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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访谈
农村改革与农业发展
文/本刊记者 张 桦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农村改革30年的过程,参与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指导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内的多个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被认为是中国著名的农业与农村政策问题专家,对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有独到见解。
前不久,他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
三大阶段
陈锡文说,30年来农村改革,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农村内部,改革了过去人民公社的经营体制,标志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给农民充分的自主权,让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市场的需求去发展生产,去选择自己愿意干的职业。这些都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一阶段是在改革最初的1978年到80年代中后期。
之后,进入第二个阶段,在农产品的供给丰富之后,国家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实行计划收购和销售,这个阶段主要是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标志是在寻求、培育市场机制。
到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又进入第三个阶段。在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总书记在城乡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方略,即“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使农村的改革和城市紧密地融合起来。这个阶段就是要从根本上去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关系,建立新的统筹城乡发展机制。
用数据说明成就
陈锡文认为,30年的改革开放给农业农村带来很大的变化,给农民带来很多的实惠,也使整个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发展有了比较雄厚的基础。他用一系列数据来说明他的观点:
首先,解决了农民的温饱和整个国家的温饱问题。中国粮食总产量,在1978年改革之前是6000多亿斤,2007年是10030亿斤,30年增产60%以上,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改革使农民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全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978年是人民币134元,2007年达到4140元。
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农民,从改革开放之前的2.5亿人减少到2007年底的不足1500万人。从2007年开始,国家还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农民的生活比过去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大概80%的农民家里有彩电,通讯条件跟过去也有非常大的不同。
针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如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到2007年,全国农村县以下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孩子共有1.48亿,有7亿多农民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对全球经济的贡献
陈锡文认为,中国对全球重要农产品的市场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说,中国人口占全球1/5,中国基本不在吃饭问题上给全球经济带来困难和压力,这就是贡献。2007年,中国是净出口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国际粮价的飙升中没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而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陈锡文也看到了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一是对投入问题的认识。现在很多农民出于对经济收益的考虑,还是觉得工业投入越多越好,比如说化肥,很多国家控制化肥,很重要的一点是出于环保的考虑。
二是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方面。建国50多年来,国家已经建立了从省市到县乡的完整的农业科研体系,国际上很少有国家能建立我们这样的农业完整体系。但是,在科研、推广和农业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
三是农民本身。全国农民人均受教育的年限是8年左右,最近公布的数字,农民文化程度达到大专以上的只有0.2%。
当然,这些差距,从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农业还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
必须有中国特色
对于中国农业的未来发展,陈锡文认为,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要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目标已经十分清晰,发展农业现代化,是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如何走出中国特色之路,陈锡文认为,要继续发扬中国重视农田水利的基础设施建设、精耕细作、提高土地产出率等好的传统,同时还要接受现代科技知识。
中央在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同时,也提出了对农民的要求,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是和现代农业相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要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的教育水平,让农民能够掌握更多的现代化农业技能、生产技能等,逐步培养新型农民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发展中国的现代农业。
陈锡文对农业的未来很有信心。他说,中国现在有很多农产品,单位面积生产量居于世界前列。如果通过各种手段,教育、培育新型农民,再促进农业科技不断进步,通过专项农田的水利设施等等改善农村农业的生产条件,农业水平还会不断提高的。
世界银行关注中国农村发展经验
文/本刊记者 张 桦
