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掀起人口流动的大潮，据统计，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1.4亿人，占我国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
大批农民离开了土地，奔向他们所向往的城市。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公布的数字表明，按人口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测算，今后20年将有3亿农村人口陆续转化为城镇人口。
不仅仅是为了改善自己生活的农民工，还有衣食无忧、要追寻精神自由的白领，有怀揣资金到大城市追寻商机的创业者，有追逐自己梦想的年轻人……
小时工小季：在老家盖栋新房
撰文 本刊记者 陈玉洁
当我见到季必秀时，38岁的她正在给雇主家打扫房间。季必秀手脚利落，爽朗爱笑，被雇主们称作“小季”。1985年从安徽来到北京当保姆时，她才16岁。
1985年的安徽无为县，“穷”是对当地人生活状态最简单的概括：小季家的房子是用泥和稻草搭起来的。父母要下地挣工分，下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小季从5岁起就给家里做饭，因为个子太矮，要站在小板凳上才够得着锅台。为了补贴家用，喜欢上学的她不得不离开学校，在一个已经在北京找到工作的亲戚介绍下来到北京，当时做保姆的收入是30块钱一个月，小时工3毛钱一小时，每个月能挣70块钱。
虽然每个月的工资基本上是从手里过一下就寄给了家里，小季心里还是特别自豪，自己能赚这么多钱了！她几乎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有了她源源不断地给家里寄钱，妹妹和弟弟都可以上学了，四五年后，家里还盖了新的砖瓦房，再也不用对着摇摇欲坠的房子担心了！如今，小季的妹妹和弟弟也都在北京，妹妹一直在家照料孩子，弟弟做装修。“我想上学不能上，妹妹能上学，可是她又不愿意念书。”小季摇摇头。
漂泊在外的小季很快就走进了第一次婚姻。因为生活圈子狭小，丈夫就是在北京认识的同乡。丈夫的家里一样很穷，但小季不贪心，只要人老实能干就行。结婚以后，小季慢慢发现，没有什么技术的丈夫并不安心干活，很难找到工作。不如意的他在同乡的撺掇下，竟然学会了赌博。小季甚至用自己做小时工赚来的钱给他还赌债。为了孩子，小季一直忍耐着。终于，在孩子12岁时，他们离婚了。
“当时我们在家里盖了房子，我从公司的老板那里预支了3年的工资。辛辛苦苦房子盖好了，冰箱啊什么的都是我买的，离婚了都要不回来了。”2003年春天，站在北京街头的小季再次孑然一身。
1987年，19岁的李哥从安徽巢湖地区来到了北京。他姐姐在北京做小时工时认识的雇主把他介绍到一家装修公司，他成了一名油漆工。“当时北京的四环边上几分钟都看不到一辆车，哪像现在，马路上人啊车啊多得跟水一样。那时候到王府井去，风沙特别大，打得脸都疼。”非常不适应的李哥回到了家。然而半年后他还是回来了。“毕竟是农村嘛，条件啥的都不行。”
李哥做起了机房装修，给公司、企业的计算机房铺地砖、吊顶，工资从开始的每个月80元到120，到1200，再到现在的两千二三百元。工资涨了，生活费用也高了。刚来北京的时候，他和好几个人住在一起，房租才5块钱一个月；现在，即便是条件很简陋的住房，房租也得几百甚至上千元。
2005年，经人介绍，小季和李哥结婚了。因为以前的积蓄都用来给前妻治疗癌症，李哥当时已经一贫如洗。小季还是那句话，人老实能干就行。作为一个外来人，小季也不免感叹在北京生活的不易。
为了省钱，他们租住在一个窄小的阁楼上。当时小季在一家公司做保洁，怀孕的她挺着大肚子干活，上下楼的时候拎着水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慢慢往下挪。婆婆在北京病逝，丈夫回老家治办丧事离开了七八天，小季一个人带着刚满月的孩子住在阁楼上，带着手套洗洗涮涮。回想起来，小季还仿佛能感受到当时的寒冷：“可惨了，晚上一点热气也没有，家里都上冻了。就是图个便宜，一个月房租200块钱。”
现在的生活虽然仍旧劳累辛苦，但不再那么受罪了。如今他们的住所在北京北三环外一处安静的居民区内，是一片平房里的一间。那是李哥所在的公司给的“福利”，不需要交房租。2006年，李哥转到家装公司，开始为北京城里越来越多买了商品房的业主们搞室内装修，这其中也不乏外地人。
