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底，一个消息从新西兰传来：在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开平碉楼与村落”项目用了11分钟就顺利过关，比预设时间少了4分钟。中国的第35个世界遗产诞生了。 开平？这是什么地方？碉楼？这是什么建筑？一个多数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名字，怎么能轻松通过世界遗产委员会几乎是严苛的考察？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踏上了去广东的旅途。

中西合璧的遗存

还没进开平市，就看到了高速路上高高的广告牌，配着碉楼气势宏伟的照片；市里，一家银行门口鲜艳的横幅上“热烈庆祝碉楼申遗成功”的字样清晰可见。开平，这个离广州110公里的无名小城，总人口只有68万，而开平籍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却有75万之多。

最年轻的世界遗产

开平最早的碉楼有400多年历史。明朝末年，战事频仍，一位关姓老伯带着家眷从中原南迁到开平，看到这里山清水秀，芦苇丛生，就定居下来。关老伯特别喜欢芦花，在芦苇丛边筑了一个叫“芦庵”的书斋，因此人们都叫他“芦庵公”。一些从北方南迁的人家也陆续前来聚居，几个村落就这样形成了。

当时，开平的盗贼猖狂，芦庵公的第４个儿子关子瑞便兴建了一座３层高的碉楼，叫瑞云楼（现已不存）。后来由于人口增多，芦庵公的曾孙又兴建了一座“迓龙楼”（现名“迎龙楼”）。当时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建筑形式非常传统，是开平碉楼最原始的模式。在鼎盛时期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碉楼的数目曾经达到3000多座。

开平碉楼的种类繁多，有石楼、夯土楼、砖楼和混凝土楼，尤以混凝土楼为最多;从使用功能上来说，可以分为众楼、居楼（又称居庐）和更楼。众楼由全村人或若干户人家集资共同兴建，建成后每户分得一间房，躲避土匪或洪水；居楼由富有人家独资建造，结合了防卫和居住功能，空间宽敞，起居方便，装饰精美；与众楼和居楼多建在村后不同，更楼则建在村口或村外，视野开阔，便于及早发现匪情。

它远高于一般民居，居高临下；墙体厚实坚固，不怕凿墙或火攻；窗户小，外设铁板；碉楼上部的四角一般都建有突出悬挑的全封闭或半封闭角堡（俗称“燕子窝”），燕子窝和各层墙上都开有射击孔，便于攻击防御。

其实碉楼这种建筑形式最早并不是出现在开平:在汉代，碉楼就已经广泛分布；目前，碉楼在青海、西藏、云南、四川……都可以见到。但只有在开平的这些默默无闻的小村庄里，你才能看到或奢华或简约的各式西方建筑元素——希腊式、罗马式,拜占庭式、巴洛克式，还有中西结合的庭院式、别墅式，穹顶、山花、柱廊、退台……千楼千面。碉楼的名字也是花样百出，各有千秋：以人命名的瑞石楼、焕然楼,以数命名的一枝楼、两宜楼,以方位的南楼、北楼，以村落命名的锦江楼，以美愿命名的崇礼楼、共和楼……“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首席专家张国雄这样总结。

它们大多不过七八十年的历史，与故宫、长城、殷墟相比，它实在是太过“年轻”。不过，总有一些地方，让开平碉楼成为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

最自在的田园风光

开平城区不大，一带潭江脉脉流过。居民楼不高，大多五六层，颜色却十分悦目。驱车奔向第一站——自力村，没出城就能看到零落的碉楼在一片现代建筑之中鹤立鸡群，仿佛一脸沧桑的老人静静地望着世事变迁。

开平现存的碉楼一共有1833座，分布在15个镇上。这次申报世界遗产的“代表”是4个村落：自力村、马降龙、三门里和锦江里。

自力村是这四个申报点中碉楼最集中的村落，一共有15座碉楼和居庐。最早的龙胜楼建于1919年，最晚的湛庐建于1948年。

我们到达自力村的时候正是黄昏。沿着整洁的小路走进去，还没来得及感受掠过水面的清凉微风，耳边就传来一阵阵声浪。凑近一看，绿树下藏着一个大大的鹅舍，几百只一模一样的灰色大鹅扑腾着翅膀，扭动着身体，兴奋地朝着自己的晚餐奔去，场面真是“蔚为壮观”！ 绿油油的丰茂水草围着温润的水泊，麦子刚刚收割，整整齐齐的麦茬一直延伸到远方；狗儿们没有绳子的束缚也没有主人的看管，自由自在地在田间“谈情说爱”，孩子们在等待晚饭的空隙聚集起来打篮球，抢得正热闹……

