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的新生

文／本刊记者 张 桦

“大寨原来是个小山村，全村700亩土地，东一巴掌，西一簸箕，被七零八落地分成4700多块。看着就发愁。”说起大寨，61岁的郭凤莲依然是快人快语。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不到2平方公里的村庄。大寨人搬山填沟造平原，把零碎贫瘠的土地变成了一片片梯田和保水、保土、保肥高产的“海绵田”。这种艰苦奋斗、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赢得了毛泽东主席的极大赞赏，他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来自全中国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们踏入这个偏僻的小山村。

就在大寨最辉煌的时候，郭凤莲当选为大寨党支部书记。

10年的沉寂

1980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做法得到中央明确肯定。一时间，大包干的浪潮席卷全国，不允许搞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大寨模式被否定。

33岁的郭凤莲被撤销大寨的一切职务，调离大寨，先后到晋中果树研究所和昔阳县公路段工作。这一去就是10年，直到1991年11月，已经人到中年的郭凤莲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希望她再回大寨任书记。

“我再也不想在政治空气中生存了。干不好不行，牵累一家人啊。”郭凤莲习惯性地盘起双腿，低垂着头，坦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郭凤莲觉得对不起她的丈夫和孩子。“在我离开大寨的10年，丈夫既当爹又当娘，大孩子受同学欺负，被灌醉扔到水沟里差点死掉。我急忙给他做人工呼吸，等孩子醒来叫了一声‘妈’时，我咕咚瘫坐在床上。”说到这儿，这个当年闻名全国的“铁姑娘”不禁潸然泪下。

接到通知的那一天，郭凤莲和丈夫一夜没合眼。“我们就那么默默地看着窗外的月亮升上来，又落下去。”在郭凤莲看来，是丈夫帮她拿定了主意，“最后，丈夫说，你回大寨就干好大寨的事，我们干好自己的事”。

几天后，郭凤莲到大寨报到。这次她的身份是昔阳县委副书记、大寨乡党委副书记、大寨村党总支书记。

大寨学全国

“现在你看到的大寨有一个水泥大广场。我刚回大寨的时候，这里到处是低矮破旧的小房子，乱七八糟，下了雨的泥巴地根本走不了人。”郭凤莲回忆道。

“不跟历史赌气！”郭凤莲对全村人说：“过去全国学大寨，现在是大寨学全国。”

很快，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成立，郭凤莲任董事长。不懂经营的郭凤莲坐着火车硬座到沿海发达地区考察、谈项目、跑贷款。“因为穷，不敢住宾馆，我就住在10元的小旅馆。多亏有人发明了方便面，让我在吃上省点钱。”不过，郭凤莲最怕的还是被别人认出来。因为以前的大寨是全国的榜样，现在却变成了这样。她回忆说：“有一回，在山东临沂跑项目时，为了躲开旅馆里来来往往的人的视线，我和同伴顶着烈日坐在那家单位的马路对面，等着人家上班。”

不过，在这艰辛的过程中，郭凤莲重新认识了“大寨”这个金字招牌的作用和意义。于是，与外地企业联手，大寨中策水泥厂、大寨工贸园区等30多种“大寨”品牌的产品相继投放市场，如今的郭凤莲介绍大寨的饮品“大寨核桃露”时，已像一名熟练的营销员一样。一个新的投资项目也正在进行中，“听说甜高梁可以做成环保的乙醇燃料，我们特意从北京请来了农科院的专家进行科学论证。”郭凤莲告诉记者。

因为在农业、工业、商贸业、养殖业的多种经营，大寨人年均收入将近6000元，远远超过了中国农村人均收入水平。

不仅如此，大寨还提出了建设绿色园林生态的目标。曾经是中国农业样板的大寨梯田虎头山，已经退耕还林种上了松、柏、桃、杏等各种果木，变成了真正的“花果山”，每年都吸引着20多万的游客到这里休闲度假。

观念的改变

走进写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红色大字的大寨寨门，“窑洞饭店”和“炕头饭店”的招牌扑面而来。广场中央的几个五颜六色的小推车上卖着大寨压饼等风味小吃和妇女们钩织的毛线拖鞋。大寨人的观念变了。

老劳模宋立英，正在自家开办的“大寨宋立英旅游商品店”前忙碌着，两个来自河北邢台的女“知青”请这位当年崇拜的偶像签字。老人认认真真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落款上还不忘添上年龄：78岁。她身后的一扇门上，贴着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大寨》摄制组的委托书：宋立英为《大寨纪实》VCD影碟在山西省昔阳县的发行代理，全权负责《大寨纪实》影碟在昔阳县的发行销售事宜。靠着这个，宋立英家去年就挣了2万块钱。

