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圣乡快速转变的原因是: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农民利益——可持续发展的土地流转政策

三圣乡的创新

文／郎 杰

2007年6月7日，国家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城乡统筹的意义在于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三圣乡就是成都“统筹城乡综合经济改革试点镇、乡”之一，乡街道办党工委书记李旭的桌子上放着的厚厚一叠“国家4A级森林公园”资料。“这里，我们要修一个跑马场，这里，是一个占地2000多亩的高尔夫球场，这里是成都市最高档的私家会所。”李旭站在蓝图前指点江山。

要建跑马场、高尔夫球场和私家会所，都需要农民转让土地，但土地流让之后，如何平衡村集体经济、投资者和农民的三方利益，是“城乡统筹”面临的典型难题。“打造现在的三圣乡我们用了3年多的时间，打造新三圣，我们计划用5年。”李旭说，他正准备报批他们的规划。

典型性难题

5年前，三圣乡还被成都人称为“外八乡”，这个称呼就像上海人说的“下只角”。

在成都市打造的所有“统筹城乡综合经济改革试点镇、乡”序列里，人多地少的三圣乡离成都最近：只有7公里。现在，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持续推进，三圣乡从外观上看，已经和成都市的街景无异，让到访的游客有恍如行走在西湖的柳堤莺岸这样的幻觉。

促使三圣乡快速转变的原因是：最大程度上保证农民利益——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土地流转政策。

“三圣乡模式”和分处于邛崃、温江、双流、郫县等处的其他“统筹城乡”模式不同：地处成都“城市通风口”位置，所以进行了整体规划，三圣乡的土地只能发展现代农业，不能搞建设性开发，以免高楼林立带来“通风堵塞”。

“因为搞了几年的旅游项目，城市周边的土地价格已经从2000年的25万1亩飙升到了2007年6月份的705万1亩。这对于我们来讲，不能说没有诱惑。”李旭说，“但是，既然不能搞房地产开发，唯一的评价标准就是要把农民的后续保障做好。”

但是，土地流转之后，建立起有效的机制平衡村集体经济、投资者和农民的三方利益，并非易事。

村民的忧虑

三圣乡红砂村民胡登林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张折起来藏在被褥之下的“土地转让协议”，这是2003年前后他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

最重要的是土地转让价格和土地权属的变更：甲方付给乙方的土地补偿费用(土地租金)每亩每年按田1000元整、地800元整给付，以后每5年增加200元/亩，每年12月底之前付清该年度的土地补偿费用；若遇国家或集体统一规划用地，租用地的地面建筑、作物及设施赔偿费用归甲方所有。

“猪肉都涨价了，土地的补偿费不是也应该涨得多些才是吗？”胡登林觉得自己当初出租的价格有些低了。除了猪肉的价格上涨，三圣乡周边的卓锦城、蓝谷底的房价都已经达到了3500-4000元/平方米的售价。

好在胡登林把前几年盖的小楼，以3万元/年的价格出租给了外地的老板，用来搞“农家乐”经营。

胡现在是原先的邻居杨春霞的房客。胡登林的屋子里布置得很简陋，只有一台电视一张床。杨春霞每月收取300块的房租。

和村里其他将土地和房屋出租的村民一样，胡登林每年收入大约3万多：土地出租（1.15亩田地收入为1380元／年）、3万元的房屋租金、自己打工的收入（胡自己买了辆农用三轮，用来拉游客，如果到农家乐打工，月收入约为500元）。

土地是农民所有收入的根本来源，所以用何种方式产生最大并且长久的效益，同时维持土地的产权性质不变显得至关重要。三圣乡政府的具体做法是：对农地土地出让权的转让协议，规定时间不等，并设上限（国家规定为30年）。使用年限满期以后，原则上政府对于甲乙双方的租赁关系是农民自愿流转给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再由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市场方再次流转。农民流转了土地，但是土地经营权并没有丧失。农民可以把土地经营权折算入股，每5年递增10%，可以通过分红来取得回报。

对于投资方的固定资产的投入，用折旧折抵。如遇拆迁，承包时间满了，资产归集体经济组织;如时间没满，那么残址归农民所有，其他的补偿谁投资谁收益。

照这样的机制安排，一切在自愿和平衡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进行。

探索才刚开始

但是，新的问题产生了，按照这样的制度安排，从逻辑上推断，还是存在着体制上的漏洞，那就是：是否有人利用这一土地政策，囤积土地，等待拆迁，牟取暴利?