就在这样的场景里，我看到了碉楼——深灰色的建筑矗立在村落后面，给舒适的画面加上了威严的背景。

方婶的家是两层的楼房，一进门就是灶台，柴草上通红的火苗舔着大锅，毕剥作响；客厅里密密麻麻贴满了“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奖状，都是两个女儿的“杰作”。我们决定在方婶家吃农家饭，而方婶则笑眯眯地把我们引到二楼，打开天窗。站在房顶上的一刹那，眼前的景色让我为之一震：暮色四合，暗色的云彩泼墨一般铺满了半个天空，清凉的风掠过田野、树木、荷塘扑面而来，夏日下午的湿热一扫而空。对面错落着的就是自力村最壮观最精美的铭石楼、4层高的叶生居庐，还有振安楼和云幻楼。它们就这样镇守着一方百姓的安宁，另类，却如此自然。

马降龙则曾被联合国来考察的专家叹为“世界上最美的村落”，座座碉楼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竹林和果树中，站在碉楼上举目四望，灰色的建筑仿佛漂浮在一片绿色的波浪上。三门里则有现存最古老的碉楼“迎龙楼”坐镇，沿着一条狭窄的小巷走进去，眼前豁然开朗，砖红色的厚实大楼前，儿童的嬉戏声在静静的午后荡漾开来。

锦江里有最高最美的瑞石楼，它高9层，厅、室、便房、厨房齐备，高层还有柱廊、望用的塔楼，还有一层专门供奉祖先的神龛。巴洛克风格的山花和中国园林景窗相结合，西洋式窗楣、柱廊造型，配合的是中国传统的福、禄、喜、寿字画，西洋风和中国传统文化就这样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现在的碉楼已经没有人居住，除了开放的旅游点有一些碉楼被打开让游人参观之外，大多数碉楼都是铁门深锁，楼主一般都旅居国外，甚至早已过世。

最苦难的移民故事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成为5个开放城市之一。高速发展的西方国家迫切需要从口岸招募劳工。

在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四邑”中，开平是最贫穷的。鸦片入侵、红巾军起义、当地人和迁来的客家人争夺土地的“土客之战”……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开平人于是纷纷背井离乡，到美洲做苦工：洗衣、修路、淘金……

刚开始，他们的勤劳和廉价颇受欢迎。但当铁路修好，人口越来越多时，就业和生活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他们不懂英语，不信上帝，喜欢储蓄，生活习惯也不同。于是，严苛的排华法案诞生了。中国人在美国不能拥有房产，不能携带家眷，甚至连挑扁担的习惯也有专门的条例限制。

这也就是他们跟东南亚华侨不同的地方——东南亚曾是中国势力影响的范围，华侨来自“大国”，回家是“衣锦还乡”；但在北美，“这些中国人抬不起头来，甚至不敢在唐人街以外的范围活动，非常窝囊地活着……你知道他们的感受吗？”最初纯粹是因为兴趣而开始研究碉楼、曾赴美国和香港的大学学习的本地专家谭金花说到这里的时候，声音微微颤抖。 正因为感受到清政府的羸弱，他们才更强烈地希望国家强大起来。于是，当康有为提出改革的时候，华侨大量地捐资；孙中山开始革命的时候，他们也一样把仅有的血汗钱拿出来。到了第二代，从留美的第一个学生、广东中山人容闳开始，开平人也开始出去留学。自力村云幻楼楼主的叔叔方伯梁就是留美幼童的120个人之一，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大学，是我国最早的电信专家之一。

“所以他们做了很多努力，要去参加保皇会，参加孙中山的革命，还要去读书，还要回来建设。那个年代是个革命的年代，他们想革掉一些旧的不好的东西，这些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家能一眼看到的就是房子风格的改变。”谭金花说，“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被压得太厉害了，才会爆发：回来要扬眉吐气，要建大的房子、西式的房子；另外，他们经过欧洲、经过香港回家，一路上所见的就是这样的建筑，觉得很时髦，回来就学了。混搭在一起，没有什么风格可言。”