每天早上五六点钟，他们就起床了。小季准备早饭，然后去雇主家打扫卫生、做饭或者接送上学的孩子。李哥则吃过饭早早出门，到正在装修的业主家里看看工人的进度或者跑业务。
当记者在他们简单的家里跟李哥聊天时，刚做完小时工的小季带着雇主给她的一包衣服回来了。她从不大的衣柜里拿出很多小女孩的衣服给我们看，这些都是她做小时工认识的阿姨给她的。衣服都挺新，有的连吊牌都没剪。小季乐呵呵地说，自己的女儿长到3岁大，都没买过衣服。小季家的床是上下铺，上铺放着一辆挺新的童车，也是人家给的。雇主家有什么需要她帮助的，她也抢着给他们做：家里凳子坏了，她拿回家让丈夫给刷上漆，弄得漂漂亮亮的再送回去。
有时候她也会遭到冷遇。有一次她在一家干活，从早上8点干到下午1点，一气做了5个小时。小季想要点水喝，被对方拒绝了，还让她以后自己带水来。不过她很快就又快乐起来：“基本上我做过的家都对我特好，都帮助我，说‘你们出来也不容易’。还是照顾我们的人多，还是好人多。”
小季的计时工资是每小时10元。每天大约去3户人家，没有休息日。一个月下来，她可以赚两千块钱左右。“我们花不了什么钱。”小季说。没有房租，穿的大多都是雇主给他们的衣服，吃饭自己做，因为猪肉连续涨价，小季几乎不买猪肉，偶尔买点便宜的鸭肉改善生活。“下饭馆？从来没去过。”小季笑着说。闲暇的时候她也会约上同乡姐妹们去逛街，只逛不买。结婚的时候李哥给她买了个金戒指，1400元，这是他们在北京买过的最贵的东西。她转手卖给了弟弟，把钱攒了起来。
攒下来的钱小季还是打算回老家盖房子。虽然曾经资助父母盖起了砖瓦房，也辛辛苦苦地在前夫家盖起了新房，但现在，她和李哥还没有一个自己的“窝”。“现在农村不比原来，盖个普通的房子都得四五万。”
说到长远打算，她说将来老了还得回老家。老了干不动活了，也不像城里人能拿到政府发的补助，在老家起码有几亩地可以依靠，饿不着。不过眼前她还不想回去。“现在在这儿我到谁家他们都对我挺好，心情也好。”她说。
小季家的墙上挂着两张相片，是他们3岁的女儿。女儿在老家由母亲照管，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刚回去，小季想她想得厉害，有时候会自己偷偷掉眼泪。可是要把她接过来在北京上幼儿园又太贵，每个月数以千计的费用加上孩子花销，他们负担不起，只好等到上费用相对便宜的小学时再接过来。
小季说她和丈夫文化水平都不高，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全力供女儿读书。“女儿能读到哪就供到哪。要是考上大学，能在北京找个工作，也成了‘城里人’，那是最好啦！”
白领吴晓蕾：自由得像树一样
撰文 本刊记者 陈玉洁
1994年，16岁的吴晓蕾刚下飞机，就感受到了广州的时尚气息：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服饰色彩斑斓，而家乡太原空气中的煤尘味被广州的花香和潮湿的味道所代替，广播里都是自己听不懂的粤语，一切都是那么地新奇。
已经是油画家的父亲是最早一批去广州“淘金”的人，这时已在广州开办了自己的广告公司，并且在广州如今最繁华的天河北路买了房子——而当时，那里还只是一片稻田。改革开放初期，相对宽松的制度吸引了大批人南下，广州成为重要的一站。据1994年统计，广州市外来流动人口达170万，1979年这一数字是23万。
用吴晓蕾自己的话说，她属于那种让大人不“省心”的孩子，又正处在叛逆期，于是，在父亲的召唤下，她从家乡太原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在这个语言、文化乃至饮食作息都与习惯不同的地方，她也会有一些小小的不适应，她笑着说因为听说广州的治安不太好，为了自我保护，自己在这里养成了走路飞快而且逆行的习惯。
受父亲的熏陶，吴晓蕾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学习美术的道路。学校里一开始没有朋友，也听不懂粤语，经常是老师叫了很多遍她的名字，直到所有同学都看她的时候，她才知道自己应该站起来回答问题了。
慢慢地，她听懂了粤语，也开始融入同学的圈子，会约上几个好友一起逛街，也会在周末自己一个人在人潮汹涌的城市游荡，跳上一辆公交车，坐到终点，再坐上返程的车，看路上的人和风景。
18岁的时候，她认识了自己的丈夫，并在5年后嫁给了他。丈夫的父母也是外地人，因为工作来到广州并定居了下来。在第一次见未来公婆的时候，婆婆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有广州户口吗？”这是吴晓蕾第一次意识到户口的意义。