在一家窑洞饭店的门外，隔着窑洞的窗户，一个戴着耳机，在电脑前摇头晃脑唱歌的年轻人，让我喜出望外。无论是在大寨还是在其他农村，能见到年轻人的时候并不太多。他叫梁军，18岁。“我是农民的后代，但是我并不想种田。因为现在已经不需要种地了。家里原有的一亩多地已经跟虎头山一样退耕还林了。”小伙子说，现在的这个窑洞是租的，他们家在大寨新盖的别墅区，这个别墅区是大寨最近几年盖起来的，全村大概2/3的人家搬进了新居。“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去省城太原工作了。”对进城打工充满期待的梁军微笑着告诉我。

郭凤莲说她最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保护好这个历史文化村庄的遗址，申报国家农村遗产的保护项目。在她看来，大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依山而建的窑洞和七十年代火车厢式的排房，是几代大寨人发展的见证，她希望大寨能传承下去的不仅是财富，更是不变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对大寨的未来，郭凤莲也早有打算。她说：“想找一个有开拓意识、有文化的人来接班。我扶他一程，就退休。”

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万万不行的。大邱庄的沉浮，留给人们太多遐想和思考。

大邱庄的兴衰

文／华 兹

当年有句顺口溜：“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说的就是天津静海县的大邱庄。这么一个穷地方，后来竟被禹作敏弄得全国闻名。

迅速崛起

1977年，禹作敏是大邱庄党支部书记。原来这年冬天，大邱庄在新的村干部选举中，再也不愿忍受贫穷的农民，提出“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的要求。禹作敏，在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后认定只有向“钱”看，大邱庄才能向“前”看。

在全国大多数农村还在指望从土地带来财富的时候，禹作敏毅然提出办乡镇企业。1978年10月，大邱庄第一个工业企业大邱庄冷轧带钢厂建立。当时，钢材可是炙手可热的短缺物资，冷轧带钢厂获取巨额利润，帮助大邱庄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依靠钢铁工业，大邱庄迅速摆脱了贫困。

面对一些人指责大邱庄“挖社会主义墙角，抢国有企业饭碗，搞资本主义”，禹作敏毫不客气地回应：“大邱庄只有资本，没有主义。”

1992年，大邱庄由当初的一个企业，发展成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等四大集团公司，产值从10万元猛增至41亿元。这一年大邱庄变成了“中国第一村”。当年《纽约时报》记者在对大邱庄的报道中称：“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中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迅速衰落

当年禹作敏迅速完成资本积累，使大邱庄红极一时；但正因为“没有主义”只“向钱看”，导致他作奸犯科被判刑，使大邱庄在集体经济达到鼎盛时期迅速衰落。

但大邱庄人不甘就此沉沦。1997年，大邱庄再次兴起，工业产值达到130多亿元，财政收入9000多万。不过，这次大邱庄真有点时运不济，正好赶上亚洲金融风暴，受到市场和资金的严重影响，经济迅速陷入低迷，所有企业几近停产。

与此同时，原有的治理模式所固有的产权不明确、社会负担沉重等弊端，也开始因经济形势的恶化而显现负面影响，大邱庄霎时变得萧条寂寥。

为了寻求新的发展，从1997年6月开始，大邱庄进行了包括产权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460家企业，80%民营，20%由外资和集体参股，还吸收了2亿私人资本，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金困难。

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新体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如今，大邱庄成为天津市城市建设规划的一部分，在未来5至10年内，大邱庄将建设成为具有高度产业聚集的钢铁生产和深加工基地，将建成团泊新城的产业支撑和主要就业区。

长期关注中国农村运行模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陆建华博士认为，大邱庄由盛到衰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即使有经济上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治理模式的失败，一个地方过度地依赖一个政治强人，决策、管理、运行没有体制化。”“一旦这个人出了事，反映在决策、运行、管理上的问题就会爆发、文化上的一致性就没有了，因为他是那个体制的支柱，是不可替代的。”

如此起伏跌宕，使得大邱庄人的心态变得微妙而复杂，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拒绝记者采访，年纪大些的人还很怀念禹作敏时代为他们提供的“从襁褓到坟墓”的多项福利。但是大多数人对大邱庄的未来充满信心。