开平当时的开放和包容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1902年，清朝科举废除八股文，改为以中外政治史事命题的策论，第一次策论考试题为《项羽与拿破仑论》。考生们对此一筹莫展，一位考生写道：“项羽力可拔山，何愁拿一个‘破仑’乎？”而同一时代，开平百合镇石门村的一幢古楼上却悬挂着这样一幅对联：“英雄盖世拿破仑，事业惊人华盛顿。”

“开平碉楼最大的价值就是代表了我们中国近一二百年对外交流的历史，以及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创造出的一种人居环境，一种居住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是很独特的，全国没有第二处。”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这样评价。

古老与现代之间

从2000年春节前夕，国务院派来挂职的干部李玫在开平市香港团拜会上提出“再认识”碉楼开始，开平走过了8年的申遗之路。从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都不是的农家建筑到世界瑰宝，开平有太多经验，也有难以弥补的教训。

作为对申遗过程非常了解的官方主要代表，开平市委常委黄继烨（以下简称“黄”）讲述了他的思考和经历。

人民画报:在申遗过程中有什么教训？

黄：之前走了个弯路。本来立园是一个很好的申报点，但当时由于我们没有经验，也没有什么专家指点，就把整个立园的外观刷得漂漂亮亮。后来受到了很多专家的批评，说这是没有文化的人做给有文化的人看的。对我们触动非常大。这个点后来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就取消了，没有纳入申报范围。而且我们根本不敢把这个点带给世界遗产专家看，其实它是最好看的一个点。

环境整治开始的时候想把村子搞得漂亮一点，把草都铲掉，种上台湾草，树也种上漂亮的树，完全不理解世界遗产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专家讲，就是要保留当年的历史风貌，包括树不是这个地方生长的都不要移植过去。要去看花园我不如去城市了，干吗还要到你农村来呢？

人民画报:在保护整理的过程中，是否有一个指导性原则？

黄：原则就是要尽可能恢复到当年的历史风貌，所有的建筑现代的元素都要减少。比如现在看到农舍的外墙都是灰色的了，（申遗）以前不是这样，过去都是瓷砖贴墙。现在我们的要求是建筑不超过三层，第四层必须砍掉；阳台突出来要切掉。

做这个工作难度很大，当时群众非常反感。你搞这个世界遗产起什么作用啊，都把我的房子搞坏了，瓷砖也不能贴，弄成灰不溜秋的。就在碉楼上挂上黑布条，向乡政府示威，挂了多少年。市长领导去做工作就把大粪泼在路上。有些老年农村妇女干脆躺在地上。

有的地方政府一声令下，房子就拆掉了，我们不敢那样搞，害怕会有一系列的麻烦。那些钉子户，到最后没有招儿的时候，四套班子的领导一个人包一户，把跟他有关系的亲戚，当官的做生意的，统统都动员回来，“围攻”他。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有几户没有通的。

人民画报:8年时间在申遗的项目中是长还是短？

黄：8年相对比较长。8年前，它连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都不是。国内的遗产专家，包括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刚开始的时候都觉得没有太多把握，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重点项目往前靠。

后来带着“够不够世界遗产标准”的疑问请了联合国的专家来，改变了我们国内的态度。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协调员、英国人亨利博士是个权威。他来了以后给了高度的评价，完全让人出乎意料。他说简直想象不到在中国的乡村里还有这么多含有西方元素的建筑，令人震撼。后来陆陆续续又来了很多人，美国的、日本的、澳大利亚的，这些专家无一例外地都给了非常高的评价。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8年艰苦也艰苦，但正式申遗开始以后，一路走来几乎没有碰到任何问题。我们的文本通过、现场评估、专家委员会评审和大会通过四道关口，没有任何一个遇到困难。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所以我们做得特别认真。

人民画报:华侨在申遗的过程中提供了帮助吗？

黄：刚刚开始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有华侨参与，包括李玫在香港的开平同乡会上提出可以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在场的就有华侨。吴荣治先生参与讨论的时候非常坚决地支持，而且捐款100万。香港恒生银行的董事长利国伟是香港回归的时候12个获得大紫荆勋章的人之一，他为了申报遗产的事情专门写信给朱基总理。我们去年搞了个捐款晚会，一晚上华侨就捐了1480万。现在征集文物，华侨们都从世界各地主动捐出来寄回来。有个侨领，不但把碉楼交给政府托管，还主动拿出6万块钱。