她和丈夫在广州买了房和车，定居下来。从小就向往媒体的她在大专毕业后顺利地进入《新周刊》，成为一名美编。一个大办公室里的同事来自五湖四海，最远的甚至来自内蒙。下了班大家去聚餐，吃宵夜，融入广州热腾腾的夜市中。除了不说粤语，其他的已经跟广东人别无二致。直到现在，在广州的许多习惯，比如吃甜点、煲汤喝，她还保留着。
为了更好的职业发展空间和高薪，她的丈夫离开广州跳槽到北京的一家IT公司，她也因此移居北京。
对于北京，她并不陌生。小时候父亲就带她来过北京看画展、拜访老师。在她眼里，北京是一个更大气、更包容的城市。她迅速地找到了下一份工作——在尝试过都市生活类的《新周刊》之后，她选择了新闻类的媒体《三联生活周刊》做美编，希望自己能学到更多东西。她明显地感觉到北京与广州的不同：广州更开放，更少限制，更生活化。2003年，《华夏人文地理》改版，吴晓蕾又转入了图片总监这个全新的职业。她发现，不论是在《新周刊》，《三联》，还是在《华夏地理》，同事中外地人都占到一半以上，他们已经适应了离开家乡的生活，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却热爱这个能滋养自己的地方，不想离开。
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安定下来的生活有了新的转变。感情出现了裂痕，她和丈夫平静地离婚了。她从刚来北京时两人一起买的房子里搬了出来，租住在了单位附近。每天的工作都是从中午开始，凌晨两三点休息。虽然时间相对自由，但工作并不缺乏挑战。“我现在手上有4个月的选题连轴做。”她说。而且，要求尽善尽美的她不做到让自己最满意不罢休。“我不能没事情做，”她说，“但是我一直希望能做比较自由的、真正喜欢的事情，拒绝过朝九晚五的生活。”
她最大的梦想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店，于是选择了在青年人中流行的方式——网络店铺。把自己在旅行中随手买的异域风情的东西放在网上，明码标价，生意还不错。
像许多不会也不愿意攒钱的都市年轻人一样，她笑称自己是“月光女神”，一有闲暇和余钱的时候就背上背包独自去旅行。云南是她最喜欢的地方，除了最有名也最商业化的丽江。她最喜欢待在相对安静的大理，不给自己安排什么活动，只是在住地的院子或门口坐着，捧一杯茶，看看过往的行人。她说，云南是她的精神“后花园”。
对这样的生活，她很满意。虽然有时候并不快乐，但她喜欢这样的状态，承担一切该来的，平静而认真地工作，平和地体味启程与落脚中的点滴。跋涉在她看来，“仿佛是神山圣湖之下的朝拜，更是深入内心的一种方式。有时候也会在半路遇到泥泞沼泽，远处迷雾缭绕。但这样的过程本身，何尝不是一种巨大的恩宠。”她希望自己像一株树，朝着天际生长，又有根须深埋在泥土里。
跟大部分外来的年轻人不同，她说自己不想买房买车，背负沉重的经济压力，只换来每天辛辛苦苦地把时间耗在上下班的路上。“有当然好，没有也不感觉有很大缺憾。”她的户口还在老家太原，她也从没想过要迁移，户口在她生活里并没有太大的分量。虽然也曾用到过几回，但总的来说“这个东西平常在生活中用到的机会不算太多”，她笑着说自己“太懒”。
她向往的是自由的生活，也想得很清楚：“工作要做好，就可以争取更多的信任和自由。自由并不是无法无天，浪迹天涯，而是拥有谋生技巧，内心安静平和，有爱的能力，和懂得放手。”她并没有决定在北京过一辈子。如果有机会，她也许会选择去杭州、昆明或者成都这样的二线城市，因为那里的气氛很随心和悠闲，更接近生活的本质，不必急功近利地拼命工作。
妈妈对这样的生活状态显然并不认同，经常打电话催她安定下来，嫁人，生孩子，过安稳的生活。“我不会去争执，但我不会因为别人而改变。”她笑着说，“矛盾很大。有时候甚至到互相不理。不过想想也是，如果退回30年，我这样的生活在那一代简直无法想象。”
台商王曾文：把连锁店开向全国
撰文 本刊记者 李舒亚
“上海近些年的发展太快了。”和许多生活在上海的人一样，来自台湾的王曾文亲眼目睹了这个城市近些年的飞速发展和变化。也和许多移居至这里的台湾商人一样，从2003年正式携太太和几名骨干员工把公司总部从台北搬迁到上海至今，他们也渐渐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大都市里的连锁小店
与上海最繁华的淮海商圈相临的陕西南路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各式精品小店。与淮海中路上太平洋、百盛、巴黎春天等商铺不同，这些小店可以让人们找到更多的生活情致。
