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新加坡，长于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可以说我是与祖国一同成长的。30多年中我看到新加坡从一个污秽的贫民窟变成了一个繁荣的、现代化的城市。今天，她已经是世界闻名的干净、绿色、高效的国家。你可曾见过圣诞之夜乌节路上灿烂的路灯？你可曾见过樟谊国际机场的雄伟？你可曾乘过新加坡航空？你应该去体验。

   我和我的丈夫是晚婚，就像许多新加坡人一样，我们太忙了，为了生计疲于奔命，没有什么时间参加社交活动。当我们最终结为夫妻时，他已经是一个陆军少校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三个女儿年纪都那么小，两个大的也才十几岁。

   来到中国之前的八年中，我们全家一直居无定所。我们搬了四次家—最初是去美国，然后是泰国、中国台北和德国。我不得不说我们饱受奔波之苦，对小孩子们来说就更苦了。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埋怨过，但我知道每一次搬家对他们都是一次刺痛。每当看到孩子们去结交新朋友，又因为搬家一次次地与朋友们别离，我心中也很痛楚。唉，这就是漂泊的外交官生涯。

   1990年一个寒冷的早晨，我们到达了陈旧、拥挤、脏乱、没有经过认真整修的北京机场。走出机场大厅，迎面而来的是一阵寒风。我并不在乎寒冷，因为我刚刚在德国生活了几年，我们居住在一个叫做Villiprot的小村庄里，那个地方的最低温度低到零下23℃。但是，北京的这个早晨的确是寒风刺骨，更要命的是，空气中充斥着劣质煤炭燃烧后的煤灰。

   在从机场进城途中，我从车窗向外观看沿途的景致，道路两旁是一排排光秃秃的树木。突然，什么东西挡住了我的眼帘：哇！竟然是塑料袋。各种各样、花花绿绿的塑料袋挂在树上被风吹得刷刷作响，有的塑料袋挂在电线杆上，更有在天空随风飘动着的。往远处看，无数座烟囱翻滚着黑烟。就在那第一天，我喃喃自语道：这就是我想象中的中国，北京的日子将很难熬。

   我错了。北京是个迷人的城市。很多元、明、清的古建筑与摩天大楼并肩耸立，给人以古今对照之美。人民普遍表现得既有礼貌又时髦。大街上不少人染着头发，其中很多是年轻人。当然，北京并不完全像巴黎，总之她还不是，但她色彩斑斓，令人感到震撼。中国的确是一个前进中的国家。

   要真正了解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需要时间。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落脚点。我丈夫是个历史迷，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古玩城和潘家园旧货市场。他能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去寻求那迷惑人的，甚至是想象中的珍宝，就算一无所获，他也毫不在乎。他喜欢在那儿跟人神聊。至于我的孩子们，三里屯和红桥是他们的好去处。在这些地方买东西讨价还价是门艺术。看着摊贩和买主们变幻莫测的神态，比读《孙子兵法》还受益呢。

    我自己就更甭说了，就喜欢到北京没名没姓的犄角旮旯去转悠，别说，真的能发现奇迹。我还爱研究中国时尚，喜欢中西合璧的服装。在某些适宜的场合，这些服装的确让人耳目一新。我最近访问了香港。中国时装—唐装正风靡全港，这是由于在上海举办的APEC会议上各国领袖引领了唐装这一时装潮流。

    借去海南的机会我们去了海口和三亚。孩子们都说三亚的椰子是他们所吃过的最好吃的椰子。海南温暖的气候、翻卷的浪花和摇曳的棕榈树，真不愧“中国的夏威夷”之美誉。我的脑海里清晰地记得四个大字，那就是刻在三亚一块岩石上的“天涯海角”。这几个字想必是过去某一受尽坎坷的官吏写的，比如，曾经谪居海南的大诗人苏东坡，失望至极，认为他的宦海生涯已到尽头。斗转星移，过去的海南也许是“天涯海角”，而今天应该称它为“世界大门”更为适宜。

    我清晰地记得四川之旅。清晨，我们从成都起程，踏上去九寨沟的路途。这个地方山峦起伏，要想开快车是不可能的，这正好对了我们的心思，因为沿途岷江的风景太美了，让人不忍离去。我爱听人们唱藏族民歌，歌声使人与宏伟的高山、宽广的高原产生共鸣；然而，我只有在领略了四川西部高原风光之后，才开始明白那歌声背后的灵感。

    整个路途用了14个小时，我们终于到了九寨沟。曾经听人说，“九寨沟归来不看水”。到过那里，我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世界上没有哪里的水能比得上九寨沟的水，它如此清亮，如此色彩斑斓。没有风时，水面就是一面完美的镜子，简直说不出哪里是真正的树木，哪里是在水中的倒影。

    到达黄龙要越过冰雪覆盖的雪宝顶，站在山顶上鸟瞰全景真是惊险无比，使我想起了瑞士。黄龙是一块美玉。往上爬又远又险，当到达顶峰时一切艰辛都已经不算什么了，太值了。

    自从那个寒冷的清晨我踏上中国的土地，好几年过去了。今天北京的天空中已经没有了煤灰，很多工厂已经搬出了北京城，或者干脆关闭了。四环路、五环路已经投入使用，六环路正在建设中，王府井商业街的改造已经完成。2008年奥运会举办之时，北京将是一个真正的、世界级的大都市。中国在变化、在前进。我祝愿中国更美好。

    文／新加坡驻华大使夫人　王丽妹

    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2007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