我们申遗8年来意外的收获就是极大地凝聚了侨心。举一个例子：过去我们的华侨有相当一部分是跟着国民党的，在华侨会馆里面他们不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申遗以后，有的地方的旗子都换过来了。因为过去土改的时候这些人都被划定经济成分，建碉楼的人成分都不太好,过去是打击的对象。他们跟国内联系很少，加上国外的一些舆论，根本不知道国内的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申报遗产以后加强了往来，书信啊、电话啊、走访啊，以前那些东西现在不存在了。

这次我们去新西兰搞碉楼图片展，当地的华侨喜欢得不得了，想要把这些图片都留下来。他们有种自豪感，我们的老祖宗建的碉楼现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这不仅是开平的碉楼，也是广东的碉楼，是中国的碉楼。是华人的光荣。我们现在去国外也好，国外的华侨回来也好，没有不谈到碉楼的。

人民画报:成为世界遗产后必然会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人，如何保护？

黄：申报的过程就是保护和开发的过程。遗产保护委员会认为，一个地方一旦成为世界遗产以后，并不是要封闭起来，而是一定要给利益相关者带来实际的利益。前提是要保护不要破坏。文物要依法保护，大到《世界遗产公约》，国家《文物保护法》，省长令，市长令，小到村规民约。每年的6月是开平碉楼保护月，村干部组织起来培训，学生也从学校开始抓起。

我们建立了广东省第一个县级文物局，代表政府的行政部门今后长期管理这个世界遗产。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想法正在等待批示：专门建立一个世界遗产管理办公室，超越所有部门局办，是副处级单位，在市委市政府之下，各个局之上。因为考虑到我们世界遗产地涉及四个点、四个镇，还涉及到文物局、文化局、旅游局，方方面面的部门，如果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今后可能很难协调。

一定要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来保护和合理开发。在哪些地方建什么东西，哪些地方不能建什么东西，必须按照规划做。规划要经过人大讨论通过，今后哪一届政府要做这个事情，都要根据规划来办事。

我们的碉楼非常多，先是开发开放了一个自立村，游客多了我们又开放了一个马降龙，还可以再增加景点。而且碉楼和村落是连在一起的，可以一部分人先看碉楼，一部分人看看村落，看看碉楼展览馆，把他们分流开。不像布达拉宫就是一条路，每天只许上3千个人，我这里你来3万都不怕。

人民画报:旅游区会不会改变当地农民的生活方式？

黄：完全有这个可能。这里就有一个矛盾就是既要保护，又要让当地村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解决就业。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实际上也是遗产的一部分，是融合在一起的，要保留下来。

我们也有一些考虑。比如自力村周围的农田，是稻耕文化的一部分，必须保留。政府就把地从农民手中买回来，仍然交给农民去种，但按照政府的规定，不能改变用途。绝对不能盖房子，而且种的农作物也不能随便更换。今后可能的问题是继续种那些东西效益不好，农民要种经济效益更好的。政府就可能在税收或者农业补贴方面解决这些问题。

前几天有人跟我反映说有的农户要装空调，这倒是个新问题。过去没有钱，现在有钱可以装空调了，就要考虑装在哪个位置上，放在楼顶上隐蔽，但是要增加管线的长度，我说政府可以给他买。总之就是要保持风貌基本不变，但有些地方总会慢慢改变，若干年以后到底改变成什么样子很难预料。肯定会有些影响。不过，不能说老祖宗一辈子没有装过空调就不给他们装空调啊。

人民画报:在你眼里，碉楼最大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黄：从文化层面讲，它是中西结合的。这是我国现在三十多个世界遗产中独一无二的，这种文化遗产在国际上也不多。世界遗产强调真实性、完整性和惟一性，这三点它都体现得非常充分。中国有那么多的侨乡，碉楼为什么会出现在开平？因为开平的环境不一样。开平地势低洼，以前常患水灾；三不管的地方，治安不好，械斗经常发生;加上大批华侨到国外去，受到排华的法案的歧视，回来就建了这些东西。大部分的碉楼都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建起来了。这样的历史条件不可能同时再出现，这种资源就显得非常珍贵。

它的特点国外非常看好。就像我到法国巴黎去，看到一个有琉璃瓦的像故宫一样的建筑，就觉得非常感兴趣。一样的，英国、法国的女孩踩着单车一转就是一个多星期，这里拍一拍那里记一记。我们是见怪不怪了，他们感到非常亲切。这就是它最大的特色。