在这条颇受白领一族欢迎的小街上，王曾文公司旗下的“荷比屋”与众多花卉商铺比肩而立。这是一家花艺与庭园装饰连锁店，两层楼约160平方米的店面里，精心设计摆放着各式家居庭院饰品和园艺工具。新年将至，入口处有圣诞树、圣诞老人和各种礼品，舒缓的音乐和浮动的暗香让人感受到节日的气氛，并透着一种雅致的宁静和安详。
王曾文回忆，第一次来大陆是在1991年前后。那时，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的他才二十五六岁，服务于台湾一家知名外贸公司。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台商首次掀起对沪投资热潮，更充足的劳动力资源、相对较低的人力成本和国家的一些优惠政策，吸引大批台商纷纷把工厂迁至内地。王曾文公司的许多客户也都在上海设立了工厂或办公室，为了业务的需要，他第一次踏足祖国大陆，并开始每年三到四次往返于台北和上海两地。
“念书时就对上海有很多憧憬和幻想，毕竟是十里洋场嘛，也是国内很有名的、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在王曾文的印象中，当时的上海没有现在这么繁华。“来了就到外滩去看，印象非常深刻。那时还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车子和行人也没有这么多。当时上海本身的发展步调与台北有一些落差，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繁荣。但是自2000年以来变化非常大，到处都在修建，上海就像一个大工地。许多方面已经跟国际上一些最先进的大都市很接近，国际化程度比台北还要高。”
2001年，在上一家公司服务了9年后，已升至部门主管的王曾文开始在台北独立创办了名为“加洋”的外贸公司，主营面向欧美市场的园艺装饰和工具，仍然时常往返于上海和台北两地。2003年，为了业务的方便和需要，基于对内地市场的乐观憧憬，他和许多台湾商人一样，把公司和家一起搬到了上海，在“举目无亲”的状况下开始打拼事业的新天地。
“一棵小苗慢慢萌芽成长”
“来上海四五年，几乎实现了两到三倍成长。”说起公司的状况，作为总经理的王曾文还比较满意。这不仅因为从2003年来沪至今公司对外贸易收入已从200万美金增长至400万美金，还诞生了一棵新的“小苗”，这就是2006年新拓展的在台北时并没有的“内销”业务——“荷比屋”，主营面向上海和国内市场的家居装饰和庭院设计。公司员工也由最初的5人扩展到34人，其中除了5位从台湾过来的“元老”，另有5名上海当地人和24名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员工。他表示，“据我所知，现在很多公司在招聘员工方面对户籍的限制都逐步打开了，本地人和外地人都可以公平竞争。”
王曾文介绍说，“目前外贸部分的营业额占公司整体收入的约80%。内销还是一个小苗，在慢慢萌芽成长，一年来运营的状况还不错。预计到2009年，希望荷比屋的营业额能达到1000万元人民币，外贸的部分能够有600至700万美金。”
现在，“荷比屋”在上海共有4家分店。不过，王曾文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在规划未来5年更宏伟的蓝图：“希望在北京、宁波、广州、厦门、青岛等全国多个城市建立起‘荷比屋’的连锁通路，逐渐形成自己的品牌。”
王曾文对未来的发展很乐观，“前景是肯定的。随着国内普通家庭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市场越来越开放，大家对住宅和生活品质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我们希望能提供更多自然、漂亮的产品，让它们融入人们的生活，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王曾文看上去很满意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这不仅为他带来每年不错的收入，也是一件在他看来很有意义和美好的事情。他还谈到，“前几年，我的一些早进入的台商朋友多从事外贸方面的生意，那时优惠比较明显，现在国家的政策已由增加外汇逐渐转为刺激内需。后来的朋友会比较辛苦一点，有一些也慢慢地转做内销。”