三圣乡的乡民对此情绪复杂：当地有家叫“遁仙林”的企业就是村民们议论的热点，这家企业是在1992年进驻三圣乡的园林企业，因为2004年乡政府规划道路时征用了土地，房屋被拆迁，获赔200多万。

“遁仙林获赔200多万主要还是对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这件事情只能说是一种巧合，获赔方没有牟利的预期。”三圣乡街道党委书记李旭解释道，“现在的三圣乡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工商业投资者囤积土地没有用，成都市的整体规划限制了我们这里只能搞农业产业化项目。不允许搞开发建设。在每一位投资者进入的时候，我们都有投资评估机制，必须要带动农民增收的项目才能进入。”

但是，从乡间传闻里，还是能感到农民心思的波动。

先是从渴求温饱、抵御风险的角度出发考虑，村民们同意了村集体开出的土地租让价码，并且签订了十年到几十年不等的土地出让合同，一部分农民出租了自己的房产配合乡政府的观光农业的规划部署;但是，成都房价高企、包括猪肉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等等因素又开始让他们心慌。看到租用自己房子的浙江、福建或者成都本地的老板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一些村民心里又产生新的不平衡。

“应该认识清楚，发展城市不单是城里人的利益，也包括农民的利益在内。成都经验最好的地方，就是努力寻找一个减少利益冲突、增加利益互补的办法。”经济学家周其仁在2007年6月底在成都召开的全国经济50人会议上这么说道。

客观地说，三圣乡的创新模式做为阶段性的成果已受到来自各个层面的肯定，下一步，是必须在机制的完善上再行探索。

浙江滕头村入选首批“世界十佳和谐乡村”。这个村子宁可发展的步子慢一点，也不去做速成致富梦。

滕头村的和谐

文／本刊记者 华少君

63岁的吕文广老人每天的工作是在滕头村的小广场上喂鸽子，只要他大呼一声“来吧”，上百只白鸽就会从四周的树林里飞拢过来，等他喂食。这已经成为滕头村一景，许多游客都喜欢与他合影。

吕文广原是滕头村邻村的农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养小动物。2001年，滕头开始做生态旅游项目，把他请来做动物饲养员。吕文广认为自己谋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一来自己的确喜欢小动物，二来滕头村还给他和家人分了一套90多平米的公寓。几年来，老吕把村子里的野鸭、鸽子、孔雀、松鼠都照顾的很好，他自己也乐在其中。

入选世界十佳

滕头村是浙江省奉化市的一个小村庄。

滕头村村委书记傅企平这样介绍自己的村子：在全国的农村里面，经济发展有比滕头强的，风光景色有比滕头好的，滕头的特色是产业与业态、人与自然、人与人如此和谐相处、和谐发展。

2007年6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确定以GDP、就学率、就业率、犯罪率、绿化率、空气质量、人均寿命和幸福指数等8大指标，对全球1200个乡村进行评估论证，最终评出中国的滕头村、巴西的依哥中心村等10个村庄为首批“世界十佳和谐乡村”。傅企平也被授予“2007世界和谐贡献人物”，入选人数全球也只有10名。

评审委员会给滕头村的评语是：公共服务与管理上的创新，对生态保护的超前意识与极强的社会责任心，一个有鲜明特色，在环境、工业化和科技普及综合发展的中国村庄。

滕头村干部的名片与众不同，都是绿色的，目的是提醒每个人不要忘记环保。上世纪90年代，滕头村成立了中国最早的乡村级环保机构——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会对引进的有污染的项目实行一票否决制度，目前已经否决了46个效益可观、有可能污染环境的项目。”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傅德明说。