一直以来,世界银行在帮助中国农村扶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探索也引起世行关注。其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杜大伟认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推动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该处农村发展部主任苏沙蕊认为,人们对中国经验非常重视。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杜大伟说,国际社会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即从1990年到2015年把世界贫困率降低一半,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达成这个目标,为实现全球目标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苏沙蕊表示,世行与中国已经形成一种互动关系,不再是过去单纯地把其他国家的经验引进到中国,而是在了解和搜集中国的经验传授给其他国家,很多国家不断地要求介绍中国农村的发展经验。
变化令人惊喜
苏沙蕊说,30年前,中国的农业在计划经济体系下曾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农业投入不足、农业生产是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相对低效等等。
到了70年代末,中国农村实施改革,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农民和生产单位可以自己购买一些生产资料的投入品,农民也可以根据当地市场的需求安排生产。
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政府鼓励农民进行多元化生产经营,取消了城市的粮食配给制度、固定的收购价格。农民不仅生产粮食,还可以种植蔬菜、果树,养殖家禽等,完全可以自主选择生产产品。
中国在农业领域取得的技术进步,如杂交水稻在世界范围有很大影响。中国农产品的进出口基本上实现了平衡,农产品的出口成为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
“中国农民生活的变化令人惊喜。”苏沙蕊讲起2007年7月在江西赣州遇到的一对刚从深圳度假回来的农民夫妇,“这可是农民去度假!而且这并不是我看到的惟一的一家。”她说,如果一年前,自己还会认为农民都是低收入群体,但自从遇到这个农民以后,她看到农民步入中等收入的可能,“如果能找到正确的方式和途径,能够帮助农民成为中等收入的阶层的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就更容易实现了。”
支持中国农村发展
杜大伟说,中国的农业发展令人印象非常深刻。近年来,整个农业增加值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非常突出。然而,中国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农民有9亿多,让这些农民靠农业生产来拥有良好收入是不可能的。所以促进农村部分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到城市里的农民可以通过从事服务业和工业获得较高的收入。留在农村的农民可以获得更多的户均土地和较大规模的耕地。
杜大伟认为,中国农业要继续快速发展,最好把部分土地从粮食生产转向较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如种植果树和花卉等,这样农民的生活就可以逐步得到改善。世界银行在支持这种转变方面有一些非常成功的项目。
2008年世行新批准或者刚刚启动的项目中,有一个项目是帮助农村人口在向城市转移中,掌握到城市打工所需要的技术。因为据世界银行预测,在未来15年,中国将有约2亿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积极应对全球化
文/本刊记者 张 桦
中国从2001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至今已进入第七个年头。很多人关心,中国农业在全球化进程中能否找准自己的发展定位,面临着怎样的未来?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程国强研究员,他在1997年9月至2001年11月期间担任中国加入WTO代表团农业谈判专家组组长。
融入世贸体系
程国强毫不讳言,当年中国加入WTO时,曾有不少人为中国的农业担忧。但是,加入WTO以来,中国农业表现不俗,农产品增产前所未有,其中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成为农业的新亮点,化解了上游供给过剩的压力。而农民就业问题,由于进城务工的渠道逐渐畅通,几年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到了城市。现在看来,入世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比较平稳。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农业已经全面进入对外开放的新阶段。比较突出的特点是,这几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年均递增14.1%,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而农产品进口增速更快,据海关统计是年均增长率高达22%。这显示出,中国农业全面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基本趋势,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参与全球农业资源与市场的分配,并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如今,中国不仅是继美国、欧盟、加拿大、巴西之后的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也是继欧盟、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四大农产品进口市场。今后5-10年,在进一步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中国农产品出口仍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需要进口的阶段
如何看待农产品进口对中国农业的影响,程国强强调,这是战略问题,要从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角度来观察。他认为在保护国内市场稳定和农民利益情况下,通过进口国外农产品,可以缓解中国资源的不足。
程国强说,近几年原料性、资源性农产品进口增加较多较快,其中有市场开放较早的大豆,也有纳入进口关税配额保护的棉花、植物油、羊毛等,这是从中国耕地和水资源短缺现状出发,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的战略选择。
此外,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增加,除市场开放外,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已发展到需要增加农产品进口的阶段。
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产品出口较快,而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则需要大量进口农产品,就会出现巨额的农产品贸易逆差。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用全球眼光谋划未来
“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应善用全球战略眼光谋划我国农业的发展之路,”程国强说。
他指出,一要建立起稳定的多元化的全球供应链,制定长期规划,合理安排进口规模和节奏;二要加强市场风险防范与管理,有效保护国内农业产业安全,如要抓紧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善用WTO农业规则,充分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建立应对国外农业高额补贴的应急机制等。
同时,更要借鉴国际经验,建立相应的行业组织和协会并推动其发展,对非国有贸易范围的粮食、植物油以及大豆等粮油产品进口,实行“业必归会”制度。
再则,政府应积极参与WTO多哈谈判,进一步开展区域和双边贸易谈判,全面提升中国作为世界农业大国的谈判能力,促进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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