把德国人发明的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的巴伐利亚试验，移植到中国的南张楼村，能够取得成功吗？

南张楼的洋模式

文／刘 汉 翟 鹏

1988年，山东省政府和德国巴伐利亚州以及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共同把青州市南张楼村确定为“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合作试验区”。该项目包括片区规划、土地整合、机械化耕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发展教育等很多项措施。

这个被称作“巴伐利亚试验”的项目，是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德国在二战以后，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实现了“在农村生活，并不代表可以降低生活质量”的目的，使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得以平衡发展，明显减弱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涌入。这一计划50年前在巴伐利亚开始实施。

移植的经验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也开始出现了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务工，甚至是耕地荒芜的现象。此时此景，德国人希望把在其本土成功运行的农村发展模式运用到中国来，复制到南张楼村。

南张楼村在青州属于中等偏下的农村，而德国人看中的正是该村当时的这些天然劣势：人多地少、不靠城、不靠海、不靠交通要道、没有大企业、没有矿产资源。南张楼村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典型中国北方农村的形象。

20年来南张楼村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其按照功能定位划分明晰的村容村貌上。“南张楼村的村貌很清晰，共4个功能区。”袁祥生是当时南张楼村的党支部书记、该项目的中方经理，他指着全部为德语说明的全村规划图描述说：“村南边是已有50多家企业的工业区，村东是大田区，村北是文化教育区，村子中心地带则是生活区。”

袁祥生介绍说，现在村里大部分农民所住的房子，结构和功能基本都与城里的一样，如卧室与客厅分设、室内卫生间以及有沐浴设施等。村子里的超市、网吧、美发店、饭馆、加油站、摩托车销售部……凡是村民们有需要的商品与服务，村民们基本不用出村。

文化的碰撞

说起20年来和德国人打交道的感觉，袁祥生说了一句话：“我整天和他们翻脸。”村民袁崇勇则说：“他们适合中国的，我们能接受，他们太超前的，我们就不能接受。”

袁祥生说，单为房子的事就和德国人不知道打了多少次架。如南张楼村的村口矗立着两排颇有气派的欧式小洋楼，这在南张楼村是财富的象征，但德国人一见，就指责为“建筑垃圾”，说中国农村就应该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房子。

“在他们眼里，中国北方农村就该是青砖小瓦，典型的四合院形式。”事后，袁祥生又是生气又是佩服地总结道：“他们比咱们还‘中国’，咱们比外国人还开放。”

与德国人“打架”的除了袁祥生还有山东师范大学的张林泉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可持续发展，所以项目开始之初，他作为中方代表与巴伐利亚州的土地整理司司长马格尔教授坐上了同一谈判桌。

中德两位教授之间当年的那场激辩被人们看成是中德文化的一次正面交锋。

“农民原来的厕所建在户外不是挺好的吗？”马格尔问。

“他们刚刚享受到厕所建在屋里的方便，怎么能想象让他们主动去追求返璞归真的自然状态？”张林泉回答。

“农民有了钱为什么要学城里人？” 马格尔不解地问。

“他们早已形成了固有的观念：城里的一切都比农村先进。城市里的东西就是农村自动仿效的方向。”

张教授认为，德国人提出的“土地整理”这个概念，在中国和德国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德国的着眼点在于农村发展，工作对象是人，土地是被作为发展载体来看待的；而中国的“土地整理”，目前更接近于农业资源的整合、土地生态平衡的维护，目的还只在于搞好农田水利，增加耕地面积，最多是提高耕地质量，工作对象纯粹是土地。

试验没有终结

如今，这场试验看得见的是这样一些变化：

兴建了80多个企业，农民工作模式改变：农业生产成为副业，而企业生产成为正式职业，好多企业还为农民工买了养老、医疗保险；农民收入提高，成功地留住了人，项目实施前该村居民4000人，目前还是4000人；居民生活方式改善，基础生活设施完全脱离了农村氛围，人们生活在准城市化规划的大范围内。用村里年轻人的话说，他们想不出城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南张楼没有。

是否可以据此断定，试验成功了？中德方面专家的共同认知是：“巴伐利亚经验”在南张楼村部分地达到了最初的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德国经验与中国现实互相作用又互相妥协的一个结合体。无论尴尬多些还是收益多些，这是中国人为“三农”命题求解的一次独特实践，南张楼的意义更是超越了这个4000人的村落本身。

袁祥生曾问过项目的德方代表，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试验？得到的回答是：“改造一个农村是几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