“在很多地方还不重视环保的时候，我们就在村里实施了雨污分流的工程”，傅企平说，“滕头村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此也没有走过弯路。我们的理念是，宁可发展的步子慢一点，也不去做‘速成致富梦’。”

58岁的林祥德是滕头的绿化人员，对于村里的生态环境，他深知来之不易。“景区的一草一木都是我们搞起来的”，过去，要是看见有人扔烟头，他会直接上去劝阻或者自己捡起来。“现在村民都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不过有时有的游客，还是乱扔东西。”早在1982年，村里就通过村民大会的讨论，制定了村规民约，规范村民的行为，1995年又开展了“五好家庭”创建活动，制定了“滕头文明规则”。如今外村人入户滕头，也必须遵守此规则。生活一段时间，就会迅速被“同化”，养成好的卫生习惯。

种出来的风景

一些外国朋友问傅企平：这样漂亮的村庄，如何办企业？傅企平回答：把工业企业全部都搬进工业园区，让企业生产和人居生活相分离。滕头村现有60多家企业，已进驻工业经济园的有40多家。

村里开发了农家风情生态旅游区，建成植物工厂、花卉基地。这些种出来的风景，每年要接待70多万名国内外游客，门票收入要超过1000万元。

靠工业和三产富裕起来的滕头村没有忘记农业，但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中国传统农耕业，已经看不见踪影，为数不多的农具已经被收藏在滕头公园的农家博物馆里，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级科技生态农业示范园区。100亩现代化的钢架大棚里，庄稼都是种在试管里，农民不再带着草帽而是穿着白大褂，产品销往法国、荷兰等国家。

51岁的村民傅杏坤的丈夫就在农业示范区里工作，他们一家原来在临近的奉化市开了一个小餐馆，随着村子的发展，他们把餐馆关了，回到村里生活。傅杏坤的丈夫、儿子、儿媳都在村里的企业上班，家庭年收入在20万左右。

几年前，他们家花了17万元在村里买下一栋300多平米的双层别墅，傅杏坤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很多城里人都羡慕我们，我没什么后顾之忧了，看病村里给报销，孩子上学都免费，上大学有奖学金，年岁大的还有养老金。能有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不知足？”

都有发言权

两年前，同滕头相邻的奉化市有一栋1000多平方米的中国明清时代风格的老住宅要转让，如果要买下这栋住宅，需要花费70多万人民币。由于涉及滕头的公共资金，傅企平把18名村民小组长召集起来讨论，要求这些小组长挨家挨户的询问每个村民的意见，在征得大多数村民同意后，村里把老宅子买下来，建成一个旅游景点。

“这件事在我们村不奇怪，一件事情做不做，不是由村党委和村委会自己说了算的，在决定以前，每个村民都有平等的发言权。”59岁的村民张挺方说。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广大农村就推行了以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全面倡导农村事务管理公共参与机制，这种民主管理机制在滕头村得到实践。

林祥德回忆，前些年村里要盖一批小康住宅。为避免决策失误，造成大的损失，村里第一批只盖了6套样板间，征求全村村民的意见。“当时有不少人提意见认为，村里小户家庭较多，而这6套房子面积过大，应当适当减少面积”，林祥德说，后来村里造的住宅，在总套数、单套面积、价格等方面，全部都由村民决定。现在滕头村最漂亮的126栋建筑，就是这样产生的。

村委副书记刘松江说，村里有健全的公众管理参与机制，村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很高。有村民指出，滕头路边的电线杆很不美观，能否把电线埋到地下。这个建议经论证认为可行，村里很快实施了农村无杆化电力改造。

中国著名的作家贾平凹参观滕头后问：你们村的当家人是怎么产生的？

村民回答：“公平竞争，谁干得好就让谁干。”

在滕头，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没有特权和特殊人。傅企平的前任傅嘉良任职期间，带着全村获得“全球生态500佳”称号，风光无限，但是他的妻子只是村里的生猪饲养员，一直工作到退休。傅企平等村干部，也都只是“义工”，从不从村里领一分钱，傅企平身兼滕头村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他通过企业经营获得酬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