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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与中日关系(下)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02-27  发表评论>>

抓住时机 水到渠成

20年深入、细致、锲而不舍的工作积累,到了1972年终于水到渠成。中日正式结束了战争状态,恢复了邦交,两国关系从此进入新的阶段。

从大环境来说,当时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美国22年敌视、孤立中国的政策破产,被迫承认新中国的存在,改变了对华政策。继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2月访华,终止了中美两国长期隔绝的状态,这对日本不啻是当头一棒,被称为“越顶外交”。日本国内环境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直到最后一刻仍在死心塌地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佐藤荣作被迫于1972年6月提前下台。要求同中国复交的呼声在整个日本已深入人心。田中角荣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始执政的,就任伊始,1972年7月7日,立即提出“在外交上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并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政府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

看到这一消息后,周总理判定,时机已经成熟,关键看能否抓住。周总理立即指示外交部研究如何表态。当晚总理把有关同志从上到下全部找去汇报。大家说来说去没有摆脱对田中内阁的一般分析和评价,说不到点子上去。午夜过后,总理请大家回去休息,他自己写成书面报告请示毛主席。7月9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宴会讲话中,周总理针对田中首相的表态,直截了当地表示“这是值得欢迎的”。就是这七个字,在自民党内仍有不少阻力,田中首相心中仍无完全把握的时候,坚定了田中与反对派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对中日关系的重大突破起了关键的作用。

这天晚上,周总理又召集有关同志开会研究问题。这是周总理的一贯作风,集思广益,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而不是发号施令。有人不谈意见,总理还要点名批评。总理说,我所以说田中首相的表态值得欢迎,是因为毛主席对我说,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当时在座的日本处长陈抗同志第二天将随农业代表团访日,总理当场指示陈转告正在日本的孙平化和肖向前,要求他们二人一定要把田中访华一事落实好,特别强调了“落实”二字。7月22日,孙、肖会见大平外相,转达了中方欢迎田中访华直接同周总理会谈。随后,田中委托和自己有私交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来华摸底,周总理会见竹入,让竹入把我方想法带回去。8月11日大平再次会见孙、肖,正式向我转达了田中访华的决定。

接到前方这一报告后,总理当晚又召集有关同志研究,并决定授权姬鹏飞外长发表声明,欢迎田中访华。8月12日,姬鹏飞外交部长受权宣布:周恩来总理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谈判并解决”这五个字是总理要求明确写上的,意思是说,田中要来,就要有解决问题的决心。8月15日,田中会见孙、肖,表示感谢周总理的邀请,说他已决定访华,只是还要处理好党内各种意见,作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暂不宜过早公布具体时间。9月9日,古井喜实受大平外相委托,带来了日方的意见,周总理会见了他。9月14日,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代表团访华。该协议会成员多数还举棋不定,日方派该团来访是希望我配合工作。周总理两次会见该团,对代表团访华给予高度评价,同时,针对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作为特使访台,宣称“日台关系包括外交关系在内将原封不动保持下去”的说法,给予严肃批评,指出中方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绝无改变余地,打消了日方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幻想。9月21日,日本政府以官房长官谈话的方式正式宣布:田中首相将于9月25至29日访问中国,通过两国首脑会谈,使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的日中关系正常化,建立和平友好关系。日本政府这一表态,像当初周总理呼应田中一样,明确地回应了中方的要求,表达了田中解决问题的决心。

从7月7日田中上台,表示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到9月29日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两国建立正常关系,总共用了84天。在那一段时间里,周总理几乎天天召集大家分析形势,提出对策。

在对外加紧工作的同时,周总理十分注意做好我国人民群众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虽然一直教育人民要将广大日本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但一旦同日本重建邦交,要做好广大人民的思想工作,仍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周总理多次召集大家研究,怎样才能把道理讲清楚。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中国政府对广大群众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引导和说服工作。

田中到达北京后,也并非一切问题都能一蹴而就。矛盾集中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又一次展示了周总理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高度统一的外交艺术。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问题:

一、战争责任问题。日方最初的提法是:“过去几十年中,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周总理严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长达半个世纪的对华侵略,使千百万中国人民伤亡。只用“添了很大麻烦”来轻描淡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希日方再作考虑。最后,落实到联合声明中的表述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二、结束战争状态问题。中方主张从中日邦交正常化之日起,宣告战争状态的结束,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日方却要将“宣告”改为“确认”。周总理明确指出,这样写可以被认为从旧金山条约以后,中日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而我们并不是该条约的当事者,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最后,改为“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两国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而在声明前言中加上一句:“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这样用“不正常状态”代替了“战争状态”,又把二者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三、战争赔偿问题。日方条约局长高岛益郎竟然在外长会议上提出,“蒋介石已在日台条约中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中日联合声明不必再提及。”周总理专门在首脑会谈中严厉驳斥了这种论点。总理说,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可是你们的条约局长不领情,说蒋介石已经宣布放弃,这次联合声明中不必再提。这是对中国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蒋介石没有权利放弃赔偿,他这是慷他人之慨。最后,田中表示感谢我方好意,在声明正文中明确写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四、台湾问题。田中虽已表示“充分理解”我复交三原则,却摆脱不了旧金山条约(只规定日本放弃台湾而不提台湾归还中国)和日蒋条约的束缚。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三条原则分别处理。

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原封不动地写入联合声明正文。对第二条台湾归属问题采用了双方分述的方式,即: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方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第八条的立场。”然后由大平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明:“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而日本接受了承继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其中有第八条‘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时宣告,“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台湾和日本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将不能维持,在台湾的日本大使馆将不得不关闭。”关于第三条,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也由大平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郑重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推动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这样就开创了由外相宣布与台湾废约、断交的“日本方式”。在最后一次首脑会议上,周总理称赞日方说,你们这次来是守信义的,这是两国和平友好的良好开端。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中国古语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个精神。说完,将这六个字写在纸上交给田中。田中回答说,日本也有一句话:“信以万事之本”,这应该就是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础。说完也写下来,郑重地交给周总理,表达了他信守诺言的决心。

在谈判基本达成协议的9月27日晚,毛主席会见了田中首相和外相大平正芳、官房升官二阶堂进。刚一入座,毛主席就风趣地问:“怎么样?吵架了吗?”。田中回答说:“吵是吵了一些,但已经解决了问题。”毛主席接着又说,“吵出结果就不吵了嘛?天下没有不吵的”。这里所说的吵架,指的就是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双方进行了一小时认真、友好的谈话,从中日关系到国际形势,说古论今,内容丰富多彩。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终于发表了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两国人民20余年艰苦奋斗的结果,是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和有识之士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更是两国领导人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顺应潮流,高瞻远瞩作出的伟大决断。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体育等各方面的交流和人员的往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一、二十套日本化肥、化纤成套设备的引进,上海宝钢厂工程项目确定采用日本技术,及两国在一年内数千名青年的互访都是在这一时期实现的。30多年的实践证明,两国领导人的决断是正确的。中日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给两国带来了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稳定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离不开日本,日本也离不工中国,只有友好合作,才能共同发展,这已成为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

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然而周总理的眼光并不停留于此,他想得更远,又提出了两个理念。

一是“饮水不忘掘井人”。这是周总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会见老朋友冈崎嘉平太和古井喜实时提出的,他表示我们不会因为有了官方就忘记民间。他对他们以及多年来为推动中日关系做出宝贵贡献,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日本朋友表示敬意。在内部,周总理也一再用这句话告诫工作人员,要我们“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周总理在历史关键时刻适时地提出这一反映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理念,不仅使日本友人深受感动,中国人民也深受教育。

二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邦交正常化从法理上给中日之间过去那段不幸历史划上句号,但这不是就此抹掉了那段历史。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是抹不掉的。中日双方都应该记住它,目的不是为了老算旧帐,而是为了从中吸取教训,以免不幸历史的重演。周总理1972年在欢迎田中首相访华的宴会讲话中就是这样说的:“自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事实证明,周总理的深谋远虑是具有重大战备意义的。

敬爱的周总理从新中国一成立就密切关注中日关系问题。在他带头参与和两国各界人士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终于摆脱了不正常状态,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这是我国对外工作的重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周总理还结交了一大批日本友人。他的才智、学识、胸怀、品格、风度……一句话,他的精神、魅力,无不给日本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尊崇他,敬仰他,称颂他为“世界伟人”,有的把周总理引为最伟大的朋友和个人的挚友。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不幸逝世后,中国人民无限悲痛,在日本友人中也引起了巨大的哀伤。有一位日本朋友称周总理为自己“人生之师”,他生前将周总理的照片时刻藏在自己身边,临终时他的妻子还将周总理的照片与他的遗体一起安放在棺木中。这是何等的深情!

周恩来总理为开展中日关系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贡献,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钱嘉东 王效贤)

供稿《人民中国》(2008年第三期)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责任编辑: 雨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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