“上海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谈及来上海以后的生活，王曾文表示已经非常适应了。他说，“发现这是一个非常能接受外来族群的地方。它从前就有非常好的历史，据我们了解，上海有好几百万外来人口，包括港澳台同胞和许多外国人，它本身的包容性是很强的。这边的硬体发展，包括城市建设、道路建设都非常快速，有一些条件比台湾还要好，比如小区规划、道路、房子的朝向都很整齐，这在台湾是做不到的。相对地，人文素养方面会比较慢一点，比如人与人之间会比较不客气，公共交通、礼让的态度、员工的职业化精神等方面还需要加强。”
王曾文现在和太太住在红山半岛的别墅区。因为工作的关系，平时还是跟台湾的朋友和外国人接触比较多一些，也有一些来自国内其他地方的朋友。太太郭琼徽2003年和他一起移居上海，现担任“荷比屋”门市总监。她表示，已经非常适应上海的生活，也认为上海近些年变化很大，比较头疼的问题是交通的拥堵和人与人之间的礼貌还有待加强。“比如，有人开车时转弯不打灯，我真的会被吓到；还有一些人也开着很好的车子，却从里面扔垃圾出来。我会想，你为什么要污染我们的上海呢，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啊。”她笑着说，也会想家，经常会跟在台北的家人通电话。
王曾文和太太都觉得目前工作的压力还是比较大，每周能有一天休息就不错了。王先生最大的愿望是五年内把“荷比屋”做好，然后，“做到一个阶段之后，多陪陪家人，陪他们出去旅游，现在陪她们的时间太少了。”太太郭琼徽也表示，“希望未来的规划和梦想尽快达成，然后希望能有自己的小宝宝。一直以来太忙碌了，长期出差。但是，如果我想走更长的路，一定要休息。”谈及孩子未来的教育问题，她表示会让孩子在上海接受教育，“因为我的朋友已经经历过这个阶段了，我相信还好。”
王曾文和太太已经不觉得自己是外来者，他们已经融入和适应了这里的工作和生活。“上海已经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第二故乡。”
额尔古纳乐队：追寻音乐的梦想
撰文 本刊记者 李舒亚
“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天苍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悠扬的长调中，一个浑厚干净的声音如微风抚面，让人如置身空旷的草原，远离尘世的喧嚣。这首充满蒙古风情的《鸿雁》感动了许多人，唤起了许多纯真的梦想与记忆。它的创作和演绎者“额尔古纳”乐队由6个热爱音乐的大男孩组成，他们从内蒙古大草原来到北京，像鸿雁一样追逐自己关于音乐的梦想。
带着梦想，我们出发
2005年1月15日，是6个内蒙古小伙子永远难忘的日子。当晚，他们刚刚结束在呼和浩特市一家酒吧的演出后，凌晨0点30分，在30多位亲友的欢送下，喝下家乡的酒，戴上亲友祝福的哈达，背上自己的行囊，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就和进城打工的农民一样，只是多带了几件乐器。”回想起当时的情形，乐队节奏吉他兼第二主唱那日苏笑着说。
额尔古纳乐队成立于2001年7月。起初，只是几个年轻的大学生因为爱好凑到了一起。4个月后，他们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届校园歌曲大奖赛中荣获一等奖。这对他们是一次很大的鼓励。2002年至2004年，乐队逐渐走向成熟，受邀加入内蒙古自治区广播乐团，并靠着在酒吧演出筹集的3万多元钱，自费出版了第一张专辑。“这可以算作我们的第一篇作业，充电的过程完成了，真正的挑战开始了。”
乐队组建前，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他们都已听说北京的环境很好，最好能到那里发展。不过，他们也清醒地知道，“没有合适的机遇也不能贸然来，那会‘死’得很惨。所以，要先把自己武装起来，要静候时机。”于是，渐渐小有成绩，当北京的一家酒吧抛出橄榄枝，请他们到北京来专职演出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尽管他们原本可以有在父母一辈看来已很理想的“铁饭碗”，尽管包吃住、月薪1500元的待遇，比在呼市都低。
火车上，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定下目标：看看两三年内能否闯出一个位置来，不行再回来。