而且碉楼没有一个相同的。不仅中西结合，还有阿拉伯的、伊斯兰的建筑元素，都在上面。关键是它不是政府做出来的，而是中国的没有文化的破产农民建起来的，人民创造历史。编辑 陈玉洁

鹰村碉楼退贼记

1922年冬天，国内军阀混战，社会治安极差，盗贼蜂起。那时，贼匪知道开平县立中学的老师、学生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一天深夜，一百多贼匪冲进赤坎镇的开平县立中学校舍，将校长胡及师生20多人掳去。

赤坎有一个村子叫鹰村。这个村旅居美国的华侨为确保家乡人民的安全，捐款筑起一座很高的碉楼叫宏裔楼。他们购买了一台发电机、探照灯、警报器和一些枪支弹药，从美国运回来，并亲自安装，教导村民使用。一到夜间，全村男女老幼都进入碉楼里过夜，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家。

贼匪押着掳来的20多师生，途经鹰村返回贼窝，被宏裔楼的更夫发现。楼上的人立即拉响警报器，“呜呜呜”的声音响彻四方。那天夜里正值暴风冷雨，贼人穿着蓑衣，戴着笠帽，容易辨认。碉楼的人用探射灯照着贼匪，开枪射击。贼匪猝不及防，顿时吓得乱作一团，落荒而逃。碉楼里的人开了楼门，大叫“捉贼喽”,壮丁们拿着枪炮，冲出楼门，配合乡民团防将贼人绑起来，将开中的师生救了回来。

这一仗捉了10多个贼匪，还包括一个贼头。村民们把开中校长和师生20多人带回碉楼，煮了姜汤、粥水给他们喝，取干净的衣服给他们换了，到天明才将他们送回学校。

这件事使贼人闻风丧胆，使开平四乡人士大加称赞。不久，开平县政府和开中的师生敲锣打鼓，送来了牌匾——“灯寒贼胆”和“有勇之方”。

此后开平四乡的华侨更加踊跃地捐款建碉楼，安装设备，购买枪支弹药。鹰村碉楼的设备一直沿用，确保家乡安宁，直到日寇侵略时期发电机、探射灯等设备全部被日寇劫走。

南楼七壮士

七士守南楼，两路寇倭曾被阻；

三军逃夹水，四乡团队竟留名。

这是一副在当时广为流传的挽联，表彰的是南楼七壮士英勇御敌、壮烈殉国的英雄事迹；嘲笑的是当时驻守赤坎的广阳指挥部指挥官李江的部队狼狈逃窜的丑态。

1945年，抗日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7月，日军分兵三路进犯赤坎镇。四乡自卫队据守潭江之滨的南楼、北楼抗击进犯之敌，顽强战斗，敌军屡犯均不得逞。而广阳指挥部的指挥官李江，却闻风而逃，造成敌军左、右两路直抵赤坎，对南楼、北楼形成包围之势。

17日晚上，敌人趁风雨天黑偷袭。队员决定突围，七壮士凭楼坚守。他们是司徒煦、司徒旋、司徒遇、司徒昌、司徒耀、司徒浓、司徒丙，最大的38岁，最小的才18岁。

当时楼内只有20多斤粮食，食水短缺，弹药也有限。他们在墙壁上留下血书,誓与碉楼共存亡。没有水，就用容器装雨水和露水；火柴用尽，就用棉絮搓成棉条引留火种。他们坚守八天，给敌人以重创。战斗到弹尽粮绝之时，乃将枪支砸烂，不留给敌人。

敌人多天疯狂进攻却伤亡惨重，恼羞成怒，架起大炮向南楼轰击。一时炮声隆隆，黑烟弥漫，坚固的楼墙铁窗被穿出大洞，炮弹在楼内爆炸。灭绝人性的日寇违反国际公法施放毒气弹，毒气蔓延全楼，七壮士被俘。

敌人将七壮士解至大本营杀害后，肢解示众。民众不为所动，反而更加愤恨日军。后来，敌人将七壮士尸体抛入潭江。尸体为乡民捞起，除司徒煦烈士不知去向之外，其余六烈士都妥为安葬。

8月25日，群众及各界人士共约3万多人召开追悼会，挽联数不胜数，极尽哀荣。会后，乡民将七壮士灵位安放在腾蛟三灵宫古庙，并将该古庙改为“七烈祠”，永留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