经常抱怨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其实你只要来看看大伟为残疾人所做的这些事，就不会再有任何抱怨了。你只会觉得命运赋予你太多，你为社会做得太少。”

王伟力总在考虑能为盲人能更多得做些什么。奥运会和残奥会来临的时候，王伟力就开始考虑能否让盲人和正常人一样真实地感受奥运。他已经和一些电台取得联系，在奥运期间每天抽出时段，给盲人讲述奥运比赛。他告诉记者，“视觉讲述”在以往的奥运会上没有的，但是如果在中国有我们的参与，就更能体现我们北京奥运的人文关怀，对人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