抵京当晚，酒吧就将有他们的首场演出。6个人一边忙着调试酒吧里的新设备，一边抓紧收拾“新家”——租来的约二三十平米的一间房，里面安放三张上下铺，晚上演出结束后，他们将在这里度过来北京的第一个夜晚。
那日苏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他和呼斯楞一起调试设备，中途走到外面休息，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酒吧所在的秀水南街是使馆区，此时，正好有一排“当兵的”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过。“那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心想，这就是我‘日思夜想’的首都北京，我们终于来了。”
来到北京，才意识到民族文化的可贵
当时，人们对于“北漂”乐队的印象，常常是住地下室、啃馒头。因此，一来就能有稳定的收入和立足之地，额尔古纳乐队已深感幸运。当然，这一定程度也跟他们之前的努力和积淀有关。
初来乍到，尽管没有传说中的惨况，但还是有些水土不服。“在家乡习惯了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来北京吃肉得花钱了，而且没有好的肉吃。”主唱呼斯楞说，“在酒吧干活很辛苦，每晚都要演唱3个小时，近30首歌。嗓子不像乐器，弦断了还可以再换一根，嗓子坏了必须休息，但不能请假，只能坚持。”
虽然辛苦，但在酒吧的工作对他们的音乐道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过去，在草原上，蒙古民歌就像流行歌一样普通寻常。因此，这群在大学里受到西方音乐正统教育的年轻人，一直以擅长电声、摇滚为荣。来到北京，他们发现，每次演出以民乐伴奏的民族歌曲，总会博得更多、更热烈的掌声。那日苏感慨地说，“有句话叫‘身在福中不知福’，过去一直身在民族音乐的海洋中并不觉得它稀奇，来到北京，才意识到自己民族文化的可贵。观众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真正存在的价值：不在于摇滚，而在于民族！”
乐队的演出曲目渐渐调整为以蒙古风情的音乐为主，不断从民族古典的音乐中找寻灵感、汲取营养。两三个月的时间，已吸引不少职业音乐人和导演前来“捧场”。之前还觉得遥远缥缈的机会渐渐走近。其中，有知名音乐人邀请他们加盟，并明确制定出“一年一张专辑”等计划；也有知名导演介绍他们到南方城市演出，对方给出了极具吸引力的条件。乐队内部首次出现重大分歧，在连续两三天“温文尔雅的争吵”后，大家达成共识：南方经济更活跃，可能短期收入更高；但北京是文化的中心，音乐人在这里有更多成长的空间。
他们结束了在酒吧的工作，正式签约北京“四季光芒”音乐公司，后转入现在所属的飞旗音乐公司。两年多来，他们越来越熟悉北京这座城市，习惯了在这里的生活。离开草原，他们才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蒙古族的音乐需要保护，需要让它发展流传下去。“真正的继承不是固化，而要注入新的符合新时代的东西，比如我们一直在摸索用一些现代、时尚的方式来演绎民乐。慢慢地会感到，我们肩上有传播民族音乐的责任和使命感。”
来北京后，他们的视野变得更开阔，也渐渐接受和了解了一些现化代的市场运作模式和思想观念。过去只知道一心制作好音乐的他们，开始知道了推广、发行为何物，知道从事这个行业，想闯出一条路并非那么容易；也知道了，“一件事，作为爱好，可以轻松随意；作为职业，为了吃饭，必须得迎合市场；而如果成为事业，就有理想在里边了。”他们没有过多好高骛远的目标，只说希望踏踏实实做一些好音乐，抓住一些机遇。对于作为职业和事业的音乐，如何在市场与理想之间找寻平衡，也是他们要面对的问题。
现在，每隔一段时间，他们还是要回一趟草原。主唱呼斯楞说，“回去可以充充电。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待久了，害怕会找不到唱《鸿雁》的那种情感了。”
对于北京这个城市，他们的许多感受高度一致：“北京很大也很美。这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但无论你怎么融入，怎么习惯这里的生活，心里还是要保持一小块净土。我们不能丢掉自己民族的东西，也永远不可能变成完全的北京人。”
供稿《人民画报》2008年第一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